漢學研究中心於2023年6月28日下午舉辦寰宇漢學學友講座，邀請本中心學友美國古徹學院歷史學副教授戴維理（Evan Dawley），及本年度獎助訪問學人瑞士弗里堡大學高級研究員安伺堂（Lorenzo Andolfatto）主講。

第一場由戴維理教授演講「殖民地臺灣的民族形成（1880s-1950s）：《成為臺灣人》出版之後的省思」，並邀請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羅士傑副教授主持。研究臺灣人認同的學術成果，大多將目光集中在1987年解嚴以後出現的社會和政治運動。然而，日據時代與光復初期才是創造臺灣人認同的第一個重要時刻。在此期間，臺灣高速擴張和發展的城市中心成為建立新認同的熔爐。在城市的背景下，尤其是在北臺灣的重要港口城市基隆，來自中國東南沿海的移民後代，面對日本殖民統治帶來的新機構和環境，他們集體創造了新的地方、族群和國家認同。這些認同又被1945年所謂的回歸中國主權統治所加強。

本場次講者討論基隆當地的民族形成過程，這在其專著《成為臺灣人：殖民城市基隆下的民族形成（1880s-1950s）》已有所審視。講者進一步檢視本地人與日本菁英如何一起創造在地的城市認同，特別重視所謂的本島人之社會組織、宗教機構和節慶、福利領域以創立新的民族意識，並反抗日本和中國之國家認同強行置入。

第二場由安伺堂教授演講「在自然與國家之間：論臺灣國家公園的文化政治」，並邀請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宋秉明教授主持。國家公園是一個現代機構，其歷史與民族國家的歷史緊密交織。根據臺灣1972年《國家公園法》的第六條，國家公園「具有重要之文化資產及史蹟，其自然及人文環境富有文化教育意義，足以培育國民情操，需由國家長期保存者」。換句話說，國家公園該體現國家的「國體」，代表「國粹」而培養國家認同。不過，自然是自然而已：公園內的自然與公園外的自然沒有質性或定性的差異。那麼，國家公園本來是什麼？如果我們同意法規的定義，公園如何被賜予「國粹」，如何傳達「文化意義」而「培育國民情操」？終究，國家公園是帶有政治性的場所；成立國家公園是個帶有政治性的行為；國家公園不一定是公園之內包括的自然、風景等等，而是所有那些被社會或政府用來劃定公園的做法，表明公園具有特殊意義。從這個觀點來說，本演講闡明國家公園在塑造臺灣國家認同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本日兩場講座吸引將近60位聽眾前來，多位國內外的研究生踴躍參與並提問。兩位主持人亦表現稱職，充分表達其評論意見，現場充滿了學術交流的氣氛。會後亦有許多聽眾手持《成為臺灣人：殖民城市基隆下的民族形成（1880s-1950s）》一書請作者戴維理教授簽名留念，盛況空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