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史上中央與地方的關係討論會紀要
──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五屆討論會
Seminar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entral and Regional Forces in Chinese
History
──The Fifth Symposium on Special Topics in the History of the R.O.C.
陳 憶 華 (I-Hwa Chen)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壹 會議緣起
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是歷來牽動政局演變的關鍵因素，始終都有談不完的悲歡離合的話題。兩者之間一直存在著不安定性，在任何時代，不同時期，常因權力、利益、資源分配及主、被動關係等，造成矛盾對立與糾葛不清，但亦有協和一致者。中國因疆域遼闊，國內分許多地區、省分、村落、市鎮，各地又有不同之族群、文化、方言、民俗、宗教等，因此中央與地方彼此間互動的關係，問題的釐清為專家學者觀察、探究的重點。
國史館自民國八十年起，每兩年舉辦一次中華民國史專題討論會，本次賡續一、二、三、四屆討論會的基礎，以「國史上中央與地方的關係」為中心主題來擴大舉辦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五屆討論會，廣邀海內外專家學者撰寫論文，於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假臺北市中山南路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隆重揭幕，會期三天，會中宣讀論文共計69篇，計有專程來自美加、歐洲及港澳地區，也有來自國內各學術機構、大專院校、民間的研究者，出席總人數約三百七十餘人，盛況空前。是國史館主辦類似討論會中，規模最大的一次。
討論會於十六日上午九時在國史館潘館長振球主持下舉行開幕式，潘館長在致詞時指出：「由衷感謝中國歷史學會、中國近代史學會暨國家圖書館的協辦，相信在大家豐厚的學養與共同努力下，這次討論會的收穫一定是非常豐碩而有價值的。希望由各位廣泛的討論及交換意見，能集思廣義，精益求精，最後彙總成論文集，為國史留下見證。至於大會籌劃未盡理想的地方，則請各位原諒，並隨時批評指教。」
李總統登輝先生因公務繁忙，特別頒贈書面賀詞致本會，賀詞中表示：「中華民族是一個追求中央與地方權利義務均衡的民族，是一個兼容各種方言而有共同文字的民族，是一個尊重各民族風情與宗教信仰異中求同的民族，更是一個重視地區發展特色又富世界觀、大同觀的民族，正因為富有如此高度發展的文化，才能兼容並蓄、調和彼此間的差異。」總統特別呼籲：「國人經營大臺灣，建立新中原，要以立足臺灣，放眼天下的胸懷，肩負起傳承中華文化的使命，為中華民族開創一個更加璀燦輝煌的新紀元。」
九時二十分舉行專題講演，邀請中央研究院院士許倬雲先生以本次討論會的中心主題「國史上中央與地方的關係」發表講演，主要內容分為：「一、影響中央/地方關係的網路系統──道路系統、經濟網路、人文差異。二、行政系統的結構問題──三級制與二級制、垂直層級系統與橫向聯接系統、次級系統的結構。三、人文因素與群體結合──察舉科第、社會落差、國家與社會之間。四、經濟網路──小農市場經濟網路、內在變化與調節、外來影響的後果。五、結論──系統上的封閉型態與三重網路重疊的平衡、近代以後的改變等，其精闢的見解、獨到的分析，全場均仔細聆聽。
在這次討論會上，共有六十九位學者專家分十場次發表論文，大體可以分成上古史、中古史、近世史、近現代史四組，其中上古史組指上古至秦漢時代，中古史組指魏晉南北朝至隋唐五代，近世史組指宋遼金元至明清，近現代史組指鴉片戰爭以後。所有的論文，在內容上，則可以概括的分成政治、軍事、財經、文教、司法邊疆、氏族等類，篇篇都是精闢分析與研究的成果。
貳 會議內容
十二月十六日
第一場討論會：第一組 主席：管東貴
戴晉新〈周代的王室史官與諸侯史官〉：本文在前人奠定的研究基礎上，結合傳統文獻與金文資料，分別從官名、職掌與組織三方面觀察周代王室史官與諸侯史官的異同，說明諸侯史官雖源自王官，但體制規模仍有差異；且隨著時代變動，部分個別史官的名稱、職掌也有異動；王室史官的組織複雜，諸侯史官的組織則尚不明朗。
羅獨修〈從春秋、三傳看周人治術〉：本文分析春秋經傳，以觀周人綱紀天下之治術。其治術約分五端： 勢治：整個態勢是本大末小、內重外輕、層層節制、以大制小、以合制分及行不測之恩威。勢治之理論又分政治、軍事、宗族、地理形勢之勢治。 名治：以名責實，採賜命、賜盟方式，加強彼此間之契約關係。 命卿與史官：為對地方諸侯能瞭如指掌，加強對地方之控制，特設本職。 內外相維，包括政治、軍事上、民族上及異姓諸侯連姻之內外扶持支撐。 認同：周人以認同之民族思想強化諸姬、諸姬之婚姻國、華夏諸國之團結。周公藉以上之治術安邦定國，使周室危而復安，開創其八百年之基業。
第一場討論會：第二組 主席：陳捷先
