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上層中國情感與史料分析國際研討會後記*
Notes on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motions and the Analysis of Historical Sources in China
葉 正 道（YE Zhengdao ）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語言研究所
一、前言
由義大利那普勒斯東方研究大學亞洲系主辦，史華羅教授（Prof. Paolo Santangelo）策劃，義大利非洲和東方研究院，蔣經國基金會協辦的「中國情感與史料分析」（Emotions and the Analysis of Historical Sources in China）國際研討會於2001年11月5日至9日在義大利的孔彤納假借該鎮的市政聽會議中心召開。四十多名與會者除來自義大利本國各大學外，還有澳大利亞、比利時、德國、法國、捷克共和國、美國、日本、瑞士、新加坡、斯洛伐克、英國等大學。參加研討會的不僅是漢學研究者，還有從事心理學、社會學、語言學等學者；不僅有漢學界的老前輩，還有一批年輕的漢學學者。會中共有八場研討會，兩場圓桌論壇，發表論文近三十篇。整個研討會氣氛十分融洽，論文發表者、與會者各抒己見，暢所欲言，會外學者們亦有親切的交流，可以說是取得了建設性的成果。
二、會議緣起
開幕式上來自威尼斯卡佛斯卡里大學的Guido Samarani教授代表義大利中國研究協會會長Maurizio Scarpari教授專程到會致辭。那普勒斯東方研究大學校長Pasquale Ciriello教授，亞洲系主任Paolo Calvetti教授，羅馬拉斯比恩扎大學東方語言和文化系主任 Federico Masini 教授和正在中國訪問的義大利中國研究學會主席 Lionello Lanciotti 教授都發來賀電，對此次會議均給予積極的支持和熱切的期待。歐洲中國研究協會 （EACS）主席牛津大學的杜德橋教授（Prof. Glen Du-bridge）應邀作了開篇演講，就史料分析談了他的看法。之後，波恩大學的顧彬教授（Prof. Wolfgang Kubin）和那普勒斯東方研究大學的史華羅教授（Prof. Paolo San-tangelo）以「從波恩到孔彤納」（From Bonn to Cortona）為題先後作了發言，可以說是本次研討會的一個序言，也可以說是為本次研討會的語境作了注解。
從某種意義上說，本次以情感為主題的國際研討會可以溯其源至1995年7月1日至6日由波恩大學顧彬教授主持，題為「中國的“Melancholy”和中國社會」（Melancholy and Society in China）的研討會，以及同年仲夏在挪威召開的「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心態」（Mental State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的研討會。波恩的那次研討會可謂是歐洲對中國文明中心態（mental states） 問題的首次較集中的學術思考。此次孔彤納研討會是波恩研討會主題的延續和擴展。在「中國的“Melancholy” 和中國社會」（Melancholy and Society in China）研討會論文集的引言部分，顧彬教授談到 「坦率而言」，此次研討會並未解決我的基本疑問——一系列眾多與“melan-choly”（憂，愁，悲，哀，怨）相關的情感（筆者譯）。但正如史華羅教授而言，波恩論文集中的一些文章已表明該次研討會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孔彤納研討會不僅承於波恩研討會的探索和反思的精神，更是一次延伸，雖不期解決所有的理論問題，但希望能提出和闡發一些新問題，而能提出這些新問題和新視角本身亦正是類似研討會的價值所在。此次國際研討會希望能回到一些更普遍的方法論方面的問題，探討研究心理和思想狀態的可能性、局限性，以及跨科際研究的方法及其對研究中國人類文化歷史的貢獻。史華羅教授說道：認識到這些理論和實際問題是人文研究過程中重要的一步。本次研討會旨在就已作的研究，以及研究過程中的問題為學者們提供一個交流的機會，從而促進各研究領域學者之間更密切的交流，從跨科際的角度來分析文本材料中情感的成分。孔彤納研討會尤其希望能在與心理狀態有關的認知成分、價值觀和意象以及情感研究中遇到的概念、類型及語義對等問題進行深入的探討。整個研討會的場次安排基本上以從古代到現代的時間為序，但也因學者課題的特殊性而有例外。兩場圓桌論壇著重於跨科際方法論和「明清史料中情感和心態數據庫課題項目」的討論。下文就各分場的活動予以較詳細的報導。
三、會議內容
第一個場次研討會由杜德橋教授主持，共發表論文三篇，集中先秦時期。首先海德堡大學的Ulrike Mid-dendorf發表了題為〈情感的活力：中國早期情感觀和西方情感研究方法〉（Emotional energy: early Chinese views of and Western approaches to emotions）的論文。該文從宏觀的角度比較了中國早期和古希臘哲學中有關情感論的相似之處，並指出這些共通性亦是現代眾多情感學說的組成部分，通過並列先秦和古希臘的情感學說，提出了運用現代西方研究方法來研究中國早期文本中情感的可能性。Ulrike Middendorf從考察中國和希臘早期有關情感性質和功能的論述出發，先討論了現代西方情感理論，尤其是那些可借鑒運用到經典解讀中去的心理學、民族學、社會學及人類學等方法；繼而著重討論了先秦哲學論辯中基本情感種類的意義；最後回到「情」這一中心概念，從比較的角度總結了情感研究中的一些重要的問題。
