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嘉揚州學派經學研究的成果與貢獻
Contributions of the Qing Qian-Jia Period
Yangzhou School
in Classical Studies
賴貴三（Lai Kuei-san）*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壹 前言
清代兩百六十八年間的經學，依林慶彰教授分析1，約可分為三個階段：一是「以辨偽為主的清初經學」─順治、康熙、雍正三朝，合計 92 年，是理學逐漸衰落，清學漸次興起的時期，也可說是清學的建立期。二是「以小學、名物考訂為主的乾嘉經學」─乾隆、嘉慶二朝，合計 85 年，是清學大為發皇的時期。三是「今文學發皇的晚清經學」─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宣統五朝，合計 91 年，是清學轉變、衰微和西學入侵的時期。而乾嘉樸學是清代學術的主流楨幹，若無吳、皖、揚三派的激盪、交流、融會貫通，則清學無以顯示出超越性的輝煌成績；因此，百家爭鳴的學術新世紀，便順勢而生，蓬勃鼎盛了。
然而，揚州文化全面繁榮，而有最突出表現和最高成就的時期，就是揚州學派的興起；而乾嘉時期，正是清代學術的黃金階段，世稱「乾嘉之學」，此時「揚州學派」正是乾嘉之學的傑出代表。揚州學派繼承了漢學的「實事求是」的傳統，以治經學及小學為主，旁及於史學、地理、天算、金石、聲律、名物、典章制度、文學藝術等各個方面，進行系統性的古代文化典籍搜集、辨別、整理和研究。而且，他們也突破了漢學的範圍，在訓詁的過程中，以嚴謹獨創的精神，闡發他們心得深造的宇宙觀、人生觀以及對古代文化典籍的重新評價，顯示出特立獨行的可貴學術特色 2。
焦循《雕菰集》卷二十一〈李孝臣先生傳〉3 文章結論記揚州治經之盛說：
後學焦循曰：「吾郡自漢以來，鮮以治經顯者。國朝康熙、雍正間，泰州陳厚耀泗源，天文歷算，奪席宣城；寶應王懋竑予中，以經學醇儒為天下重。於是，詞章浮縟之風，漸化於實。乾隆六十年間，古學日起，高郵王黃門念孫、賈文學稻孫、李進士惇，實倡其始；寶應劉教諭台拱、江都汪明經中、興化任御史大椿、顧進士九苞，起而應之，相繼而起者，未有已也。」同前書卷十三〈與孫淵如觀察論考據著作書〉，焦循論當時學術大勢，並正以「經學」之名，不以「考據」之名為然，文曰：
近世以來，在吳有惠氏之學，在徽有江氏之學，戴氏之學精之又精；則程易疇名於歙，段若膺名於金壇，王懷祖父子名於高郵，錢竹汀叔侄名於嘉定。其自名一學，著書授受者不下數十家，均異乎補苴掇拾者之所為，是直當以經學名之，烏得以不典之稱之所謂「考據」者，混目於其間？
「揚州學派」因其主要成員都為揚州府籍而得名，其空間涵蓋面包括乾嘉時期揚州府所轄各州、縣學者；考清代揚州府治，實領二州：高郵、泰州，六縣：江都、甘泉、儀徵、興化、寶應、東台。而當時著名學者，大都出於揚州府治所在的甘泉、江都二縣，及其北邊的高郵州、寶應縣、興化縣，東邊的泰州以及南邊的儀徵縣。比如：甘泉的焦循、焦廷琥父子，江都的汪中、汪喜孫父子，高郵的王念孫、王引之父子，寶應的劉寶樹、劉寶楠兄弟，興化的顧九苞、鳳毛父子以及儀徵的劉文淇、劉毓崧父子等。故民國初年，尹炎武在《劉師培外傳》中認為 4：
揚州學派於乾隆中葉，任、顧、賈、汪、王開之，焦、阮、鍾、李、汪、黃繼之，凌曙、劉文淇後起，而劉出於凌，師培晚出，席三世經傳之業，門風之盛，與吳中三惠、九錢相望，而淵綜廣博實有吳、皖兩派之長，著述之盛，並世所罕見也。
