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屆近代日本與臺灣研討會掃描
An Overview of the 2nd Conference on Modern Japan and Taiwan
林 水 福 (Shei-fu Lin)
輔仁大學外國語文學院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Fu Jen University
壹 緣 起
「近代日本與臺灣」研討會，預定舉辦五次，第一次在臺大法學院，第二次在日本法政大學，第三次已決定由輔大接辦。
這是以「日本社會文學會」為主軸發起的。日本社會文學會，究竟是什麼性質的學會，臺灣方面所知有限，所以，我想略加說明。
日本文學研究，依研究方法之不同，可大分為文獻學、文藝學、歷史社會學、民俗學，比較文學等派別；而日本社會文學會是於1985年6月成立，由西田勝（前法政大學教授）擔任第一屆理事長。該會認為先進國家的文學背離社會問題，只描寫個人，逐漸失去活力，讀者也流失，因此而發起成立。所以，日本社會文學會，顧名思義基於社會與文學之共同研究，對於文學範圍，延伸到「凡以文字書寫的東西，都是文學」，意即一切文章皆可做為討論、研究的對象。
會員，除學者、作家之外，包含歷史學者與法律學者等。
此外，也開放讓一般市民加入。該會基本上反對「國家」的存在，希望將來的世界是個無國界，沒有戰爭，沒有差別待遇，無貧困的社會。
「與市民同行」的目的是希望與市（庶）民一起思考，一起品嚐生活的甘苦，避免流於紙上談兵，不知民間疾苦，或成為權力者的走狗。在這種思考，體認之下，西田勝本人成立「平和研究室」（即和平研究室），還設立「反核網站」。
該會認為日本近代化的關鍵在於歐洲近代化的浪潮推到東亞，同時也跟日本對亞洲鄰近國家，如臺灣、中國、朝鮮等的侵略、殖民等有直接的關係。因此，審視近代日本歷史，如果把視野停留、侷限在日本國內，無法看清全貌，有必要從外圍，從世界整體不同角度看日本。
1989年，在長崎召開「從亞洲看長崎」國際會議，邀請中國、蘇俄、蒙古的作家、學者以及在日本的韓國人核子受害者與會。
1991年在沖繩的那霸市召開名為「占領與文學」的國際會議，邀請亞太地區十個國家、區域的作家、歷史學者參與，其目的是思考「美國占領日本、與日本對亞洲的侵略、占領」下，「占領」的意義為何，此外也藉此了解日本整體的形像，原貌。
從1992至1996年5月之間，舉辦五次「近代日本與滿州」研討會，這段期間也舉辦蘇聯、北韓的研討會、懇談會。
在沖繩召開國際研討會時，臺灣作家黃春明先生應邀參加，會議上提議到臺灣來辦研討會，因此才有1998年12月在臺大法學院召開的國際會議。
貳 文學組研究發表所見所聞
研討會分為兩部分，12月3日為研究發表，4日為座談會。研究發表又分為文學與歷史、思想兩組。我個人參加文學組，因此有關歷史、思想部分僅刊出題目與發表者。
文學組共有四篇論文發表，陳培豐（東京大學博士班學生，即將取得學位）的題目是「〈道〉所反映的『同化』與統治原理之實像」。