吳志鏗〈胡林翼與晚清督撫權力之擴大〉：對晚清督撫權力之擴大的現象，歷來學者有許多不同的解釋，大致可歸納為「地方擴權論」「地方主義論」「官僚體制論」以及擴權不足等觀點。由於問題牽涉層面太廣，本文擬以胡林翼為題，敘述他早期的平亂與治軍經驗，並探討其在湖北巡撫任內的作為，從而發掘胡林翼權力擴大的原因，及其擴權的本質，以檢驗前人討論與解釋的適用性。
黃富三〈從劉銘傳開山撫番政策看清廷、地方官、士紳的互動〉：原住民問題是清朝治臺的一大難題，無論剿撫均不易收效，作者即在此架構上，探討清季劉銘傳推動開山撫番政策的緣由。開山撫番政策肇始於沈葆禎，然實施十餘年，成效不彰。光緒十一年中法北臺之役後，劉銘傳再度積極執行開山撫番政策，提出不增一兵、一餉之策，此即他與林朝棟、林維源擬出之「官紳合作型」政策，臺紳因掌有撫墾大權，利害攸關，乃全力執行，劉銘傳藉紳民之力，將統治權深入山區，為官庫創造利源。
第一場討論會：第三組 主席：呂芳上
林文仁：〈派系因素下的北洋與中央關係（1885- 1894）〉：本文以晚清自太平軍之役後崛起而成為清廷國防武力依恃之淮系，及其領袖李鴻章控制下的北洋，與中央之關係為觀察核心，並以1885至1894之十年間為重點，由甲申易樞後之派系升沈為切入點，提出牽動淮系北洋與中央關係之人事面思考，及北洋與醇系、南派與帝后三者之互動為範疇。期稍窺影響中央與地方關係變化因素之多元面貌。
張世瑛：〈陳炯明的政治思想──大中國主義與地方主義之爭的再認識〉：陳炯明是民國史上備受爭議性的人物，本篇深入探討他對無政府主義的認識、對聯省自治的主張和對革命及黨的看法，並追溯其思想啟蒙、歷程與轉變。在護法時期，陳炯明是革命黨內的第一號實力派人物，並成為廣東政局的實際主宰者，自六一六事變後，卻轉折為謀害領袖、大奸巨惡的革命罪人。近年海峽兩岸的歷史學者，不單以二分法區別人的好壞，已站在一個更寬廣的角度，思索近代中國的革命道路。
第二場討論會：第一組 主席：高明士
宋德喜、張文杰〈五涼時期的河西文化與河西大姓〉：本文旨在探討河西大姓與河西文化形成的關係，間接地呈現出分裂與統一時代，中央與地方關係對文教發展的影響。河西大姓指的是河西地區的大家族，漢晉之際河西士人趨向中央的發展，強化了家族地方勢力的穩固，也提高本身的知名度與學術涵養，並使得家族的家學、家風有了開展和傳承的機會。五涼河西文化的形成原因，包括了五涼統治者的倡行、書籍的流通以及私人講學風氣盛行等原因有關；惟實質上在分裂的亂世，河西大姓人物從中央回到地方，文化的傳統因此在地方上紮根，河西大姓是五涼政權的基礎，也是河西文化的主要推動者。
窪添慶文〈北魏的都督──從軍事面看中央與地方〉：北魏在太武帝以後，也和晉南朝一樣，擁有數州都督權的州刺史（州都督）和相當為征討而臨時組編的軍隊指揮的都督（征討都督），幾乎囊括所有的軍事活動。活動終了後即解任的限制，征討都督易受到中央的統制。對為臨時應變的州都督則不易統制，得以避免都督權力膨漲的現象。各種都督除了作為部隊指揮官的特性之外，也帶有官職和一定等級的將軍號，都督的武官性質此後便越來越顯著。
第二場討論會：第二組 主席：林能士
李道緝、胡春惠〈袁世凱總統時代的中央與地方關係〉：從辛亥革命到民國建立，中國政治的發展方向是由中央集權走向地方分權。隨著內憂外患的侵凌，政治上產生一股澎湃的、要求國家富強的訴求，推動政治走向強有力的統一集權政府，袁世凱在這股力量支持下，以維持國家統一的大名分，著手強化中央政府權力，展現了近代中國難得一見的大一統局面。但當袁氏走向帝制時，使他再蹈清末假集權之名，行專制獨裁之實的覆轍，而為地方「獨立」所傾覆！
張 力〈航向中央：閩系海軍的發展與蛻變〉：近代中國海軍萌芽於清季自強運動初期的福建省。1867年船政學堂招生，是為近代中國第一所海軍學校。更是近代中國海軍軍官的搖籃。1886年閩浙總督左宗棠奏請設立福州船政局，在船政局內附設學堂，招收學生，後更名為福州海軍學校，1931年12月又改稱海軍學校，位於馬尾，該校出身者具深厚影響力，加以民國成立後不久，地方割據的情勢逐漸形成，依附不同軍系的海軍也形成了派系。此一系統看似地方武力，實際卻是民國以來至抗戰結束時「中央海軍」的代表。本文即針對閩系海軍之形成、發展與蛻變，作一探討。
第二場討論會：第三組 主席：李東華
陳君愷〈北宋地方世襲政權府州折氏與中央政府關係初探〉：本篇以五代以降府州折氏與中央政府的互動關係為中心，探討此一特殊體制能長期存在於北宋，實肇因於折氏巧妙的運用政治策略，在當時的大環境中，以審慎應對中央政府的方式，確保此一世襲體制，並竭力維持其特殊行政司法權力的行使。終使得府州折氏被視為北宋蕃族內附的典範。
遲景德〈宋神宗、王安石與新法異議地方官員〉：旨在探討異議地方官員對新法的行為模式為中心研題。結構上，除前言、結論外，分成六部分：（一）神宗起用王安石，（二）變法使友朋變為異議者，（三）異議地方官員類型分析——元老重臣外任者，（四）異議地方官員類型分析——中央官員外任者，（五）異議地方官員類型分析——一般地方官員，（六）神宗新舊兩用政策剖析。本文研究範圍自神宗即位，經熙寧、元豐而止於其崩逝。
王德毅〈由宋代強榦弱枝國策說到四川的獨特地位〉：宋太祖用溫情主義勸說諸大將釋出兵權，再以漸進的方式銷弱方鎮，確定了強榦弱枝的國策。為貫徹此政策，遂重用文人、打壓武將，造成宋代長期積弱不振。四川偏在西南邊陲，唐末以來出現兩個割據政權，又爆發叛變，宋廷認定蜀人喜亂易搖，便命長吏以不擾民為施政原則，又能留心文教，潛移默化，使蜀風大變，在宋統治三百多年期間沒有出現任何割據政權，是了不起的政治成就。
第三場討論會：第一組 主席：窪添慶文