「揚州學派」為乾嘉經學的重要分支，而乾嘉學派專門從事考據的治學方法，根據資料考核、證實、論說，形成實事求是的樸學風潮。而其重要的學術淵源，在於前人豐厚的學術研究成就；其次，教育的發達、繁榮，成為學派滋生、展開的學術溫床；再者，圖書的豐富收藏和雕版業的蓬勃發展，以及揚州知府伊秉綬、兩淮鹽運使盧見曾的倡導和提攜，更是「揚州學派」趨於鼎盛的推動力量。
貳 清代揚州學者及其經學著作簡介
茲依據《江蘇藝文志─揚州卷》上、下冊5，記錄重要學者的經學著作，資佐以徐世昌《清儒學案》、唐鑑《國朝學案小識》；檢錄其名稱，以略觀清代揚州學者的經學體貌。以下，僅依揚州府屬地區，以時代先後分別陳列整理如下：
（一）江都：
1. 張問達，字天民，明末至康熙間學者，生平墨守陽明良知之學。《四庫》存目有《易經辨疑》七卷，黜數崇理，談理一歸之於心，力掃卜筮之說。
2. 汪中（1744-1794），字容甫、頌文。趙航《揚州學派新論》以專章「才卓而識高」論之，分之以三節：「一、文詞─鎔古鑄今」、「二、考辨─振煩袪惑」、「三、經義─得其會通」6。其經學主要著作有：《尚書考異》、《儀禮經注正訛》、《大戴禮記正誤》、《春秋述義》、《春秋官名異同考》、《爾雅補注》、《經義知新記》等；而其《述學》內、外篇，尤為其治學有成的重要代表著作。
汪喜孫（喜荀，1786-1847），汪中子，字孟慈。有《經師言行錄》，又輯錄《尚友記》。
3. 秦恩復（1760-1843），字近光、澹生、敦甫。篤志好古，校勘精審，深究目錄之學。
4. 黃承吉（1771-1824），原籍安徽歙縣，寄籍江都；字謙牧，號春谷，與焦循為學術上的摯友。有《經說》、《讀周官記》、《讀毛詩記》等書。趙航《揚州學派新論》「第七章─聲義之相因」以三節論其學術：「溯源以及流」、「相得而益彰」、「鉤深而致遠」7。
5. 凌曙（1775-1829），字曉樓、子昇。有《四書典故覈》、《董子春秋繁露注》、《春秋公羊禮疏》、《春秋公羊禮說》、《春秋公羊問答》、《儀禮禮服通釋》、《禮論略鈔》等書。
6. 陳逢衡（1778-1848？1855？），字履長，號穆堂。朝夕校讎黃奭所刊《漢學堂經解》二百餘卷，在叢書中體例獨醇。
7. 梅植之（1794-1843），字蘊生，號嵇庵。子毓，字延祖，同治庚午（1870）舉人，承先志，擬為《穀梁正義刱通條例》，長編已具，未寫定而卒。
8. 徐復（？-？），字心仲，著有《論語疏證》。
9. 薛壽（1812-1872），字介伯、砎伯。精於《說文》，著有《讀經劄記》。（二）甘泉：
1. 張宗泰（1750-1832），字登封、筠巖。著有《周官經注正誤》、《爾雅注疏本正誤》、《孟子七篇諸國年表》、《春秋左氏傳讀本正誤》等書。
2. 江藩（1761-1831），字子屏，號鄭堂、節甫。著《周易述補》、《國朝漢學師承記》、《經師經義目錄》、《爾雅小箋》等書。趙航《揚州學派新論》「第十章─漢學之鉤沉」（頁 165-182），析以三節「一生：哀樂相半」、「一言：力重千鈞」、「一書：名山之業」以論江藩的學行成果。
江懋鈞，字季調，江藩兄子。著《詩經釋義》、《爾雅旁證》。
3. 鍾褱（1761-1805），字保岐，與阮元、焦循相善，共為經學。著《春秋考異》、《論語考古》、《周官職小》等書。
4. 焦循（1763-1820），字理堂、里堂，晚號「里堂老人」。經學著作等身，最著者有《雕菰樓易學三書》、《群經補疏》、《孟子正義》等書。趙航《揚州學派新論》「第四章─比例以成說」（頁 57-75），析以三節「治《易》：至精至實」、「疏經：損益得當」、「訓詁：學渥識博」，其學之廣大宏通，由此可知一斑。
焦廷琥（1782-1821），焦循里堂子，紹繼父志，續成其書，以哀毀過勞而卒。著《尚書伸孔篇》、《春秋三傳經文辨異》、《冕服考》、《讀詩小牘》、《儀禮講習錄》、《禮記講習錄》等書。
5. 李鍾泗（1771-1809），字濱石。治經精《左氏春秋》，著《規過》一書，抑劉伸杜，焦循稱其精博。