陳火泉的〈道〉於1943年7月因西川滿與濱田隼雄的推薦得以在《文藝臺灣》6卷3號上發表。以《文藝臺灣》一半篇幅將〈道〉一次登載，如非特別考量是不可能的。西川滿認為〈道〉是皇民文學的結晶、先驅，大為激賞。同年12月《道》以皇民叢書出單行本，由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宣傳部長大澤貞言作序；又單行本出版當年，陳火泉改名高山凡石，之後常應邀出席《文藝臺灣》舉辦的座談會，一躍而為文壇寵兒。
二次大戰後對陳火泉的《道》出現兩種看法，一是陳火泉毫無疑問是皇民作家，《道》是皇民文學，二是認為《道》描繪了當時不得不選擇皇民化的臺灣人之無奈與痛苦，雖為皇民文學亦可解釋為抗議文學。
陳培豐論文的重點不在於釐清《道》是否為皇民文學的「舊」問題，而是探討為什麼臺灣總督府會對它另眼相待？亦即《道》所顯示的時代意義。
陳培豐在論文中指出，當時對於臺灣統治存在著認為在天皇底下日本臣民皆平民的「國體論」看法，與殖民地位統治的異民族支配的兩種不相容的看法。上田萬年的「國語觀」則為「新領土」統治原理和矛盾打開活路。
上田萬年曾於明治27年10月8日，在哲學館就「國語與國家」演講。上田把「國語」（指的是日語）比喻為日本人的「精神血液」，定位為「國體之標幟」、「皇室之藩 」，建立起國語、國民、民族三位一體的國語觀，依此，則國語也是「日本國民共同體意識之統合，傳統精神，大和民族之所據」。
另一方面，陳火泉將「日本人」定義為具有日本精神，實踐「信仰天皇」、「滅私奉公」的生活，即具有日本人血液。因此，《道》中主角認為臺灣人只要實踐「信仰天皇」與「滅私奉公」的生活，馬上可以躍昇到「神的世界」，轉變為「無時間性」的日本人，可以具體享受到相對的平等。主角生病時唯一的培養日本精神的手段是「國語」。
學習「國語」可以讓不具日本人血液的臺灣人獲得精神上的「血統」，成為日本人。
陳培豐認為臺灣總督府接受上田萬年的國語觀理論，從陳火泉的《道》找到可以整合異民族支配與准血緣國家原理的「範例」，因此故意抬高《道》，也捧起陳火泉。
從《道》、陳火泉為何被高高捧起，找出與上田萬年國語觀之間的關連，可以說是這篇論文獨到之處，不過，如發表後西田勝的質疑，「如何證明臺灣總督府與上田萬年國語觀之間的關係？」陳培豐回答，主辦單位聯繫有點出入，不得已把兩者之間的關連證據刪除。
如果語言學者的學理可以這般具體，實際應用在現實政治措施上，我們的日本研究做得怎麼樣呢？
第二篇報告題目是，有關王白淵的研究，發表者板谷榮城（英紀），1928年生於東京，東北大學化學系畢業，岩手縣高中退休教師，有《宮澤賢治的寶石箱》、《平日的宮澤賢治》、《宮澤賢治•寶石之圖誌》、《宮澤賢治所見之心象》、《宮澤賢治短歌般的東西》等著作，是位宮澤賢治研究者。
板谷先生的報告重點在於「認識」王白淵的因緣，以及王白淵任教岩手女子師範學校（岩手大學教育學部之前身）時學生及朋友心目中對王白淵的印象，對王白淵的研究提供寶貴的資料，使王白淵的身影更為具體且鮮明。
板谷先生大約十年前在舊書店看到一本《南部紫》的書，以為是有關「紫根染」（Shikonzome）、染色方面的技術書，就連同其他書籍買下來。
回家之後打開一看，哪裡是談染色的書籍？其實是一本小說，就束之高閣，大約二年前有人邀稿，心想或許從《南部紫》可以找到什麼有趣的話材，於是仔細閱讀。令人驚奇的是書中竟然出現宮澤賢治的名字。原來這本書寫的是當時任教於岩手女子師範學校的韓國人美術老師菱白淵與他的情人妙（Tae）之間的故事。