威尼斯大學的Attilio Andreini發表了〈郭店一號楚墓竹簡儒家文本中「情」的含義〉（The meaning of qing in the Confucian texts from Guodian Tomb no.1）一文。文中對湖北省1993年出土的郭店竹簡中屬儒家文本的《性自命出》抄本中「情」的含義作了細緻的分析和闡述。從分析來看，《性自命出》中的「情」這一概念並不能完全和一塵未染的內在現實相對應起來，而是感覺、情感狀態的外在表現，或是一種本能的反射。顯然，當這個由「內」到「外」的轉換過程為心理狀態的真實反映，可謂「真」；由此「情」這一概念中所蘊含著的「實、真」就是指「由心理狀態轉化為行為過程中的透明性」和行為產生的具體結果這兩個方面。對《性自命出》中「情」的分析還可看出，就「情」與「性」、「道」、「禮」的關係而言，郭店抄本中有關「情」和人性的哲學辯論與其它儒家經典例如《孟子》和《荀子》相比更趨「微妙」和「溫和」，也更富成果。
第三位發言人為瑞士貝塞兒大學Roda Pf1 毗ter。他的論文為〈從馬王堆出土文獻看性身術框架下特殊心理狀態的產生〉（The production of special mental state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sexual body techniques—as seen in the Mawangdui medical corpus）。該文以湖南馬王堆出土竹簡中有關「房中術」的三個抄本為對象通過「文本內」和「文本間」交叉分析的方法來理解這些抄本記述內容背後所隱含著的心理——生理假設，從而希望能部分重構當時的心理——生理論。這些抄本不但涉及到身體狀態、生理學說、具體的教授，並首次把女性身體作為主題，而且以精確的語言描述了男性在性活動中所能達到的一些特殊精神狀態。該論文尤對「神明」這一狀態進行了深入的分析。
第二場研討會仍由杜德橋教授主持。德國勃洪姆大學的Licia Di Giacinto 發表的論文為〈在意識形態和理性之間：漢朝統治下的「怒」〉（Between ideology and rationality: rage under the Han）。該文是基於這樣的一個政治歷史背景：在漢代一個建立在五行基礎上的新的哲學體系逐漸形成，這一體系賦予統治階層權威的意識形態。在這一體系下，情感被視為起了消極的作用。Licia Di Giacinto希望通過分析漢代一些史料中「怒」這一情感來展現漢代統治下的情感畫面。她先分析了《春秋繁露》和《白虎通》中對「怒」的哲學和其意識形態所作的解釋，繼而討論了「天怒」和人之情感對應的問題，特別關注的問題是這一新的哲學體系是如何剝奪了「怒」的人性特點。Licia Di Giacinto 認為這些問題似乎在《論衡》中尤為突出，因為王充一反當時知識界的潮流，拒絕把「怒」作為天之特點，而把它放回到人文背景中。於是文章最後著重分析了《論衡》中的「怒」。
哈佛大學的Curie Virag發表了題為〈從情感觀與知識論的改變看自我觀念在唐宋變革時期的重構〉（That which encompasses the myriad cares: emotion, knowledge and the reconfigured self in the Tang-Song transition）一文。由唐到宋是中國思想、社會和文化發生深刻變化的時期，新儒學的興起改變了士大夫階層（最終波及到市民階層），對自我觀念及他們與社會關係的看法。Curie Virag想在這一歷史時期的背景下，探討作為道德、知性、審美統一的基石的情感其作用從唐代一體觀到宋代新儒家看法的轉變。Curie Virag認為要更好地瞭解這一轉變，不僅要對諸如性、情、欲等相關概念的認識的演變作全面分析，也應當探究情感與我們是如何認識自我，如何認識主體和世界的這個更廣的框架相關聯起來的方式。該文的論述從唐朝的孔穎達開始，試圖通過分析孔對《樂記》的評述能對他所闡述的一個含納他對情感認識的世界觀有一個總體把握。文章接著分析了歐陽修，因為在歐陽修身上我們可以看到宋代思想家們一旦認識到先前有關自我和世界有著關聯的看法並不是那麼站得住腳時面臨的有關存在論的困境。文章最後討論「道學」運動中的主要人物——周敦頤、張載、程頤和朱熹。他們建立起了一個把自我和世界統一起來的新的認知基礎，在建立這一基礎的過程中，他們苦苦探索如何對待情感這一問題。Curie Virag認為唐宋思想的變化尤其可從孔穎達和朱熹的著述中窺見一般。孔穎達和朱熹在他們對《大學》的論述中都談到情感、知識和修身的關係，但卻提出了不同的有關「心」的看法。Curie Virag在具體分析了孔、朱有關「心」的不同主張之後，總結道孔、朱對心和情感的不同理解從根本上反映了他們對自我、自我與外界關係、知識的來源和標準的不同理解。在孔穎達看來，「知」並不是由心為代表的內在能力，而是必須通過它能喚起的特別的事物來理解。這個喚起以往學習和經歷的過程依賴我們擁有情感的能力。心是把人類生存狀態中不同對立的方面（過去和現在，內在和外在）統合起來的主導者。它作為連接過去和現在事件的橋梁賦予自我歷史的延續性，並通過激起和指導個體行為把自我的內在轉化和外在連接起來。在朱熹看來，只有一個絕對、普遍的理存在。修身是達到這個最終與宇宙客觀秩序相順應的，確保人類活動具有統一性和意義的理的手段。在這一體系，情感則失去了作為介於內在自我和外部世界的作用。
第三篇論文由義大利熱那亞大學Paola Vergara Caffarelli教授用法語發表，題為〈祖先和宗教情感的體現：古代突厥和蒙古人用於葬禮的石雕〉（Una rappre-sentazione di emotioni parentali e religiose: la statuaria funeraria degli antichi turchi e mongoli）。該文追溯了古代突厥和蒙古人在明代以前用石雕或石碑紀念已逝家族成員，進行祖先崇拜的表現形式。Paola Vergara Caffarelli 教授用大量的照片和圖片具體分析和描述了刻在石頭上的人物、動物形象的所指和意義。