6. 黃奭（？-？），字右原。學專鄭氏，阮元稱其勤博，著《爾雅古義》。
7. 羅士琳（1784-1853），字茗香。精《說文》六書之學，涉獵天算，專力研討，兼綜古今。著《春秋朔閏異同》、《疇人傳續編》。
8. 易之翰（？-？），字浩川，號蓉湖。與羅士琳為同學友，並篤嗜算學。著《四元釋例》等書。
9. 薛傳均（1788-1829），字子韻。於《十三經注疏》及《資治通鑑》功力尤深，注疏本手自校勘。（三）儀徵：
1. 江德量（1752-1793），字成嘉，號秋史。及長與汪中為友，學益進，博通掌故，精於小學。有《廣雅疏》未成。
2. 阮元（1764-1849），字伯元，號芸臺。趙航《揚州學派新論》「第五章─沾溉於士林」（頁 77-98），論以三節：「於學海中詁經」、「主文衡以選士」、「立新說而持平」。著《論語論仁論》、《孟子論仁論》、《經籍纂詁並補遺》、《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並《釋文校勘記》、《詩書古訓》及《揅經室集》等書。
阮常生（？-1833），字彬甫、壽昌，阮元嗣子。研究經術，能嗣家學，精鐘鼎大小諸篆，著《後漢洛陽宮室圖考》。
阮福（1802-？），字賜卿，號喜齋，阮元子，著《孝經義疏補》。
3. 汪光燨（1765-1807），字晉蕃，號芝泉。深於《尚書》，兼習《毛詩》、《禮記》，尤好《易》，彙集漢魏諸家考而釋之。著《辨惠氏易爻辰圖之謬》。
4. 方申（1787-1840），號端齋。受學於劉文淇，通《易》，著《方氏易學五書》、《諸家易象別錄》、《虞氏易象彙編》、《周易卦象集證》、《周易互體課述》、《周易卦變舉要》等書。
5. 劉文淇（1789-1854？1856？），字孟贍。治學尤肆力《春秋左氏傳》，著《春秋左氏傳舊疏考證》，子孫三世，一經未能卒業。趙航《揚州學派新論》「第六章─津逮於淮左」（頁 101-109），以「三世賡續一經」一節，論其治學與研究的薪火相傳，千秋大業雖功虧一簣，然其至死不渝的精神，令人感慨莫名。
劉毓崧（1818-1867），字伯山，號松崖，文淇子。著《春秋左傳大義》、《周易、尚書、毛詩、禮記舊疏考正》各一卷、《經傳通義》等書。
劉壽曾（1838-1882），字恭甫，號芝雲，毓崧長子，繼祖、父志業，續《左傳》至「襄公四年」而卒。（四）高郵：
1. 賈田祖（1714-1777），字稻孫、禮耕。喜《左氏春秋》，與同里王念孫及李惇友善，三人鉤析經疑，著有《春秋左氏通解》。
2. 李惇（1734-1780），字成裕，號孝臣。有《筮卜論》、《尚書古文說》、《金縢、大誥、康誥、三篇辨》、《明堂考辨》、《考工車制考》皆未見世；另有《群經識小錄》、《歷代官制考》、《左傳通釋》等書。
3. 茆泮林（？-？），字魯山、雩水。輯古逸書十種，著《毛詩、周禮注疏校勘記校字補》、《三禮經義附錄》、《唐月令續考》等書。
4. 宋綿初（1740-？），字守端。說經貫串古義，亦為當世經師推服，尤長於說《詩》；著《韓詩內傳徵、敘錄、疑義、補遺》、《釋服》等書。
宋保（？-？），字定之、小城，綿初子，能世其家學。從同里王念孫之門，究心聲音訓詁，得經義會通，不囿於漢宋門戶。著《諧聲補逸》、《爾雅集注》。
5. 王念孫（1744-1832），字懷祖，號石臞老人。著《廣雅疏證》、《讀書雜志》等名著，趙航《揚州學派新論》「第二章─漢學的復興」（頁
25-36），第二節「訓詁中的巨擘」，已然肯定王氏父子在經學中無可取代的地位。
王引之（1766-1834），字伯申，念孫哲嗣。以《經義述聞》、《經傳釋詞》、《周秦、春秋名字解詁》、《太歲考》等書，與其父齊名。（五）寶應：
1. 喬萊（1642-1694），字子靜、石林，號畫川逸叟，著《易俟》一書。
喬崇修，字介夫，喬萊子，以學行聞。雍正元年（1723），與蔡世遠、王懋竑同召見，授銅陵縣教諭。