有一天菱白淵在東京築地小劇場觀賞德永直的戲劇「沒有太陽的街道」之後被特務警察追蹤，菱白淵為了獨立運動潛逃回韓國，妙和小孩則留在盛岡。故事在此劃下句點。
二次大戰中，板谷先生的父親（出版過《朝鮮農村記》、《滿洲農村記》）曾遭到禁止出書，特務警察到家裡調查等待遇，因此對這件事興趣特別濃厚，於是展開調查。在岩手大學（前身為岩手女子師範學校）校內雜誌看到王白淵──臺灣人美術教師──這個人的存在！
有幾本雜誌登載王白淵的作品，以及有關他指導的創作班，網球社活動的消息。板谷先生打電話給大約二百名畢業生，其中健在者三十個左右回答對王白淵的印象。
王白淵任教岩手女子師範學校的緣由，依板谷先生調查結果；當時校長久保川平三郎到東京美術學校（現在的藝術大學）找尋教員，看到只有王白淵一人因為有獨立運動思想，且為臺灣人沒找到工作，久保川校長認為「美術教育與思想、人種無關」於是大膽錄用。
王白淵與女學生同居，生有一女名叫芳枝；與好友謝春木有書件上往來，可能是他遭到特務警察逮捕，拘禁二十四日的原因。不得已辭去教職，離開東京，回到臺灣……。
根據板谷先生的調查，王白淵當時在岩手女子師範學校的表現，整體而言可說扮演了成功的國民外交。板谷先生認為「身為曾經殖民臺灣的日本人後裔」有義務去發掘第二、第三個王白淵。最後他以吉他彈奏一曲「綠島小夜曲」作為結束。哀怨的旋律中，彷彿聽到綠島受刑人無奈的心聲，也似乎聽到王白淵，不，是所有不甘被殖民的王白淵人的控訴！
第三篇論文題目是「人的悲哀──詩人•林亨泰的喪失與再生──」，發表者三木直大，廣島大學助教授，發表多篇有關林亨泰論文，翻譯有朱天心〈我記得……〉、張大春〈將軍碑〉等。
三木認為詩雜誌《潮流》1948年5月春季號刊登的〈人的悲哀〉（原文 悲哀）是林亨泰日語時期的代表作，同時也是他文學的原型，是促使詩人林亨泰誕生的決定性作品。背景雖為二二八事件，詩中探討的不只是二二八事件造成的後果，更重要的是自我的探討。可以說是林亨泰探討身分認同的過程，轉化為詩。
「我」的自覺勢必牽涉到自己所屬國家為何的問題。如果真正的我，非用母語表現不可，那麼日本戰後林亨泰也遭遇到「我」喪失的命運。〈人的悲哀〉第一、二節寫當時臺灣所受的痛苦，也似乎預言二二八事件之後的臺灣歷史。第三節的根底是對語言的喪失與不信，然而也只有利用語言寫詩才能獲得救贖。「人的語言」追根究柢，是虛構的東西，像「童話之國」「用玻璃製成的假寶石」。但是，「我」除了以「人的語言」凝視之外，別無他途。
林亨泰的喪失與因喪失而產生的再生，隱含現實生活中自立過程所體驗到的矛盾與不安。十三歲喪母，父親在百日之內迎娶新婦，在林亨泰內心深處投下巨大的陰影，深深體會到喪失的痛苦。林亨泰在母親逝世時，體會到何謂孤獨。孤獨與挫折感使他向書籍尋求慰藉。
在母語的獲得與喪失，和日語的獲得與喪失的多重構造下，只有以語言寫詩，是〈人的悲哀〉的主題。
三木接著探討林亨泰身上所謂「臺灣話」（臺語）是什麼的問題。
1993年林亨泰接受陳謙訪問時，有如下的看法：
談到真正的臺灣文學，應該是用臺語寫的作品才是臺灣文學。可是，什麼是「臺語」？這是政治問題。瑞典有四種國語。作家只能選擇其中之一創作，但都是瑞典文學。臺灣如果是一個國家，不管使用日語或臺語，都是「國語」，都是「口語」。那麼不管使用哪一種語言，都可說是「臺灣文學」。當面的問題在於政治的不確定性。「臺語」是什麼？無論廣義或狹義，我們都不確定。（注：未能還原，請讀者見諒。原文載於《臺灣文藝》135期）