第三場主持人為美國堪薩斯大學的Keith McMahon教授。首先發表論文的是波恩大學的Wolfgang Kubin教授，論文題目為〈在宋代中國，感到「憂」的涵義是什麼°S〉（What does it to mean to feel“melancholic”in Song China°S）。Wolfgang Kubin教授長期以來一直關照著 “melancholy”這一主題。這篇論文可謂是這一主題的繼續。Wolfgang Kubin教授指出中國文學中不乏對於苦痛、苦楚的描寫，這一文學現象值得我們深思，因為這一現象背後隱藏著的很可能是一部中國「痛苦心靈史」。但問題是無論在東方還是在西方，都存在著很多類似於「痛苦、悲傷」的情感詞匯，研究中國的學者們往往不加辨析地使用這些概念，所指不明，使得研究對象很混亂。在列舉了一些例子後，Wolfgang Kubin教授指出有些研究把「愁」和 melancholy 對等起來是有問題的，因為它們分別代表這不同的歷史文化心理歷程。「愁」從某種程度上說是可以克服的，但 melancholy在現代西方的理解中是不可克服，不可逾越的。它代表的是一種態度，一種與生相伴的生存方式。Wolfgang Kubin教授緊接著對硬想在中國文化中尋找到西方文化現象這一出發點本身提出了質疑。因為這樣作既不瞭解中國，對自身的文化也不負責任，並且也會導致歷史意識和敏感性的傷失，進而不肯仔細地來解讀原文。為了說明這個問題，Wolfgang Kubin教授著重分析了范仲淹《岳陽樓記》中的「憂」的蘊涵，並比較了隱藏在「憂」和melancholy 之後深層的文化歷史意義， 他認為《岳陽樓記》對理解中國自我的觀念極為重要，用melancholy 來解讀的話就完全曲解了對中國自我觀念的正確理解。
第二位發表論文的是夏威夷大學的Brian Bruya，題為〈笛卡爾、朱熹、王陽明理論中的情感、欲望和類似硬幣兩面性的的經驗〉（Emotion, desire, and numismatic experience in Rene Decartes, Zhu Xi, Wang Yangming）。Brian Bruya認為笛卡爾、朱熹、王陽明這三位思想家在建立其情感理論的過程中都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那就是達到令人滿意的實際行為的第一步是調節欲望（作為情感）的作用。為什麼在情感論述中，欲望被視為「罪魁禍首」而應當克制或根除呢？是所有的欲望都應當以清除為其終極目標，還是只有個別的欲望應當如此？當戴震回顧新儒學發展到他那個時代所經過的歷程時，認為新儒學一個持續的弱點是他們始終把重點放在從總體上根除欲望（在戴震看來，欲望是生命的自然甚至是必需的組成部分），而不是把目標縮小到與欲望共存的利己性。戴震這一自然主義的立場和一般人們把朱熹作為理性主義者，把王陽明當作理想主義者的理解形成了鮮明的對比。Brian Bruya 試想通過分析笛卡爾、朱熹、王陽明對情感和欲望的關係的論述來論證（1）朱熹通過引入關於利己危害的論點跟笛卡爾從總體上控制欲望的觀點相比代表了進步；（2）王陽明對欲望的宇宙觀提出了世俗的闡釋，比朱熹更進了一步。Brian Bruya 總結道，由此看來，戴震實際上並非如他自己想像的那樣跟朱熹和王陽明有著如此懸殊的差異。
第三位發表論文的是德國科爾克里斯渟-愛爾伯萊西大學的Angelika Messner，題為〈論情感在中醫學中的論述〉（On emotions within the Chinese medical dis-course）。Angelika Messner首先引證西方學者關於醫學、身體及社會組織之間關係等論述談了醫學對於研究社會、文化、歷史的重要意義。因為醫學是社會有機的組成部分。身體的微觀世界似乎和宏觀世界有著密切的對應關係。隨後，Angelika Messner著眼於中醫學研究。她提到雖然有關中醫歷史文獻的研究尚處於起步階段，現在還難以下定論，但有幾點是較肯定的。那就是晚清絕大多數的醫學材料基於「對應說」，並明確提出鬼神並未完全消失。就這種「對應」觀來看，《內經》以降，內臟對生理、心理、情緒產生影響的觀點是最重要的一方面，而在這一觀點中，氣的概念又占主導地位。醫生們似乎對情緒的外在表現行為極為關注，並重於實際的治療。Angelika Messner用圖表羅列出了五行、陰陽臟腑、情志和五神之間的對應關係，並指出這個深層對應關係的模型對描述和理解中醫思想中生理、心理、行為的對應概念至關重要。既然情緒總是直接和某一臟腑系統的失調相關，用單一的原因來解釋只能引入歧途。一疾病起始於並終止於一個對應的系統，而不只是某一個器官。所以，在Angelika Messner看來，按照現代以前的中醫理論，對情緒是否起著中心作用的回答既是「是」也是「否」。「是」是因為醫生們觀察情緒表相以便確定體內的失調從而來診治。「否」是因為情緒可以像其它諸如冷、熱等生理過程那樣加以「調理」。隨後，Angelika Messner列舉了陳士鐸《辨証奇聞》和《石室秘錄》中的具體描述來論述下列三個方面：（1）情緒行為的外在表象和內在情景，（2）抑鬱：如何感覺和感覺到什麼沒有區別，（3）調理情緒：醫生們對不同情緒的歸納 。
第四場由本次研討會組織人史華羅教授主持。第一篇論文由美國奧里根大學的Maram Epstein教授發表，題為〈感情和禮儀：孝、儀式和自我表現〉（Emotion and decorum: filial piety, ritual and self-representation）。Maram Epstein 認為孝雖然被視為中國社會組織中最顯著的特徵之一，為儒家道德自我定義構成的主要部分，但學界對行孝的意象和意識形態結構似乎鮮有問津。所以她希望能對三部18世紀的小說——《紅樓夢》、《歧路燈》和《野叟曝言》，以及一些年譜中孝的構成提出疑問並進行分析闡述，因為這些文本不僅給我們留下了現實情感和行為的軌跡，更反映了範型中表達的文化意象。通過分析與父子和母子這兩隊關係相關的不同情結，Maram Epstein 教授提出並希望解答這樣一個問題：這種的關係有時要求成年男子表現出極端的卑賤，但為什麼他們還繼續美化這種關係。Maram Epstein教授還認為反映在文本中的緊張關係和沉默也有助我們看清在應該如何表現的這層面紗之後，個人是如何與文化所接受的和所期盼的行為進行抗爭的。其它較正式的作品相比，小說所擁有的較自由的表現力能使我們洞察到成年男子是如何在為父、為夫、為子這些有時相衝突的角色中「談判」其感情的。