劉健明〈從隋的施政論開皇十年江南的叛亂〉：依本文考析，隋文帝在平陳統一後，便致力加強對江南地區的控制。其不願在統一後仍然維持南北風俗文化各異的現象，於開皇九年四月壬戌便下詔要改變當時南方的政治及人倫倫理。五教的推行實由隋文帝主導，主要是灌輸效忠於隋朝的道理，因而受到江南人民的強烈抗拒。於是反隋的地方勢力傳出隋朝有意將江南豪族逼遷北上，令江南地區豪族人人自危，終爆發大規模的反隋叛亂。
高明士〈隋唐天下秩序與羈縻府州制度〉：隋唐對天下秩序的貢獻，在於致力完成一元化的政治秩序。尤其從禮的親疏原理建立秩序，令人注目的，當是唐代完成羈縻府州體制。此體制是內地州縣制度的延長，就天下秩序的地位言，羈縻府州屬內臣，內地州縣屬外臣。這種體制，兼顧官僚制與部族制，所以說是「外臣的內臣化」。羈縻府州的建立，使唐朝的國家疆域由正州邊界推廣至羈縻府州的邊境，盛世時形成貢輸不絕的盛況，其運用德、力以維持天下秩序，造就為禮、刑世界的典範。
任育才〈唐代國子監學官與地方官間之遷轉與影響〉：國子監為獨立的教育行政機關，肇始於隋，定型於唐。國子監屬清要機關，不隸屬於太常寺及理部，其長官為國子祭酒，次官為國子司業，均屬清望官；其選任之學官，多德高行潔、博學幹練之士。國子監學官之出任地方官者，皆能本其學養，以行仁恕之政，嘉惠百姓。而地方官遷轉國子監學官者，亦皆為勤政愛民之循吏，且具通經究史之才者，因這股清流新血的注入，促使國子監的學政和學風，得以更革與提振。
第三場討論會：第二組 主席：安克強
史瀚波（Brett Sheehan）〈The Persistence and Limits of Localism: Paper Money and State Power in Tianjin, 1916- 1937〉（地方主義之持續與限度：天津的紙幣與國家勢力）：本文以檢討四個金融危機時期對紙幣調控之競爭來說明錢幣、空間和勢力的動態關係是如何影響民國時期天津的中央與地方關係。四個金融危機是： 1916年銀行券兌白銀的備忘錄； 1921年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之擠兌； 1927年直隸省銀行之擠兌； 1934-37年白銀儲備危機。主要敘述兩個傾向，一是地方菁英因對中央權力的調控之競爭而有實際的限制，另一是地方菁英發現，長期而言，他們缺乏資源和擔當來有效地調控錢幣的供應。結論建議歷史家須重新思考貨幣經濟在中央與地方關係中的角色。
西村成雄〈論一九三○年代前半期中央──地方關係「政務委員會」模型〉：在本論文是把二十世紀前半期近代國民國家形成過程作為歷史認識的前提，從現實的政治空間擁有極端錯綜複雜的情況的角度出發，通過把國民黨西南黨部及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的設立和兩者同南京中央的政治關係相互對照來把握一九三○年代前半期中國政治中央和地方關係的實際狀態，由此闡明中國國民國家形成的特質。「政務委員會模型」是反映出了以「後發達地區的資本主義發展」為基盤的當地權力的地方政權化過程的制度。這無非是自來被南京中央作為「中央化」的過程而把握的實體。
第三場討論會：第三組 主席：安克強
梁庚堯〈宋代財政的中央集權趨向〉：旨在綜合學界已有成果，對宋代財政中央集權趨向的發展過程，作概略的敘述。此一趨向以宋神宗熙寧年間以後的新法施行期間為重要關鍵，說明宋朝中央政府對於地方租稅在支配上逐漸加強的經過，一方面地方增加不少徵斂的名目，另方面收入都由中央來控制。至南宋大量財源集中中央後地方政府的財政負擔愈來愈重，對地方行政產生了不良影響，所衍生的弊病，遂成為時人關注的重心。
黃寬重〈從地方武力的發展看南宋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演變〉：南宋期間，宋朝的立國形勢比北宋更為惡劣。宋廷為了鞏固國防，一方面以正規軍屯駐宋金邊境重鎮，另一方面則積極團結及組織沿邊的山水寨、民兵、茶商等自衛武力，使之協助正規軍作戰。作者多年來對地方武力的個案研究，擬從宋廷對地方武力的利用與控制二個層面，觀察地方武力的型態與性質，地方武力與中央關係的演變及地方武力的貢獻、限制與最後命運等幾個問題，藉以探究南宋政權的性質及中央與地方勢力的互動關係。
王明蓀〈論金代之行臺尚書省〉：行臺省屬於臨時性之任務編組，因特殊需要而設置，代表中央來指揮管理特定區域，其特色為具有靈活、緊急的隨機便宜之權。金初設汴京行臺省，行臺省權勢可與中央抗衡，掌控地方並左右朝政；中期世、章時，為對南宋戰爭與北方邊防亦曾短暫設置行臺省；晚金面對蒙古之強大壓力，又逐漸設置行臺省，惟其僅在朝廷命下行事，行省於管內，雖擁有承制便宜之權，掌管內軍、民之政，然無法影響朝政之事。
十二月十七日
第四場討論會：第一組 主席：陳鵬仁
楊維真〈從財政金融看國民政府時期地方與中央的關係：以雲南為中心的探討〉：在國民政府各地方勢力中，雲南由於地勢阻隔，僻處西南，其歷史發展一直異於內地各省，塑造了獨特的政治格局。本文擬以雲南為個案研究，探討國民政府時期其與中央關係的演變。然發展地方勢力必須植基於軍隊、財用、人才三項礎石之上。而三者之中，尤以財用為樞紐，蓋因其為養軍之憑藉，作者從財政金融方面入手，除探討雲南財政金融改革的成效外，並將剖析滇省與中央關係變化的根由。