另一方面，從「人的悲哀」看來，林亨泰對於「臺語」的看法，早在那時即已萌芽。
《靈魂 產聲》（靈魂的呱呱聲）是用日語寫的詩集。三木認為用日語書寫因此是殖民地文學，但以時間而言，並非殖民地文學。
理由是林亨泰日語詩的主要作品，寫於日本殖民地統治之後。換句話說，這個時期的作品雖用日語書寫，但同時也是臺灣文學。而且，以當時情況而言，以日語書寫本身即證明自己是臺灣人。對多數詩人而言，日語是他們當時唯一的選擇。
日語，不是母語，對林亨泰來說是虛構的語言，然而，關於這一點，三木直陳這也是林亨泰文學原動力之所在。因為，由於不是母語，人與語言之間存在的緊張，在「表現」上非明白顯現不可。日語，在這時期是林亨泰的文學語言，但已經是「非日語式」的日語，與殖民地時期不同的是，日語不是以日本為中心，已脫離中心與邊緣構造的後殖民的日語。自然，不得不思索「我」是什麼？「臺灣」是什麼等等看似簡單，其實相當複雜的問題。
三木在「作多詩語言的『國語』」一節中進一步指出林亨泰強烈意識到以非母語的語言寫詩，書寫本身即為虛構。無論日語或中文皆相同，然而另一方面，也因為有這種意識，使林亨泰詩的世界具備產生新東西的可能性，對語言的聲音孕育出獨特的感性，這種現象存在於兩種語言的世界。
例如現代詩運動時期代表作之一，風景其二：
防風林的
外邊 還有
防風林 的
外邊 還有
防風林 的
外邊 還有
然而海 以及波的羅列
然而海 以及波的羅列詩人利用同音的反覆追求詩的純粹性，是一首實驗性作品。三木認為在臺灣的現代詩運動不僅是中文口語詩的現代詩化，也是如何將國語轉變為文學語言的一種實驗。
當時林亨泰的基本理念是「語言是外在的東西，詩人不在語言之內，站在語言之外」，對「跨兩種語言的世代」的詩人而言，其獨特性極為鮮明。
就題目詩人林亨泰的喪失與再生而言，三木這篇論文言簡意賅，要言不繁把林亨泰喪失日語，與從「國語」中獲得再生的外在與內在要素剖析清楚，也舉實例說明詩人的努力與表現，證明成果不錯。
但以外行人而言，我有一個疑問，像這麼重要的問題，難道臺灣的研究者沒有人處理過嗎？三木的注釋裡看不到相關的臺灣方面的研究論文！
第四篇論文，五○年代的邱永漢──有關《濁水溪》──，丸川哲史，一橋大學博士班學生。
邱永漢在日本有賺錢之神之稱。1980年為了競選國會議員入日本籍，落選。之後，似乎對政治興趣大減。
邱永漢母親是日本人，日本殖民臺灣時受日本教育，東京帝大經濟系，為逃避「學徒出陣」（學生出征）被徵召渡過逃亡生活，日本戰敗之後回臺，二二八事件時又逃到香港。
《濁水溪》是描繪上述人生的自傳式小說。
丸川在會議現場重發新資料，可惜我把它弄丟了，如果以舊資料論丸川恐怕有失允當，所以只有略而不談。
不過就「現場」的討論印象稍作報告，以補不足。
邱永漢以《香港》於1955年下半期獲第34屆直木獎，被定位為有份量的作家。但以今日來看，整體而言，質量皆不足以撐起「重要作家」或「有影響力」的作家的稱號。
邱雖被譽為「賺錢之神」，演講、出書活動繁多，但依他的建議投資股票並未賺到錢（姑且聽之，不能當真，以「印象」看得即可）。
在日本，邱未被視為作家。
參 歷史、思想組研究發表