來自新加坡國立大學的周健渝發表論文是〈中國傳統文學中的情〉（Emotion （qing） in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文章主要通過敘事體裁和詩詞中的個別舉例來具體分析情的意指。周健渝指出在中國傳統小說中，情代表了個人的道德觀，是對社會正統道德思想的一種挑戰。個人用情來向諸如「男女授受不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傳統道德思想和理念發起挑戰可以在唐代《李娃傳》和《鶯鶯傳》，明代《杜十娘怒沉百寶箱》，清代 《聊齋志異》等眾傳奇、小說中得到見證。更饒有趣味的是中國傳統小說中對「婚外情」的闡釋。就這一主題而言，《金瓶梅》和《水滸傳》代表了慣常的態度，與社會正統道德觀念相吻合。但《三言》中的一些故事則反映了對婚外情和通姦的容忍，暗示了敘述者站在個人這一邊，藐視社會道德的常規，向傳統道德觀發起挑戰。周健渝又分析了情在詩詞中的體現，它主要代表了一種永恆。情作為抒情方的「我」和另一方的心理歷程與現實的分離相對應。分之久，則情愈深，當現實的分離不可避免時，雙方則痛不欲生。「我」與另一方一體的消失則與憂鬱的表徵相對應，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永恆不變的情既與分離相背，又與之不可分隔。
第三篇論文由斯洛伐克布拉提斯拉娃大學的Marian Galik教授發表，題為〈中國現代頹廢戲劇中越軌的愛情和暴力〉（Deviant love and violence in Modern Chinese decadent drama）。Marian Galik教授認為中國當代戲劇中有關描述越軌的愛的文學歷史鮮為人知。該文著重分析了向培良、白霺、徐葆炎和蘇雪林四位戲劇家作品中對越軌的愛情和暴力的描寫及其意義。該文的討論是放在比較古今、中外類似的主題及其對現代中國戲劇的影響的背景中進行的。例如王爾德的《歌中之歌》，達奴淬的《死亡之城》，《聖經》中的典故，梵文經典中有關《昆那拉》的傳說，《紅樓夢》中寶玉和晴雯的故事，殷紂王與其寵妃的故事等。
第五場研討會仍由史華羅教授主持，發表的三篇都與清代小說有關。美國匹茲堡大學的Katherine Carlitz教授的論文題目為〈《西廂記》和《嬌紅記》中的愛情和人物個性〉（Passion and personhood in Xixiang Ji and Jiao hong ji）。Katherine Carlitz教授認為代表明代愛情文學原形的《西廂記》和《嬌紅記》表現了不同的愛情和人物個性的模式。在《西廂記》中，有情人終成眷屬，年輕主人公雙雙藉著愛情的力量與不公正的權力進行抗爭。在《嬌紅記》中愛最終無力對抗外界的阻撓，男女主人公最終只能為愛而死，以此來滿足讀者。Katherine Carlitz教授認為把這兩部作品放在一起進行研究有著重要的意義。首先從《西廂記》和《嬌紅記》這兩部作品本身來看，它們都不是單一的作品，兩者到最終的成形都經過一個歷代發展演變的過程，在發展過程中各自都經歷各種體裁的改寫。再者，從一個更廣泛的空間來看，這兩部小說又是複雜故事中的故事。它們為其它故事所效仿，受到褒揚贊頌，或遭到拒絕。其情節在後來其它故事中反復出現，幾乎成為一種定式。後來作品中的主人公經常提及這兩部作品。兩部作品的出版過程和形式亦多有耐人尋味之處。所以研究這兩部作品的歷史演變過程，看哪些被保留的，哪些被刪除或擯棄的，有助於我們理解愛情在各歷史時期是如何被詮釋的。同時從這兩部作品受到的文化反應中，我們可以進一步探究愛情和人物個性的概念是如何演變和發展的。全文由兩條線索貫串，一條是縱向以時間為線索追溯分析了兩部小說各自的發展演變過程，另一條線索是橫向比較兩部小說的側重點。該文同時也是一篇關於愛是如何得以表現和理解的論文，但它不只研究某一具體情感，而更關注有權利去經歷情感的意義。
英國杜拉姆大學Daria Berg的論文為〈小青談叢：追溯17世紀江南的情〉（The lore of Xiaoqing: tracing emo-tions in 17th century Jiangnan）。該文在明代末期17世紀江南讀者群狂熱地崇尚情的背景下，研究帶有半傳奇色彩的女詩人小青。小青為「小情」的諧音，其故事在小說和歷史間徘徊不定。它的存在主要體現於三部傳記中，但小青的故事激發了眾多戲劇、小說和詩歌的創作，並不斷在以後的三個世紀中，直至五四時期，發揮著人們的想像力。雖然有些文人否認小青的真實性，但晚明的讀者更是在這位少女詩人死後把她神化了起來，並建立起神龕用墓碑和文字來紀念她。小青成為16世紀湯顯祖筆下《牡丹亭》中悲劇主人公杜麗娘的翻版。小青早逝的原因被歸結為用情過多，她作為一個新女性的形象活在了讀者的心中。通過分析文學和歷史材料中有關小青的故事，Daria Berg 一文追溯了文人才子在唯情是擁的過程中是如何褒揚女性的才能的，從而使我們能更深入地窺探到那個時期的女性的夢想、欲望和追求。
第三篇論文由美國伯克萊大學Paola Zamperini發表，題為〈花的秘密：晚清小說中的愛、梅毒和死亡〉（Le secret des fleurs: love, syphilis, and death in Late Qing fiction）。該文旨在分析晚清小說中身體、情感和性別的相互關聯。為了達到此目的，取材的重點放在體現女性身體變化不定和激起男主人公（或許也包括男性讀者）感情的作品。Paola Zamperini指出在中國傳統小說中「花」通常用來描寫美麗女子。花萬變又不離其中的秘密被視為與女性身體有著密切的聯繫。花朵的「花」和變化的「化」為同音字也並非偶然。但變化同時意味著生與死。同樣，以其色香把看花人看得灼眼的花朵同時也是蜜蜂和蝴蝶的犧牲品，面臨著早逝，所以年輕女子的 爛也只在一瞬間。雖然花朵的艷麗與芳香令男性戀人眼花繚亂，面對著愛的對象，他們同時也焦慮也惶恐，因為他們「采花」只有一季，那就是他們戀人的「春季」。在嬌寵戀人的同時也加速了她們的凋謝。他們追逐的美麗總是在無形間繞上「花們」和他們自己死亡的陰影，因為在她們把他們引上激情和性之途時，他們也付出生命的代價。Paola Zamperini 又指出晚清時期，尤其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小說中浪漫的主人公與他們如花的美人之間的關係常交織著痛苦與折磨。在那時期的小說敘述中我們常可以看到戀人們逃脫不了自我沉淪、吸毒和罪惡報應的下場。探究這些代表女性變化技巧的象徵事物及男性的柔弱，不僅能幫助我們理解性別和身體在晚清小說中與情感掛起勾來的意義，還能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明清意象中欲望、身體和死亡之間的複雜關係。