李志剛〈從廣東連州教案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係〉：1905年廣東連州教案，可謂廣東晚清時期所發生最大的教案。使教案從民間的宗教層面，提升到國家的政治層面。既屬政治層面的處理，必然由中央政府透過外交的渠道去解決。以其時中國弱勢外交，祗能盡由美國魚肉。連州隸屬廣東省兩廣總督，是地方政府最高的權力所在，但以案情重大，又屬涉外事件，所以在整個連州教案的處理，惟中央政府外務部是命。「賠款」和「恤款」為廣東地方政府帶來極大的財政負擔。麻義士醫生可說是連州教案的罪魁禍首，而廣東地方政府則負擔無理且鉅大的賠償，肇因中央政府懦弱懼外所導致。
第四場討論會：第二組 主席：李國祁
汪榮祖〈從史學看中央與地方的關係 論國史的重新整合〉：本文主要討論兩方面的問題，一是何謂中央史觀及其產生的問題，所謂中央史觀就是以中央統籌史學，且以特定的史觀牢籠之；問題是因而忽略了民族與文化的多元性。二是如何重視地方史以補中央史觀之不足，地方史是一種專史，包含某時某地的社會經濟結構與日常生活，然須在整體的格局中研究，故又不能不注意中央與地方之間在史觀上的循環互動關係。國史從地方史入手，基礎才穩固；而地方史又須從國史的大格局中去理解。這兩方面問題的釐清，當有助於國史的重新整合並豐富其內容。
張玉法〈民國初年中央與地方關係：山東之例（1912-1916） 對《政府公報》中有關資料的初步分析〉：檢討山東與中央的協和一致性，可以從制度、人事和政治運作等方面分析，這方面的資料，以《政府公報》所刊布者為最多。本文即依據《政府公報》中的資料，對有關問題加以分析。從中央的角度來看，中央制定地方制度，要求各省區統一執行；中央令派地方各級官吏、懲處地方各級官吏、並派各種人才至地方要求地方官任用。山東各級官員一般而言都是循規蹈距並力圖表現的。
第四場討論會：第三組 主席：戴國煇
朱德蘭〈日汪合作與廣東省政府關係一個側面的考察〉：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礎下，另參考學術界尚未充分利用的戰時日本企業的檔案資料，擬從日本的侵華戰爭與帝國總動員、日汪合作的展開、日佔廣東與治安維持委員會、汪政權與廣東省政府、廣東省政府的施政、日軍對廣東的經濟統制等項目來探討日汪合作政策的意義。根據分析，日汪雙方合作的動機與目的，日方並無誠意，汪方則是一廂情願，故不能促進中日兩國平等、互利互惠關係，其合作的過程與結果成為政治人物互相利用的一種宣傳口號。
朱浤源〈1949年臺灣的國家化運作〉： 1949年臺灣的國家化運作也是一個被迫。但因時代的重心轉移，再加上史所未有的大批智士能人在1949前後移住臺灣，這群人由蔣中正領導，積極整理舊體系，重建一個國家型態完整的政府在臺灣，這個不可否認的歷史事實，使臺灣的國家化運作非常明顯。中國政治的重建於臺灣，是首要工作，在這個工作之中，以黨、政、軍集合一體為最大特色，在這項運作當中，自以大陸人士為主體。臺灣本土人士的參與，則明顯處於輔佐的與配合的地位。於1949年在臺灣所產生的政治工程，證明了國家化不但是個事實，而且是必然的走向，一個睿智而不得不然的走向。
第五場討論會：第一組 主席：宋 晞
石蘭梅〈商鼎特徵與商代王權之探討〉：鼎在中國古代青銅時代裏的地位，顯然沒有任何其他的青銅器可與之比擬，鼎一直被視為合法政權的象徵物，甚至有反映具體的政權轉移而來的鼎遷故事。鼎的發展演變，又以商代為主。有關青銅鼎的鑄造與流傳的傳說，與中國古代早期國家形成過程中王權的發展，實有緊密的關聯。而中國古代王權的擴展與加強，又以商代為主要時期。學者討論商代王權的特質，多由卜辭著手。然仔細考察商代方鼎發展的特徵，似乎亦可提供觀察商代王權發展進程的若干線索。
秦照芬〈從卜辭看殷王朝與諸侯之關係〉：殷王朝政治的興衰，與諸侯之擁護與否有莫大的關係。殷代國家政體的性質為「宗族分封制」，殷王與其諸侯之間存在一些權利及義務的關係。本文即試圖從卜辭及文獻著手，分析殷王朝在分封制度之下，殷王主控的中央政權與其地方諸侯之間的互動情況。內容除前言、結論外共分為：（一）子姓諸侯與非子姓諸侯，（二）地方諸侯對殷王朝的輸誠，（三）討論殷王朝所分封的諸侯，透過何種方式向中央表示其忠誠。
第五場討論會：第二組 主席：張玉法
王正華〈蔣中正與東北易幟〉：本文藉重本館現存《蔣中正總統檔案》之《革命文獻》中《東北易幟》專卷，配合其他有相關記載的《大事略稿》、《困勉記》等資料，爬梳蔣中正與東北易幟的關係，探究易幟經過的原委，其中的困難和阻力。包括決定關外用政治談判和平解決的決策起，一再說服張學良易幟努力的嘗試，和張學良的直接交涉，全文分為一、前言；二、七月易幟的受阻；三、八月日本的施壓；四、雙十易幟的展延；五、十二月易幟的進行；六、結語。
葉振輝〈遷臺初期中央機關的組織調整〉：遷臺是指從1949年十二月九日，行政院開始在臺辦公，開首次院會以後，中央機關陸續在臺灣繼續運作而言，以迄1954年年底為止。本篇論文採用制度研究法和歷史研究法，蒐集政府公報、法規彙編資料，找出相關的組織法規，其次根據前後組織法的差異，分析組織調整的背景因素，略述其影響。
邵銘煌〈畸形中的畸形：汪精衛政權中的華北政務委員會〉：汪精衛政權於民國二十九年三月三十日在南京成立，汪政權自詡為淪陷區的中央政府，與地方關係卻呈現怪異的情況。本文擬藉「華北政務委員會」之例，窺探汪政權與地方的微妙關係。除前言、結語外，分為四個部分：華北政務委員會設置由來，內約談判對華北政務委員會的討論，換湯不換藥：臨時政府變成華北政務委員會，汪政權難解心頭之結。綜合論述，獲得三項結論：一、汪精衛力爭行政主權獨立的苦心，無可置疑。二、設置華北政務委員會為日本的對策。三、暴露日本誘和的詭謀。
第五場討論會：第三組 主席：呂士朋