1. 「『黑暗之深處』──臺灣法史中的岡松參太郎像」。發表者，吳蒙人，京都大學博士班學生，立命館大學兼任講師。有〈德國人種學的法學與『臺灣私法』的成立〉（《臺灣史研究》14號，臺灣史研究會，1997）、〈殖民地臺灣祭祀公業的存廢問題〉（《日本臺灣學會報》1）等論文。
2. 「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中葉臺灣的迷信觀」。發表者，李季樺，東京大學博士班學生，合編《臺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集──竹塹社》（中央研究院）
3. 「亞洲太平洋戰爭下的臺灣女性」。發表者竹中信子1930年生於臺北市，武藏野音樂大學畢業，臺灣女性史研究、臺灣協會理事。著有《殖民地臺灣的日本女性生活史》（田 書店）
4. 「面對臺灣學習近現史」。發表者，三橋廣夫，1951年生，早稻田大學畢業，千葉市立高洲第一中學教師。
肆 臺日不平衡的座談會
主辦單位或許無意以不平衡的方式進行座談，以結果而言，也只能說是不平衡。
臺日雙方，各為四人，似乎已兼顧到平衡原則。可惜的是，臺灣方面許介鱗臨時有事從東京回臺，無法參加；張良澤久居日本，不應代表臺灣。
Ａ、以下先就日方發言內容略作說明。
1. 「日本的臺灣征服戰爭」，發表者大江志乃夫，1928年生，名古屋大學畢業，茨城大學名譽教授，著作有《日本殖民地探討》（新潮社）、《以東亞史而言的中日戰爭》（立風書房）等。
顧名思義，本文說明日本如何征服臺灣的戰爭史。
1895年5月8日，中日戰爭合約中清廷把臺灣割給日本。依國際法，臺灣已成為日本領土，然而當時除澎湖群島之外，臺灣島上沒有半個日本人，也沒有日本軍隊。
當時在臺灣的中國人反對把臺灣割讓給日本人，才有臺灣民主國的出現。6月2日，清朝全權大臣李經方與日方代表樺山資紀在三貂灣海域船上舉行形式上的「交接」儀式，意味著日方需以武力征服臺灣。
大江將日本征服臺灣的戰爭史分為三期，歸納成第一期是占領領土的征服戰爭，第二期是以平地務農的中國人為對象的征服戰；可以簡化為建立「糖業帝國主義」的統治體制之過程；第三期的目的是壓制山地原住民，可稱為建立「樟腦帝國主義」的支配體制期。
大江的筆調讓人感覺是以客觀的立場對過往的歷史作一回顧，加以整理。由於筆者是門外漢，對大江的內容、立場是否真正客觀，無法判斷。
2. 「日本近代文學的臺灣漂流記──以中村地平《長身國漂流記》為主」，發表者山田博光，1928年生於長野縣，東京都立大學研究所修畢學分，帝塚山學院大學教授。有《北村透谷與國木田獨步》（近代文藝社）等著作。
中村地平本名中村治兵衛。1908年生於宮崎市，中學時代讀佐藤春夫以臺灣為背景寫成的小說，對臺灣產生憧憬。1926年入臺北高等學校，與同班同學濱田隼雄等創同人雜誌《足跡》。高中畢業後，入東京大學，發表《熱帶柳的種子〉，受佐藤春夫賞識。發表以臺灣為背景的系列小說，《長身國漂流記》於1941年刊行。
「長耳國」名稱是因臺灣原住民戴耳環，耳朵看來相當大而來的。全書共分三章，第一章寫的是1871年事件的真相，穿插作者於1939年到臺灣的實地調查經緯。第二章「蕃界探險」寫的是1873年樺山資紀與水野遵奉日本政府之命到臺灣山坡探索的過程。第三章是「戰爭的記錄」，記述1874年西鄉從道率領三千六百人軍隊，征討臺灣的「生蕃」情形。這次出兵有政治上的意圖，不過，中村地平似乎未洞穿。