第六場的主持人為 Marian Galik教授。發表的兩篇論文都與蒲松齡的《聊齋誌異》有關。先由蘇格蘭愛丁堡大學的Frances Weightman發表題為〈蒲松齡作品中的「痴」〉（Chi in Pu Songling's Liaozhai zhiyi）的論文。社會歷史學者和文藝評論學者已注意到16、17世紀中國的文人寬容甚至是美化痴迷行為的這一傾向。這一現象的背後有著各種因素，但Frances Weightman主要從明代美化兒童形象和類似孩童行為的角度來分析這一現象 （這一傾向可從諸如李贄的《童心說》等著述中得到體現），依據的材料主要是1998年出版的《蒲松齡全集》（其中三分之一的篇幅為《聊齋誌異》）。Frances Weigh-tman 指出雖然「癖」和「痴」都涉及到偏執的行為，但「痴」更有愚笨和幼稚的蘊涵，是一種不顧現實的孩童般的傻氣。有關《聊齋誌異》中痴迷這一主題學者們多有論述，但常常混淆「癖」和「痴」的區別。所以Frances Weightman希望通過從明代晚期崇尚孩童形象的角度重新分析「痴」的含義，從而更好地理解那個時期作品中盛行「痴」的原因。
第二篇論文由美國肯薩斯大學Keith McMahon教授發表，論文題目為〈蒲松齡《聊齋誌異》中的奇女痴男〉（Strange women and foolish men in Pu Songling's Liaozhai Zhiyi）。該文主要從明末清初情這一主題及其為奇女形象出現作鋪墊的角度出發來分析蒲松齡的作品。在蒲松齡的故事中奇女的顯現和消失似乎說明她與男人的離合控制在她手中。她的出現和消失集中體現在她進入凡世的這一刻。她開始出現的時候帶著的鬼的形象是由於從隱到顯這一過程在她身上產生的影響，這也解釋了蒲松齡為何以她斷然終止與男子的關係來強調她的超然。奇女不但能按自己的意願擺脫男子，她比男人更具決定性的行為。在蒲松齡繼承和表述的情的審美觀中，就在象徵體系中表現服從這一問題而言，奇女事實上代表的是理想人物。情的重要性肯定與奇女自主地選擇其角色的特殊基調有關。她的顯現與消失，離與合的過程與她最終能放開自己作決定的寓意相一致。蒲松齡對超自然的運用與他綜合重疊運用多種效果有著密切的聯繫。這些效果包括顯現和消失、進入凡人世界以及斷然的行為。
第七場研討會仍由 Marian Galik教授主持。第一篇由義大利東方研究大學研究院的Donatella Guida發表，題為〈《鏡花緣》中的愛的表現〉（The expression of love in the Novel Jinghuayuan）。Donatella Guida認為《鏡花緣》 的作者李汝珍雖然在開篇中談及該小說講的是「閨閣逸事，兒女閒情」，其實未然。小說對這方面的愛談及甚少，卻把更多的筆墨放在其它更「體面」的道德情感上，包括孝、父愛、對皇權和國家的愛等。激情，有時甚至是夫妻之間的愛都與儒家教條格格不入。李汝珍褒揚儒家的這一套，所以小心翼翼地避免了「危險」的情節與細節。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位明顯想在諸多方面與《紅樓夢》效仿的作者頗令人啞然。
第二篇論文由普林斯頓大學Andrew Plaks教授發表，論文題目為〈「心」作為儒家修身倫理的情感基座〉（Xin as the seat of the emotions in Confucian self-cultivation）。該文旨在就修身過程中的情感內容來界定儒家文本中「心」作為個人自我重要基礎的意義。通過集中分析儒家經典《四書》和《荀子》，以及另外一些戰國和漢代文本中的「心」的含義，Andrew Plaks教授希望能證明「心」作為情感和認知的基座，是介於自我內在核心和它與周圍的人文環境及自然環境的界面之間。由於「心」的這種連接意識的內在和外在的橋梁功能，經典儒家必須要求的培養或「調節」情感經驗「基座」的觀點似乎仍不十分明確。或許正是孔子思想中這種「自我的自相矛盾」的立場才有力地推動了有關達到理想完美境界的哲學辯論，並激勵著文學創作中無數的有關普通人無法實現這種理想的感人肺腑的例子。
研討會第八場為圓桌論壇，是第二場圓桌論壇的序曲。論壇由波恩大學顧彬教授主持。論壇的目的是擴充視野，從多視角跨科際的角度來關注情感研究。首先發言的是意大利勃羅尼阿大學心理學Roberto Caterina教授，題為〈情感、語言和文學材料〉（Emotion, language, and literary texts）。Roberto Caterina教授主要分五點來分述。第一，情感的定義。從眾多心理學家對情感這一概念的闡述和爭辯來探討「什麼是情感」這一問題，其中突出介紹了四種最有影響的理論：杰姆斯的生理反應論，達爾文的情感表達觀點、認知學說和社會構造學說，同時也辨析了心理學和哲學對情感不同的定義。第二，情感和語言的關係。人們通常通過言語來表達情感。我們可以通過分析日常使用的情感詞匯來研究情感，也可以通過具有代表性的文學作品來研究情感，因為文學作品提供了情感發生的情景，人們是如何來處理情感等多方面的信息。「情感片斷」包括情感的發生、主人公對情感情意義的認識，以及該意義傳播到讀者的過程。因為情感是一個過程，所以 Roberto Caterina教授認為這是文學材料分析可從心理學情感研究中借鑒到的最可貴之處。此外，文學材料更趨向於反映一民族和國家的道德準則和價值觀。第三，克闌博格開創性的研究。心理學家克闌博格早在30年代在研究文化對情感的影響時就列舉了中國文學中的例子來顯示文學是情感研究的絕好的材料。因為我們從中可以看到情感表達在文化上的差異。Roberto Caterina教授認為情感實則為一交際系統，要考察這個交際系統，我們應該首先考察用來表達感情的語言。第四，研究語言和情感關係的三種方式。他們分別為字典編纂、問卷調查、語言標簽和非言語表達及行為的配對關係。第五，實際操作項目。Roberto Caterina教授聯繫了第二場圓桌論壇的課題項目，談了「數據庫」模型的心理學基礎。