蕭啟慶〈元朝的區域軍事分權與政軍合一 以行院與行省為中心〉：元朝是中國史上第一個統治全國的征服王朝，也是首創行省制度的時代。本文自軍權的角度檢視元朝行省的權力問題。第二節〈元朝軍力與軍權的分配〉討論元朝整體的軍力與軍權結構。第三節〈行樞密院的置廢〉顯示元朝因軍事需要而有六波行院的設置。第四節〈行省的軍權及其侷限〉指出行省兼擁政軍二權，總之，行省雖享有軍隊之提調權，卻只能在中央的監督下執行中央委付之任務，并不擁有甚大裁量權與自主性。
丁崑健〈元代行省制度之權力結構與運作〉：蒙古人所建立的大元帝國，要以少數民族而統治農業地區的眾多漢族，更勢必增強地方政府的控制權，因此元代所設置的十個行省，轄區都比漢唐的州、道更為廣闊，權限更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元代並沒有產生地方割據的問題，分析元代所創立的行省制度之權力結構與運作，確有其獨特之處。其權力結構，兼具有其內在與外在的制衡機制，因此在運作上，就較之前代的地方制度更為順利，弊端較不易產生。
第六場討論會：第一組 主席：王壽南
張榮芳〈唐代中央與京兆府職官的關係〉：唐代京兆府位處帝國中樞，君主所居，中央所在，雖為地方機構，卻與中央關係最為密切。京兆職官職權運作常受中央之影響，因位處京師，治理京畿，除與地方官同樣職司外，常須承擔許多君主與中央政府交辦的特殊工作，也常兼領各項使職以執行中央指派的臨時差遣工作，其遷轉更迭與唐代中央政局的發展息息相關，無論是初唐的中央政治革命或晚唐政變，京兆職官都難以置身事外。
陳弱水〈晚唐五代福建知識階層興起的幾點觀察〉：本文考察福建士人階層在晚唐五代興起時的狀況，重點放在閩中儒士與其他地區 包括京城 士人社群的關係，另外也檢視在此過程中閩士的思想情態。個人希望，這個研究不但有助於展現晚唐五代福建士人階層的若干特色，也能對當時中國知識界的整體結構有所揭示。顯示科舉制度是溝通地方性與全國性士人社群的最重要管道，唐代以後，科舉與文人仕宦制度對中國士人社群的結構，有著決定性的影響。本文也發現，晚唐福建士人頗受當時儒家新思潮的影響。
林冠群〈唐代吐蕃的藩國〉：本文研究的對象即是散佈於西藏高原各地的割據勢力吐蕃王朝治下的rgyal phran（藩國），而研究的目的在探討各rgyal phran留存的原因、在吐蕃王朝扮演的角色以及與吐蕃中央的互動關係等。經由本文的研究發現工布和吐蕃王室具有親族血緣之關係，在吐蕃王朝中具有「藩國」的特殊地位，未被編入吐蕃王朝的地方建制之中，享有部份特權；娘布則由於史料殘闕，無從得知其與王室的關係；吐谷渾被吐蕃兼併以後並無實權，已成「殖民地」。
第六場討論會：第二組 主席：孫同勛
葉惠芬〈從「唐山易帥」到「鄭州之變」──北伐後唐生智的再起與挫敗〉：本文以唐生智為主軸，對這個時期此起彼落的反中央戰爭加以探討，藉以分析北伐後中央與地方複雜關係的一些癥結。北伐完成後，國民政府展開善後復員，然各軍事實力派仍試圖加強軍事實力，割據地盤，使軍事編遣方案無法推行，中國仍舊分崩離析，戰爭此起彼落。桂系首先製造湘變，在唐山易帥中，唐生智重獲中央起用；後再領導中央軍與馮玉祥部激戰，頗著功績；最後又響應汪兆銘的改組派，掀起鄭州之變，除為他引來反覆之譏，迅速失敗外，也開啟了下一階段中原大戰的亂局。
施家順〈國府對兩廣事變之因應〉：兩廣事變導因於粵桂與國府關係之緊張，因粵桂對國府的權力結構，以及對日政策皆表不滿，對塘沽協定抨擊不遺餘力。同時，指責國府藉剿共之際，乘機統一兩廣。籲請國府「出兵北上抗日」而起的愛國行為稱之為「六一運動」。國府權衡內外情勢，日本侵華日亟，西北剿共日急之際，左右實在為難，若以軍事解決，必傷國本，且易予人啟「內戰」之口實。決定以政治解決為目標，軍事策反為手段，終能和平解決。
第六場討論會：第三組 主席：王仲孚
森正夫〈明清時代江南三角洲的鄉鎮志與地域社會──以清代為中心的考察〉：明代後半期江南三角洲鄉鎮志，多由於編者自發的意志企劃，編者對以市鎮為基盤的地域社會有明確的認同意識，關心以該市鎮為中心的地域社會所面臨的迫切的現實問題，清代大量出現的鄉鎮志中，在編纂上則受到明代所沒有的外在契機影響，本論文對清代乾隆以降到嘉慶、道光及光緒時期，就鄉鎮志編纂者之間對於市鎮境域的認識明確化等等，試圖將之與近年研究所指出的以清代江南三角洲為中心展開行政領域化的事例作比較、並加以驗證。
林恩顯〈清朝在新疆的政策制度分析初探〉：旨在探究中國內在中央與地方，民族間的關係，嘗試透過人文社會科學科際整合方式，以人類學來界定族群、民族、國族等意義概念；社會學來關心族群間的互動關係；政治學來觀察族群互動的權力因素及關係，驗證國家整合、民族政策、及族群關係三個理論，集中研究焦點於清朝前期對民族複雜的新疆之政策與制度為中心，加以初步分析，並試圖歸納出關係體系模式。
第七場討論會：第一組 主席：王吉林
盧建榮〈唐後期河北特區化過程中的抗爭文化邏輯和扈從主義〉：本文針對唐（廷）與（河）北之間百餘年的戰爭與和平現象，指出基本上是河北三鎮採行扈從主義（clientlism）的格局。河北方面偶或採行抗衡策略，其目的不外爭取與唐廷保持扈從關係，河北三鎮的藩主所賴以從事抗爭的資源是文化上的主從關係。藩主們所識拔的將領竭盡所能各為其主效忠甚至效命。藩主與其麾下之間以恩義相結合的人事基礎，正是河北賴以維繫其政治特區的文化邏輯。這樣的文化邏輯是一種潛藏的心靈結構，是當事人無從察覺卻默爾實行的行為模式。