山田博光結尾時指出中村地平未看出日本出兵臺灣的政治意圖──海外侵略的第一步，因此有其時代性界限，但另一方面，描述臺灣的漢人對漂流來臺的日人親切以待，有助於日本與臺灣的友好關係。
又，上述提到的1871年事件，指的是琉球人漂流到臺灣，五十四人遭生蕃殺害乙事。
從歷史眼光來看，所謂琉球人被殺害，有如蘆溝橋事變日方捏造的理由。山田教授報告中儘管指出中村地平未能洞穿日本政府的政治意圖，但對於日本出兵臺灣未置一詞，不免讓人感到遺撼；而從《長耳國漂流記》中「發現」當時臺灣的漢人對「漂流民」相當友善，認為有助於今日日臺交流。彷彿「找到」一點對臺灣有利的地方，加以慰勉一般，讓人哭笑不得！
3.「帝國主義支配下臺灣文學的活力」，發表者藤井省三，1952年生於東京，東京大學教授，文學博士。有《臺灣文學這一百年》（東方書店），《中國文學這一百年》（新潮）等著作，翻譯有《殺夫》（李昂原著）
對於日本以「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為名之殖民臺灣，對臺灣人民差別待遇、壓榨，藤井也認為「應可大大地批判」。
「賴和的作品大多未出習作的程度，也被稱為『臺灣文學之父』、『臺灣的魯迅』」藤井的看法值得國人重視。
我想不僅賴和，包括其他日據時代作家，以及西川滿、濱田隼雄等日人作品，應從美的角度衡量以藝術作品而言，品質如何。
除此之外，藤井在他的報告裡顯露出為日人說話，甚至於有讚揚日人的味道。例如：
1. 日本因提倡皇民化運動，小學就學率及懂日語者不到十年之間倍增，達百分之七十及六十。
2. 西川滿於1940年1月創辦《文藝臺灣》，張文環於1941年5月創辦季刊《臺灣文學》，發行本數達三千。顯示臺灣讀書市場的擴大與質的成熟，也宣告臺北文壇的成立。
3. 引用學生張季琳的報告，指出楊逵是受中學時代日籍教師沼川定雄的薰陶而喜歡文學。
4. 1937年楊逵的文學運動遭到困境，又苦於肺結核，陷入極端困難情境，因二十圓借款，遭米店控告。當時日籍警察入田春彥給楊逵相當於兩個月薪資的百圓，解救了楊逵。翌年入田自殺身亡，藏書、遺物皆由楊逵承接，藏書中有改造社版《大魯迅全集》七卷，楊逵因此有機會認真閱讀魯迅，對楊逵文學成長助益甚大。
無論沼川或入田對楊逵的幫助，站在人性角度，都值得讚揚，應給予肯定，就人與人之間的互助情操，不應該被抹殺，可是我們不能因此而同意或者反過來附和或肯定日人的臺灣殖民！
4. 「日本、臺灣以及太平洋區域──取代權威主義控制與國家主導型開發的東西」、發表者鈴木佑司、1944年生於三重縣，政治學博士、法政大學教授，著有《東南亞危機之構造》（勁草書房）等。
鈴木教授是位知名政治學者，據說常上電視談政治。那一天他談的內容相當豐富，許多觀念、看法具前瞻性，如他認為今後的發展會從軍事的安全保障轉移到經濟的相互依存；從中央集權轉為地方分權。
政府的機能轉為具有國際政府機能，國家政府機能、地方政府機能等三層機能；官民之間的關係從官尊民卑轉為官民協助……。
就以上四篇報告綜而論之，日人對侵略、殖民臺灣，不但看不出有什麼特別反省或檢討的心理，反而「努力」尋找「理由」或強調對臺灣的「好處」。
日本對臺灣有好感，懷抱「報恩」心理者可說已寥寥無幾，今後臺日關係的拓展上應著重在平等、互惠的原則，唯有有「實力」與「實利」才是跟日本往來的最高準則！才能進行「實際」的外交關係！