第二位發言的是義大利費多理戈二氏大學的Orlando Lentini教授，題為〈歐洲18世紀情感和現代化〉 （Sentiments and modernization in the European 18th Cen-tury），主要從社會學的角度論述情感作為歷史發展推動力的意義。西方歷史學認為現代世界是以「理性化」為其標誌。「理性化」運動的主導思想是人類社會必須基於理性的評價，但實際上是上升階級反對舊秩序中的傳統、利益和情感的資產階級的理性。在許多學者看來，在現代世界體系中理性和資本主義緊密的聯繫在一起，情感在政治和經濟生活中則根本不起什麼作用。但在Orlando Lentini教授看來西方現代化過程對理性的強調低估了發展過程中另一重要因素，即情感的作用。情感從感覺開始更是先於理性，是社會指導行為模式的心理基礎。這些模式一旦形成和內化便成為社會行為的基本「實際刺激物」。在18世紀的歐洲，「人類科學」稱之為「道德情感」（moral sentiment），是作為社會的產物和個人的定向，先於任何「理性催化劑」，被視為是社會的最核心的基礎。Orlando Lentini教授認為在對歐洲現代化作詮釋時，我們或許可以換一個角度，把眼光放在「情感催化劑」上。就著這一看法，Orlando Lentini教授考察了情感在18世紀歐洲是如何作為世界體系有機組成部分在社會發展中起到的積極的作用。在他看來社會秩序構成過程中的每一個成分都有規律地效仿情感的結構。這些情感交合在一起，然後通過意識形態加以理性化，起到特別組織形式的功能。這一過程總是由歷史來決定的。他又特別指出，在18世紀我們不但可以從史料研究和文學中更多地看到現實是如何從新「交雜」（hybridisation）在一起，更可以看到「道德交雜」的新趨向，那就是為了建立起一個更先進趨向於普遍性的價值和規範結構來分析分括中國在內的多元的道德體系。Orlando Lentini教授最後總結到世俗化、普遍化和世界共識的形成始於道德情感的「交雜」。所謂的現代化實為是世界體系的構成過程，它建立在過去的傳統和普遍的情感上，並重視其它組織文化，這或許正是啟蒙的真正意義所在。
第三位發言的是澳大利亞國立大學葉正道，她從語言學的角度談了情感研究中涉及到語義的方法論的問題，題為〈論中國文學材料中情感詞語的分析和分類：語義框架〉（On the analysis and categorization of emotion terms in Chinese literary sources: a semantic framework）。她主要分四個方面進行論述。第一，情感、語言和語義。情感的內在經驗性使情感的語言成為我們窺探和瞭解內心世界的主要途徑。要瞭解一民族在一歷史時期的情感世界，首先應當考察該民族用來描寫和表達其情感的語言（包括語言共性和特殊性的地方）。各語言似乎都有直接用來表達情感的詞語。考察這些詞語尤為重要，因為它們是對共有經驗的認識的最抽象的提煉和概括。再著，要能以最接近該文化群體內部成員的理解來理解其語義。第二，情感研究中存在的方法論上的問題。二十年來心理學、人類學、社會學等多學科在情感研究中遇到的有關翻譯和定義的問題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在語義不對等情況下如何來給文化特有的情感概念下定義的問題，為尋求情感普遍性進行跨文化對比過程中需要共同衡量尺度的問題，透過一民族語言來解析另一民族文化特殊概念可能會產生的曲解一文化固有文化模式的問題，以及語言內部用近義詞互釋定義循環問題。鑒於此，一個具有解釋能力同時又具有相對文化獨立性的中介語有助於解決這些問題。由此，她介紹了「自然語義中介語」（Natural Semantic Metalanguage）理論，並結合心理學情感研究成果和人類學以「當地人的角度」的觀點介紹如何用該中介語以「原形認知情形」的陳述方式來給情感概念下定義。第三，定義示範。以《紅樓夢》為語料庫，通過細緻的語境分析，以及語言內和語言間深入的對比分析，對「熹」、「樂」、「憂」等「基本」情感進行釋義。葉正道認為從所謂的「基本」情感著手對研究情感普遍性有著特別的意義，若各語言的基本情感不能相互對等的話，目前建立在英語基礎上的人類基本情感說是有問題的。就漢語來看，在同一情感類型中「熹」和「樂」並列是獨特的文化現象，但當其語義得以解開時，這樣並列也迎韌而解；「憂」雖與其它情感類型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為漢民族特有的情感類型。第四，結合漢語構詞自身的特點，中國傳統情感學說以及（經過語義分析後呈現出的）共有的「情感認知元素」，對《紅樓夢》中出現的情感字和情感詞作了初步的系統的分類，並討論了情感詞的構詞規律，歷時研究的意義，各情感類型的特點和相互關聯。
第四位發言的是義大利東方研究大學 Paolo San-tangelo教授，論述的主題為〈非文學材料分析的初步注釋：道德和司法材料〉（Preliminary notes on the analysis of non-literary sources: moral and judicial materials）。Paolo Santangelo教授認為雖然文學材料最豐富最直接地描寫和表現情感世界，但我們在研究情感時也不能忽視非文學材料。因為它們是史料的有機組成部分。要對明清時期的情感和心態有全面的瞭解，我們分析的材料範圍也應當包括這方面的材料 （在由Paolo Santangelo教授主持的「明清史料中情感和心態數據庫」課題項目包括非文學這方面的材料，關於該課題見第二場圓桌論壇）。不同性質的材料可以讓我們從不同視角全方位地來審視和研究一系列更廣泛的概念。Paolo Santangelo教授認為一時期的哲學和道德材料中有著一個「理性」地體現情感的方式。所以此次發言他側重分析非文學材料中的情感。他先分析的是明代呂坤哲學論述中涉及到的情感，然後是清代《內閣題本》中的司法案件中涉及到的情感描述。Paolo Santangelo教授認為雖然文學中也常有司法案件審判等描述，但類似《內閣題本》等司法材料更具歷史真實性。它們反映了一特定時期日常生活的面貌，也反映了人們對現實的認識和他們的情感世界。但司法材料也不只體現事實，因為記錄者是按照社會框架的內在邏輯來記錄人們的行為，反映了一個特定歷史時期的道德價值觀。