劉淑芬〈北魏時期的河東蜀薛〉：本文主要討論北魏時代一個非漢族的家族──河東的蜀薛，如何利用其地方勢力，成功地轉化為全國的士族？並且嘗試以此例來檢視當今學界有關地方菁英的理論。地方菁英透過對社會上各種資源的支配，而得以維持其地位，包括四種特性：（一）物質性——土地、商業、軍力（二）社會性——宗族、結社、人際關係（三）象徵性——地位、名望、生活方式（四）個人的因素——各種專長或領導能力，河東蜀薛得以獲得郡姓的地位，部分印證了上述的說法。
廖幼華〈由州縣置廢論初唐對廣西統治力之強化——兼述土豪酋中央化之過程〉：廣西僻處南方，地形破碎，當地多由豪強及少數民族土酋分占數州、一縣或是小地域的「洞」，中央政權較難深入有效統治。至唐代始對本地有較深入廣泛經營，本文因而分由羈縻州之設置、正州縣之增廢、土酋豪強之中央化等三個層面，逐一討論初唐在嶺南西道（今廣西）行政措施之意義，以期對唐朝地方統治力之強化，有較清楚之瞭解。
第七場討論會：第二組 主席：陳三井
高素蘭〈盛世才歸順中央（民國三十一年∼三十三年）〉：盛世才的政治轉向，和其個人的權力慾有關，他自願歸順中央，不如說是迫於形勢，不得不然耳。「四一二政變」後，新疆百廢待舉，各方勢力尚未完全統一，馬仲英部盤據南疆，與盛世才形成對立局面，盛勢孤力單，只有尋求蘇聯支援，以固權位。蔣委員長對盛世才採寬容懷柔的態度，運用成功的政治策略，終使盛式有傾向中央之心，新疆終歸中央統一管轄。
侯坤宏〈大中國與小湘西〉：文主要探討國民政府時期影響湘西局勢的各方勢力，其中包括代表國府中央的勢力、中共勢力，以及代表湘西當局，湘西各股土匪勢力間的協調與仇視，妥協與抗拒，壓抑和叛亂。並從中央與地方權力關係著眼，探究民國時代尤其是一九三○至四○年代的湘西歷史。除前言、結論外，分由（一）誰來治理湘西，（二）中央勢力（新生活運動）在湘西，（三）國共逐鹿湘西，（四）湘西是土匪的天堂，（五）革屯運動與布將帥運動，（六）多重勢力激盪下的湘西眾生等方面加以闡述，希望透過以上各項理論，可以了解民國時期湘西部分的史實，以及在全中國之角色與地位。
陳進金〈另一個中央：擴大會議初探，1930〉：擴大會議，全稱為「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係指1930年「中原大戰會議」期間，閻錫山、馮玉祥聯合改組派汪兆銘、陳公博和西山派鄒魯、謝持等，在北平所召開欲另立黨統的會議。該會議不僅通過宣言、起草約法，並且組織了國民政府，與南京國民政府相對峙。作者根據相關檔案資料，尤其是國史館所典藏的《蔣中正總統檔案》和《閻錫山檔案》等，來探討擴大會議這個重要課題。透過「爭黨統」、「爭正統」、「爭千秋」三個階段來闡釋擴大會議。
第七場討論會：第三組 主席：朱重聖
莊吉發〈從奏摺制度的沿革論清代前期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康熙年間，開始採行密奏制度，通過密摺陳奏，擴大了皇帝的視野，使他們洞悉傳統本章中無從得知的施政及地方利弊，有助於內廷和地方之間的信息溝通，加速了皇帝的決策效率及君權的強化。雍、乾年間，進一步擴大密奏制度的使用範圍，提高了行政效率，對整飭地方吏治起了積極的作用。從文書制度的沿革探討盛清時期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不失為重要的研究方向。本文討論密奏制度的由來，從硃批奏摺看君臣之間的關係，從耗羨歸公看中央與地方的財政劃分，從題奏制度看中央與地方的制衡作用，軍機處的設置與皇帝集權的形成，都是討論清代前期中央與地方關係的重要範圍，也都不能忽視奏摺制度所產生的作用。
劉家駒〈康熙皇帝的振興法教與平定西藏〉：康熙皇帝尊崇黃教，穩定邊疆情勢，鞏固清朝的統治。其親征毀壞道法的噶爾丹，與寬貸詭詐的第巴，及其後派兵平定西藏，並採取調和化解的策略，支持一切忠於清朝的宗派，進而也增強了清朝對西藏的控制力。之後展開兩次「驅準保藏」的戰爭，平定西藏後，為了加強對西藏的控制與管理，除留兵駐守，建立西藏地方政府及設立驛站外，最重要的政治措施則為使木蘭圍場、避暑山莊及「外八廟」充分發揮其政治與宗教精神上的統治功能，增強蒙藏部族對清朝的友好與向心力。
陳捷先〈清康熙朝的中央與地方關係〉：康熙以儒家文化思想制定國家統治政策，尤重三綱五常倫理道德之宣揚，專制主義之中央集權因之極端發展，以致地方主權被嚴重剝削。一切國家大政，以帝國利益發展、皇權利益之中央為先，地方利益不予考慮，此實清康熙朝中央與地方關係之一大特色。本文就康熙朝開礦與禁礦、開海與禁海、傳教與禁教諸大事，略作分析，說明康熙一朝中央決策之專斷性與政策決定於君主一念之危害性、並提出皇權極度發展，影響地方活力，形成近代化障礙諸問題。
十二月十八日
第八場討論會：第一組 主席：莊芳榮
王仲孚〈從夏都地望看夏代的中央與地方〉：夏史的研究，依據的材料仍以文獻記載和考古發掘為主，以傳說中的夏代都邑和與夏史有關的地名，配合夏代考古發掘的遺址作綜合考察，是瞭解夏王朝中央與地方形勢的主要途徑。傳說中的夏代都邑很多，其中應以斟鄩最為重要，考古發掘的偃師二里頭遺址可能即是夏都斟鄩，也是夏王朝中晚期的「中央」所在地，而以伊洛嵩山為中心的周邊許多方國和諸侯則是與夏王朝相對的「地方」。
林天人〈從文化傳統論宗周與晉國的關係〉：雖然晉文化區域位處於中原華夏文化區域的內核區；但對於宗周文化體系而言，晉文化並不是主流，因為晉文化發展的過程中，融入了太多北方草原文化的因素與夏文化的孑遺。從晉文化區域形成來看，這支文化大抵是建立在融合的過程中。本文試圖以區域文化的傳統，來解釋宗周文化與晉文化之間的聯繫。全文以文獻與考古資料為論述的重點，析論晉文化中所存的宗周文化的因素。