Ｂ、臺灣方面的報告
1. 「亞洲的文藝復興──超越國家主權的框架」、發表者許介鱗，1935年生於新竹、東大法學博士，臺大法學院院長、有《證言霧社事件》（草風館）等著作。
許介鱗教授臨時有事無法宣讀報告，由西田勝教授代讀。大體而言，許教授的報告要言不繁，對為何需超越國家主權的框架，雖有「三、國家主權之破綻」舉出龐大軍事費、貨幣作祟等巨大災難，但理由似有不足，如以「臺灣」為例，如何因應？可惜當事人未在場無由請教。以下僅列出報告章節名稱，並擇最後一節，或可窺全文之一、二。
前言：從臺灣出發
一、有關歐洲的文藝復興
二、亞洲的文藝復興
三、國家主權論的破綻
四、亞洲文藝復興的條件
五、亞洲文藝復興的精髓謹將「五、亞洲文藝復興的精髓」試譯如下：
西洋是物質文明，慾望無限化。亞洲原來重視精神文明，認為死亡歸於「無」，亦即「成佛」。人的理想雖說是真善美的境界，亞洲的文藝復興特別重視美，比起物質之美，更重視精神之美，以「美麗的心靈」拯救醜陋的地球。
人的生命有限，宇宙無窮，然而人生只有一次。從前世到今生，從今生往來世。亞洲再生（復興）的契機，在於超越國家主權的框架，建構「天下一家」的宇宙船地球號之共同體。
2. 「臺灣文學的面貌」，發表者鄭清文，1932年生於桃園，有《阿里山神木》、《三腳馬》等作品。
鄭清文先生的報告主要有三項，一是臺灣有文學嗎？二是臺灣文學是什麼？三，臺灣文學應如何發展？
臺灣是否有文學，在臺灣無庸回答，在海 外的確知道臺灣有文學者比率不大。
鄭清文先生指出臺灣文學的特質有四，即一、寫實的傾向，二、抵抗的傾向、三、多次歷史事件為題材、四、以鄉土意識為寫作重點。
對於水滸傳，西遊記，三國志演義（原文）、紅樓夢等被視為傑出的作品，認為它們思想古舊，技巧亦老，沒進步，不足以為典範。也指出老舍《寶丹》的思想，寫作技巧皆拙劣。
總之，鄭清文認為「中國文學，古代，近代，現代皆無可為臺灣文學範本者」，由於日本統治五十年，臺灣文學本質已不同於中國文學。
結論是臺灣文學應拋開對中國文學的依賴，將世界納入自己的視野，創作出屬於自己的好作品。臺灣雖小，文學可以很大。
會場上相繼有傾向大陸的學者，研究生提出質譺，但流於各有各的堅持。
以宏觀的角度、立場來看鄭清文先生的發言內容，明確表現出臺灣作家主觀的、有信心的堅定看法，但不可否認的仍有一些地方還有討論的空間，諸如對紅樓夢等名著的評價，教科書的選文等。
3. 「中國人所見日本統治下的臺灣」，發表者張良澤，1939年生於埔里，成功大學畢，關西大學碩士，共立女子大學教授，真理大學臺灣文學資料館館長。著有《太陽征代》（小峰書店），編《吳濁流全集》、《王詩琅全集》等。
張良澤教以江庸所寫《臺灣半月記》及總編輯李時霖彙編的《臺灣考察報告》兩本書中有關日據時代臺灣各方面的見聞報告。
江庸受華洋義賑救濟總會之託，為救濟中國西北地方到臺灣募款，從1929年11月13日到臺灣，同月28日回中國，15日之間到過基隆、臺北、阿里山、日月潭、彰化、臺中、嘉義、臺南、高雄等地，就眼中所見臺灣敘述，對司法、水利、山林開發等述其觀感，對日本統治不滿之處只有兩點，一是言論自由受限制，二是華僑所受待遇不公平。依張教授之言「作者（註：指江庸）的臺灣印象甚佳，對日本帝國統治雖多少有點不滿，但幾乎全部肯定」。