第五和第六位發言人分別為Paola Zamperini和Angelika Messner。她們在先前各自發表的論文的基礎上就情感和性別，中醫中的情感這兩大主題作了進一步深入的闡述（其論文見第四場和第三場研討會）。
第八場主持人為來自美國匹茲堡大學的Katherine Carlitz，共發表論文三篇。 日本京都大學的Kim Bunkyo金文京教授的論文題為〈《董西廂諸宮調》中的情感表達〉（Emotional expressions in Master Tung's Western Chamber Romance）。金教授認為宋代的《董解元西廂記》在由唐代元稹的《鶯鶯傳》發展到元代王實甫的《西廂記》這一過程中起到了極為重要的承傳作用。從《鶯鶯傳》到 《董西廂》，內容、情節、人物都有增加，並且由悲劇變為喜劇；但從《董西廂》到《西廂記》，內容基本沒什麼改變。學者們的興趣似乎較偏重於《董西廂》到《西廂記》的發展過程，而對《鶯鶯傳》到《董西廂》的發展過程問津甚少。基於這樣一個文學背景和認識，Kim Bunkyo教授著重探討《鶯鶯傳》到 《董西廂》在內容上的的重新安排，並把重點放在分析比較兩部作品在處理時間轉換上的不同之處以及情感表達與季節變化的關係。
義大利東方研究大學的Annamaria Palermo教授發表的論文為〈《愛是不能忘記的》（1979）：重新用來定義情感的語言〉（Love must not be forgotten（1979）: New linguistic codes to redefine emotions）。文化大革命後大陸文學面臨著新的任務和困惑，那就是如何重新建立起表達個人情感和自我的言語，在文化大革命中，個人的情感欲望，個人的心理需求受到了極大的壓制。整個一套表達個人情感的語言似乎從公眾舞臺消失了。文革後，作家們面臨的不僅僅是一個敢不敢表達深層的自我的問題，還有一個用何種語言表達的問題。當時作家可選擇的途徑甚少。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張潔1979年發表的《愛是不能忘記的》是第一個大膽的突破和嘗試。該文著重分析了這部小說中的用來表達情感的「新」的語言及其背後的蘊涵，並提出了「情感教育」（l'education sentimentale）的問題。Annamaria Palermo 同時也指出小說中存在的言語矛盾，張潔時而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革命語言似乎說明了當時作家的處境與困境。
義大利都靈大學的Stefania Stafutti發表的論文題目為〈對讀者友好：《良友》雜誌「親」讀者的政策〉 （Friendly to your reader: the policy of“closeness”to readership in the Journal Liang You- The Young Companion）。該文主要分析了上海30、40年代發行盛廣、紅極一時的《良友》雜誌采取親近讀者的有效編輯策略。Stefania Stafutti利用插圖廣告等原始材料圖文並貌地列舉了《良友》吸引讀者、擴大讀者群並使讀者感到主動參與的策略。這些策略包括編輯致辭、雜誌在排版上下的功夫、運用圖片和照片、消息的世俗化等。此外，文章還分析了該雜誌使用The Young Companion而非The Friendly Companion作為《良友》英語翻譯的意義。
第九場主持人仍為Katherine Carlitz教授。發表的三篇論文都涉及到「怒」這一情感。第一篇由蘇黎士大學的Roland Altenburger，題為〈女子復仇者的「冷」——現代以前中國小說中表現的報仇的情感條件〉（The female avenger's coldness: on the emotional condition of revenge as represented in premodern Chinese fictional narrative）。Roland Altenburger指出在各文化和歷史時期，報仇往往成為人類行為的動因。面對報仇行為，公眾的態度常常具有兩面性：一方面他們佩服稱贊這樣的行為，但同時也害怕這種行為的極端性、非理智性以及其暴力成分所帶來的嚴重後果。在（現代）以前的中國社會，報仇常常為社會所仰仗，有時甚至受到官方的鼓勵 。儒家經典中就有贊同報仇的論述，有時認為非這樣作不可。因為報仇所涉及到的道德成分較高，有關類似主題的敘事作品頗多。敘事範型的流傳對形成個人報仇的某種典型情節起到了極大的作用。就中國的作品而言，家族和社會的常規常對報仇者寄予強烈的期望。以致一旦報仇者辜負了他們的期望便羞愧不已。公認的報仇精神似乎是不顧一切，犧牲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辭。這種一意孤行，不達目的不甘休的形象為中國文學中報仇者的典型。這種報仇的心理通常解釋為「發洩仇恨」，是一種發洩情感的行為。但在中國文學敘事中鮮有對報仇者之情感和心理狀態之具體的描述。例外的一個例子是《兒女英雄傳》。Roland Atenburger從報仇的情感條件的角度入手詳細地分析了女主人公十三妹報仇的心理狀態，主要表現為因感情受到壓制和報仇延期而導致的極端的「冷」。