葉達雄〈春秋時代楚國中央與地方之關係〉：楚國自若敖熊儀時開始進入春秋時代，一直到惠王時止，前後傳了十七位君主。其中，從楚武王開始稱王，逐漸吞滅江漢諸姬，擴充勢力，至楚莊王而成為霸主。之後雖與晉國長期爭霸而互有勝負，但始終雄倨一方。此與楚國地理環境以及楚國之組織架構有關。因此，本文從三方面加以探討：（一）楚國之中央結構。（二）楚國之地方行政組織。（三）楚國之中央與地方關係。
第八場討論會：第二組 主席：余傳韜
林清芬〈中央與地方政府對留學教育的政策與措施──以民國23年至34年廣東省為例〉：本文嘗試以民國二十三年至三十四年間廣東省之留學教育為研究主題，並探討中央與地方政府對留學教育的政策與措施。所運用的資料，主要是利用教育部檔案與廣東省原始史料。除前言外，第二節紹介中央政府之留學教育政策與主管機關，以及國民政府時期留學教育概況；第三至第六節乃闡述廣東省教育廳組織、留學教育概況、留學規章、留學考試、公自費留學生、留學生事務、留學經費、留學救濟，與留學生歸國服務等問題；最後結論對廣東省留學教育略作統計、分析，並對廣東省及中央留學教育政策與措施的異同，略事評估與比較。
何智霖〈抗戰時期五戰區與湖北的鄂東領導權之爭〉：本文係作者藉編印《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之便，先睹《石叟叢書》，並參閱相關當事人之回憶及大陸出版的文史資料，冀能從史料中探討抗戰時期五戰區與湖北的鄂東領導權之爭論緣由，並分析癥結所在。鄂東問題源於五戰區豫鄂皖邊區游擊總司令廖磊透過第七軍軍長張淦不斷地安排桂系軍政人員出任鄂東軍政職，鄂東行署主任兼鄂東游擊總指揮程汝懷以僧多粥少，未予全部錄用，雙方關係乃趨於緊張。鄂東雖屬五戰區，唯用人行政應歸行政系統，監督指揮才歸軍事長官。這種未經磋商即直接建議對方裁撤機關，插手人事的作法，難脫干涉湖北省政、擴充地盤之嫌，雙方爭執遂達白熱化階段。
孫若怡〈抗戰時期廣西地方的文化事業──以桂林為例〉：廣西一地在抗戰時期發展成西南大後方的文化事業中心，種類繁多的文宣活動、專題報告、研讀討論會、講習班和訓練班，致力於人才培訓養思想激盪，振奮士氣，出版事業、印刷業興旺，雅士學者八方聚首 堪稱人文彙萃。為配合對日作戰，有效推動抗敵文宣工作，國民政府提出各項文化制度，制訂文化建設之宗旨、相關宣傳團隊和新聞出版是事業之組織法規，新聞檢查與出版審查的統制措施也日益嚴格，惟因新桂系軍人的統治態度，使中央文化政策在執行上出現兩面性的落差，另中共政略三階段的運用亦主導桂林文化事業之蓬勃發展。
第八場討論會：第三組 主席：徐 泓
吳昌廉〈兩漢郡邸初探〉：郡邸，為秦漢時代各地方郡國在京師之會館，此制淵源流長。本文試圖從兩漢時代郡邸的實際情形開始研究，以了解郡邸之直屬長官為何？郡邸自身之職官組織、官府成員？設置郡邸之實際作用？目前所知之郡邸有那些？甚至有關郡國罪犯，一旦被解送中央，則被羈押於京師之何處？又郡邸之地理位置、交通及食宿情況為何？作進一步之釐清與探討。
呂士朋〈明代盛世中央軍權的集中〉：明太祖廢宰相，濫殺功臣宿將，建立前所未有的獨裁專制。為鞏固皇室基業，乃封諸子為藩王，軍權完全集中於皇室掌握之中。太祖死後，建文帝繼位，欲以文治寬政取代獨裁專制。但因藩王軍權過大威脅朝廷，及積極削藩卻導致「靖難」，燕王奪取皇位，即明成祖。成祖以緩和手法削諸王權力，又以兵部約制五軍都督之權，建三大營軍力，由皇帝直接控制，根本改變枝強幹弱的局面。仁宗、宣宗時，宦官監軍成為規制，專設巡撫嘗試成功，從制度上貶抑武臣權力，完成以文制武的中央集權制度。
羅運治〈清代對蒙古地區的封禁政策〉：清廷為了易於控制、利用蒙古族人，同時又懼怕蒙古族的壯大，因而在蒙古地區實施多元化、多層次的封禁政策。此政策的內涵為嚴防蒙古各部、旗之間以及蒙漢、蒙藏間之各種交通往來。依內容層次可分為三大部分：一、在蒙古各旗之間的封禁，二、在蒙古各部之間的封禁，三、在蒙古族與漢、藏二族間之封禁。清廷透過這些封禁措施，雖無百分百之成效，然亦達到部分預期之目的，保有了蒙古人勇武質樸之性格以及防其聯合而易役使之後患。唯從整個中國而言，卻是後患無窮。
第九場討論會：第一組 主席：汪榮祖
安克強（Christian Henriot）〈Rice, Power and People: The Politics of Food Supply in Wartime Shanghai（1937- 1945）〉（米糧、權勢、百姓：戰時上海糧食供應的政策）：本文檢討日據上海時期（1937∼1945）糧食供應的政治，以及涉及糧食控制的各種官方組織和代理機構的角色。戰時的上海權力區分因日軍的出現和角色、接續的傀儡政府、重慶的中央政府和南京的汪精衛政權間的對壘而更加惡劣。糧食在日人手中變成了一種武器，它被用來制服城裡的外國勢力，但卻造成市民的諸多困難。1941年以後，日本控制華中產米區，仍佯裝要把米糧供應的責任轉讓給汪精衛政權，但為了軍隊，它仍嚴控所有主要商品。汪精衛政權企圖以建立壟斷系統來申張其權威並解決華中和上海的糧食問題。所謂「控制經濟」實際上凍結了大部分資源，而對經濟體系甚至造成更多的破壞。