《臺灣考察報告》是福建省廈門市長李時霖及惠安縣長林鴻輝等共十一人，於1936年12月2日從基隆上岸，到13日為止，共十天對臺灣各方面所作的調查報告，是中華民國政府的刊物。依張教授的報告，全書除照片、題詞、序文之外，內文有十二萬字，對日本的施政，無論鴉片政策、治安、經濟建設、都市美化……等各方面，可說是「一片讚頌聲」，只有章叔淳（當時任中南銀行廈門分行行長）針對教育有如下的批評：
臺灣最初沒有大學，臺民受教育的機會，祇能到中學為止，現在雖有了一所大學，但她的內容，也祇注意農林醫學等，臺民的職業，除了農民與勞工及少數充當警察之外，任公務員的，可說是鳳毛麟角，就是任商業機關中高級職員的，也是少見，臺人從事自由職業，只有律師醫生之類。
其實，章叔淳談的不只是教育的不公平，也能談到就業的不公平。不能平等受教育，無法就較好之職業，不能從事自由職業，不就等於「臺民」永遠是在「地上」爬的一群人？！
張教授報告中說，綜合上述二書，任一本甚至都讚美殖民地臺灣的發展與進步為「桃花源世界」、「大同世界」，對日本帝國的努力表現出感佩之意。
張教授的邏輯與明辨的能力大有問題，因為我怎麼看都沒有「桃花源」、「大同世界」的感覺。如果依張教授教育，衛生、治安、經濟……等項目區分，分別看日人治臺的成果，頭腦不清楚的人會有「絕大部分」都是非常好的錯覺，然而：
第一，張教授是否客觀呈現兩者報告之內容？有無只選擇自己所需的偏頗情事？
第二，也是最重要的，報告中也指出言論不自由，教育不公平，就業（工作）的不平等，可以說已剝奪了基本人權，也完全喪失人的尊敬，其他公共建設再好，「臺民」充其量，永遠是二等，次第國民，甚至於還不如。如果活在這樣的情況下，你願意嗎？還歌頌日本嗎？
4.「日本文學史上不能缺少的一章」發表者林水福，日本東北大學文學博士，現任輔仁大學外語學院院長兼日文系主任、臺灣文學協會理事長。著有《他山之石》、《日本近代文學掃描》等。
在這篇報告中我強調的有二點，一是中島利郎、河原功編的《日本統治期臺灣文學》（綠蔭書房，1998）把西川滿等日人作品也劃分為臺灣文學。
西川滿、濱田隼雄等日人作家，在日本近代文學史上，沒什麼地位，把他們的名字刊上去的文學史，反而是少數。
他們是日本人，也以日語寫作，為什麼日本學者硬把他們歸類為「臺灣文學」？而不稱他們為「日本作家」呢？
張良澤教授大聲疾呼，西川滿等日人作家的作品也是臺灣文學，理由是什麼？別忘了1980年1月在《 125》上，曾發表過〈於戰前臺灣的日本文學──以西川滿為例〉（原文「戰前 臺灣 於 日本文學──西川滿 例 」）明明把西川滿歸為「日本文學」）同樣題目的論文也發表在國際日本文研究集會會議錄（第三回）上。
其次站在日本的角度，不但要把西川滿等日本作家列為日本作家，連當時楊逵、呂赫若，張文環、陳火泉，龍瑛宗等作家也應該列入。因為當時他們是不折不扣的日本國民呀！
對於日據時代的文學，也有必要對它們的品質作一檢驗！
伍 結 語
以上純為個人主觀的看法，識見不足或獨斷之處或許難免。期待更多有心人士投入臺日關係研究。
臺日之間唯有彼此合作是最好的途徑，但合作必須站在平等、互惠的立場，否則只會造成扭曲或歪曲的臺日關係，終究不會久長。
（第三屆「近代日本與臺灣」研討會，由輔仁大學外語學院接辦，有興趣者可以和筆者聯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