布魯塞爾（University of Bruxelles）的Li Ma 的論文題目為〈暴君的「怒」：朱元璋的火暴脾氣及其政治後果〉（The anger of the despot: Zhu Yuanzhang's quick tempered character and its political consequences）。該文主要在情感和絕對權利的理論框架下分析了朱元璋易怒的脾氣的具體表現，及其帶來的政治後果。絕對權利是指權利集中於一個人或一部分人手中。它有著不同程度的集中形式。在一頭，統治者或統治階層服從他們自己制定的法律；在另一端，權力集中在統治者一人之手，統治者凌駕於一切法律之上。朱元璋的權力屬後者，他建立起了極端的中央集權，制定了法律法典，但作為明代開國皇帝自己卻凌駕於這些法律之上。由於權力集中在他一人身上，他的一「怒」一動，不管是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都牽涉到大局，產生嚴重的後果。Li Ma 對朱元璋的分析密切地圍繞著朱元璋暴怒的脾性和其專制的性質。
第三篇由義大利東方研究大學的Paola Paderni教授發表，題為〈「羞忿」的語言：關於18世紀中國女性自殺的進一步思考〉（The language of anger and shame: further consideration on women suicides in 18th century China）。文中Paola Paderni分析了《大清律例》文本和乾隆元年的一些《刑科題本》中引起女子羞恥感，憤怒感的言語。這些律例和刑科題本都涉及到因調姦而威逼人致死的罪行。類似「羞恥」和「憤怒」的兩大情感被清朝立法官確認為在性這個敏感的領域中受屈女子自盡的原因。清朝統治者對這方面更是倍加關注。Paola Paderni教授繼而更深入地指出，具體的用詞依品行、責任和依法的程度而異，也基於一個等級原則。在《刑科題本》中，涉及這些感情的語言有著具體的表現形式，不必依照《大清律例》中繁鎖、嚴格的語言。隨後，Paola Paderni細緻深入地分析了《刑科題本》中的一個訴訟狀， 以便更好地瞭解「羞恥感」和「憤怒感」在女子自殺中起到的極大作用，並對個人是如何經歷這些情感的有一個總體的概念。（《刑科題本》為由地方遞交給北京的審判記錄。）
第十場研討會即第二場圓桌論壇。論壇的主題是「明情時期情感和心態數據庫」這一課題項目的介紹、演示和討論。由該課題項目主任意大利東方研究大學的Paolo Santangelo史華羅教授主持。史教授先介紹了該項目的由來和目的。二十多年來，史教授從事心態歷史的研究。1991年用意大利語發表了代表其研究成果的首部著作《中國的「恥」：14世紀中葉到16世紀中葉新儒學中的善與惡》。書中分析了文學作品和哲學論述中的善惡觀，及其與「報」、「命」、良心和責任的關係，並力圖詮釋那時期對情感的認識。之後，又有多部論述。幾年前，Paolo Santangelo教授在那普勒斯意大利東方研究大學建立了一個分析中國文學和非文學文本材料的工作小組，旨在收集研究散集在明清兩代眾多史料中有關情感和心態的描述。這個項目是建立在下面兩種認識上的。第一，情感是社會現象。它受某一特定社會的文化影響，反映了集體意象，同時通過行為得以表現。它與社會的交互作用是雙層的，是影響其形成的文化的投影，但在各個層次上又影響社會的發展演變。第二，情感是作為一種與外部世界相互作用的方式。相互作用帶來的結果是情感建立了認知和交際系統。書面文本材料是傳播情感密碼的手段，文學作品更是體現了集體情感經驗。該項目的重點是放在收集分析有關情感和心態的詞匯上。把這些詞匯放在它們出現的語境中加以分析是為了幫助我們理解情感和更廣泛的符號及社會系統之間的關聯，以及情感意義和價值系統之間的作用。文本材料分析也結合心理學，文學批評等學科的研究成果，從而代表利用多焦點跨科際地解讀和分析史料來認識和理解某一文明和某一歷史時期「心理心態世界」的新的嘗試。該課題不只停留在收集明清「心態結構」的構成元素上，收集的目的則更是為了更深入、更全面地理解社會和意識形態對情感行為產生的影響。該課題項目在其成形過程中不斷與語言學、心理學、歷史學和文學等各學科的專家交換意見，並發展為一個跨洲際的項目。目前，參與該課題的有人民大學、北京外國語學院、北京師範大學、社會科學院、天津南開大學、廈門大學、日本京都大學等，分別參與《聊齋誌異》、《牡丹亭》、《紅樓夢》、《浮生六記》、《大明實錄》、《金瓶梅》、《十二樓》、《西廂記》、《明詩別裁記》、《清詩別裁記》等文本的分析。並且，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韓國等大學也開始著手分析該國和中國有關的文學材料。此課題的結果將是多卷本的《明清文學和非文學材料中的情感和心態百科全書》。
在Paolo Santangelo教授的介紹之後，該項目工作組的Valeria Varriano和 Paolo De Troia作了具體的演示，並共同解答了與會者問題，與會者也提出了寶貴的意見。
論壇會後，Paolo Santangelo教授作為本次研討會的策劃人和主持人對這此會議進行了總結。史華羅教授認為要對這次研討會的成果作一個定論的話還為時尚早。毋庸質疑，對於情感這一複雜的主題研究多有定向。這次研討會為學者們提供了一個廣泛交流的機會。在總結之後，史教授請各與會者就今後研討方向重點等提出建議。
四、結論
縱觀此次研討會，其特點可歸納如下：第一，課題涉及到的面廣。有的著重個別情感的研究，有的關注情感和身體，有的從哲學和道德角度來論述情感，有的從醫學和生理的角度出發來認識情感；第二，是一次跨科際的交流，不僅有歷史和文學評論的視角，還有心理學、語言學、社會學的視角；第三，國際性強； 第四，湧現一批年輕學者，可謂漢學後繼有人。這次研討會給青年學者一個發展的空間。情感研究在過去二十年已成為一門顯學，作為為數不多的以中國情感為主題的研討會，本次孔彤納的研討會對今後中國情感的研究將起到重要的承上啟下的作用。
* 作者注：本會議報導的成稿主要基於原英語論文摘要或英文原稿。限於作者學識水平，若與原文有出入，懇請論文作者和讀者諒解，並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