簡笙簧〈全國糧食管理局對戰時四川糧荒因應措施之探討──民國二十九年七月至三十年六月〉：民國二十九年六、七月，四川米價飛漲，軍糧、民食大感恐慌，人心惶惶不安，嚴重影響中國抗戰基地四川的經濟安定及軍心、民心的穩定，引起中國戰時最高統帥蔣中正嚴重關切，命張群召開糧食會議，籌謀解決辦法，最後決議於行政院設置全國糧食管理局，以統籌全國糧食之產銷儲運，調節其供求關係。成立後之主要工作在解決四川的軍糧徵購與民食管理，惟難奏成效。三十年五月，將全國糧食管理局改置為糧食部，實施田賦徵實及現價購糧政策，穩定戰時軍心民心。惜四川糧食生產基本面已嚴重受損，糧食問題日漸嚴重，成為中國戰時經濟衰敗致命傷。
第九場討論會：第二組 主席：劉翠溶
湯熙勇〈戰後初期臺灣留用日本人的問題──以臺灣省氣象局為例（1945-1947） 〉：本文主要探討臺灣省氣象局內之人事任用，並分析留用日本人之優缺點外，復探究在閩臺間之科技交流中，臺灣省氣象局所扮演的角色等相關問題。在臺灣接管的過渡時期，為了避免官僚體制的中斷，及技術的無法接續，留用日籍人員只是一個權宜之計，臺灣省氣象局所留用的日籍人員，在氣象科技知識的教導與儀器操作的傳授上表現出配合的態度，對臺省氣象事業作科技的移轉，維持很高的水準。
林桶法〈戰後的中央與地方軍系──蔣李關係之探討〉：戰後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其實只是民國以來中央與地方若即若離關係的延續。戰後初期蔣介石，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對於人事的安排具有絕對的支配權。地方軍系及派系利用各種機會合縱連橫與中央對抗，蔣介石與李宗仁間的衝突便是當時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最佳寫照。本文除前言與結論外，分別就北平行營（行轅）與中央、選舉的恩怨、逼退或主動下野、黨權與政權之爭、出國與出走等部分加以討論。
第九場討論會：第三組 主席：張哲郎
劉祥光〈國家與地方教育：徽州官學的發展（西元九六○至一八○○年）〉：本文的目的在於透過以地方官學教育的角度，瞭解中央政府對地方到底有多少的控制力，筆者所選取的地方是今天安徽省南部的徽州地區，試圖從官學的興修、學產的管理與教育內容三部分，略析從宋代以降地方教育的發展與中央的關係。
李來福（Leif Littrup）〈Shandong Revisited : Developments in the sub-bureaucratic government system in Shandong Province during the Ming-Qing transition〉（明未清初山東省鄉里制度的發展）：作者利用地方志、《山東經會錄》和幾個明代人物的文集及日本人的研究等，對山東省鄉里制度的發展，特別著重於濟南府的研究。明末時之發展即很明顯，與一條鞭法的開始也有關係，里甲、保甲、鄉約、義倉均為鄉里制度之一，鄉里制度是人民──特別比較有權力的人──參加國家的地方治理，但並非是專制政府最低的一層。清初仍是一活躍的系統，惟具體的功能不易決定，這些改編沒有同一的目標，僅是為了破壞農村內權力系統的穩定。
第十場討論會：第一組 主席：任育才
何永成〈論荊南高氏父子縱橫之術〉：安史亂後，大唐帝國於風雨飄搖之中，苟延殘喘百餘年，終為宣武節度使朱溫（全忠）所篡。後朱溫命穎州防禦史高季昌為荊南節度留後，次年真除，遂開高氏長據荊南之局。高季昌、從誨父子縱橫之才分析如下：（一）擅於掌握時機，運用關係。（二）洞燭形勢，成竹在胸。（三）思慮周密，見機而作。（四）留心國際形勢，見利則進。其雖國弱兵微，遠遜諸國，又介四戰之地，竟能憑其靈動之姿，所向稱臣，取利四方，固建譏當代，號為無賴，然立國久遠，實值稱道。
大澤正昭〈唐宋變革時期的婚姻與家族──一夫一妻婚姻的意識形態與社會實態〉：本論文的課題是分析唐宋變革時期有關女性、婚姻、家族的歷史特質，在探討此問題時，有必要對當時國家公認的一夫一妻婚姻的意識形態與歷史的實態雙方分別加以考察。隋、唐時代離婚事件之多象徵了女性地位的變化。從妻子掌握主導權的例子或「放妻書」的模式，可以看出妻子的強勢。此外，也可見到妻子在社會上、經濟上活躍的史料。支持這些妻子們的重要因素是所謂妻族、妻黨的親戚及其一族。他們並非只支持妻子一方，在經濟上也發揮了支持夫婦雙方的功能。
第十場討論會：第二組 主席：吳文星
鄭 梓〈戰後台灣地方與中央關係之演進與轉折──從「光復邊區」到「反共中樞」（1945-1951）〉：半世紀以來臺灣地方與國府中央之關係，可謂幾番風雨、既演進又倒轉，從所謂戰後初期的「光復邊區」、演變為「反共中樞」，進而由寄生、土斷、易地生根，再倒轉為再造法統、一代建國，地方即是中央、臺灣與中華民國豈止命運共同、簡直就是一體兩面矣！本文則集中於戰後初期臺灣地方政權與國府中央關係演進之討論，尤其針對戰後臺灣如何從中國大陸的「光復邊區」轉變為中華民國的「反共中樞」，如何從特殊化統治的邊陲海島、倒轉為中央與地方版圖重疊、外來政權與本土勢力相結盟的民國之復興基地及最後淨土。
卓遵宏〈中央遷臺前後與金門關係之蠡測〉：本文的研究係以金門防衛司令長官胡璉寫給陳誠與蔣經國的兩封信為核心。輔以當時金門軍政形勢，與國內軍政社經，乃至國共鬥爭大局。為追究金門與中央關係之癥結所在，竟發現國際關係，舉凡中美關係，乃至於遠在東北亞的韓戰局勢，都影響到中央對金門的支援。一九四九年國共戰鬥蔓延至金門，也是金門為中央關注的起點，其與中央之緊密而微妙的關係一直延續到現在，本文斷限至1951年美國軍事援華顧問團在臺辦公，中共渡海攻臺危機暫告緩和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