2. 朱澤澐（1666-1732），字湘陶，號止泉。闡明朱子之學，與同里王懋竑為親密的學侶。
朱光進，澤澐子，少承家學，又從王懋竑游，著《讀禮偶鈔》。
3. 王懋竑（1668-1741），字予中，號白田，精研朱子之學。張舜徽《清儒學記•揚州學記》專章討論、闡釋其學，可以參證，不贅述。
4. 喬堇（1672-1736），字星渚，號省齋。受業朱澤澐之門，遵朱子讀書法，有所疑必相質難，澤澐極稱之。
5. 劉玉麟（1738-1797），字又徐，號春浦。著《爾雅補疏》、《爾雅校議》、《爾雅補注殘本》等書。
6. 劉台拱（1751-1805），字端臨、江嶺、子階。篤志程朱之學，諸經中《三禮》尤精研之；著《論語駢枝》，精深諦確，有助於經訓，有清一代治《論語》學者，以劉氏為集大成。又有《經傳小記》、《論語補注》等書。
7. 苗之鋌，字劍銛。親炙於劉端臨，得其性理之傳。
8. 朱彬（1753-1834），字武曹、郁甫。著《經傳考證》、《禮記訓纂》，從事經傳、訓詁、聲音、文字之學。趙航《揚州學派新論》「第九章─傳注之功臣」（頁 149-164），以三節論述其學：「揆之文義而安」、「求之古訓而合」、「師之朱子而通」，論述中肯，可資參考。
9. 朱士端，字銓甫。少受業於從父朱彬，後親炙於高郵王念孫，故小學最精。嘗以二徐本《說文》互勘，斠正後儒刪改之失；又以鐘鼎彝器文字，證明許慎所列古籀，所得為多。著《說文校定本》、《爾雅考略》、《說文形聲疏證》等。
10. 劉寶楠（1791-1855），字楚楨、念樓，諡孝獻先生。著《論語正義》、《毛詩注疏長編》、《禮記注疏長編》、《論語注疏長編》、《經義旁通》、《鄭氏釋經例》等。趙航《揚州學派新論》「第六章─津逮於淮左」（頁
110-118），以「父子共疏《論語》」一節，闡發其治學鍥而不捨的精神。
劉恭冕（1824-1883），字叔俛，號勉齋，寶楠次子。《論語正義》未成，以十餘年之力，完刻成書。著《何休注論語述》、《論語注疏長編》等書。
劉嶽雲（1849-1917），字佛青，號震庵。劉恭冕族弟，著《五經算術疏義》等書。
11. 成孺（蓉鏡），字芙卿，號心巢，諡恭恪。著《太極衍義》、《論語論仁釋》、《周易釋爻例》、《尚書歷譜》、《春秋日南至譜》、《五經算術、補注》等書。
12. 張肱，字良亭，與陳際新齊名，同續《割圓密率捷法》。（六）興化：
1. 任陳晉，字似武，號以齋，乾隆四年（1739）進士。著《易象大意存解》，惟折衷諸家之說，以明《易》象之大意，不載經文。
2.
任大椿（1738-1789），字幼植、子田。淹通於禮，尤長名物。著《弁服釋例》、《深衣釋例》、《釋繒》、《易象大意》、《小學鉤沉》、《字林考逸》等書。趙航《揚州學派新論》「第八章─禮長於名物」（頁133-148），以「即類以求精」、「精確且創通」二節，表彰其學術的深造有得。其餘詳見後節。
3. 顧鳳毛（1762-1788），字超宗，號小謝，與焦循友善，相與問學。著《毛詩集解》、《毛詩韻考》等書。
4. 劉熙載（1813-1881），字伯簡，號融齋，以《藝概》一書聞名。（七）泰州：
1. 陳厚耀（1648-1722），字泗源，號曙峰。以天算之法治《春秋》，因明於歷，所推較杜預為密。著《春秋長歷》、《春秋戰國異辭、通表、摭遺》、《春秋世族譜》、《禮記分類》、《增訂春秋世族源流圖考》等書。（八）泰興：
1. 陳潮（1801-1835），字東之。工小篆，精音韻，又擅《周髀》之學。
參 揚州學派重要的代表學者及其貢獻
由以上清代揚州學派經學的地域分布觀之，有一個甚為有趣的現象，那便是清代經典研究的家學傳承特色8，值得特別重視。再者，清人九種十二部新疏中，揚州學派學者便佔有三部：劉文淇《左傳舊注疏證》、劉寶楠《論語正義》、焦循《孟子正義》，可以推想而肯定揚州學者在清學中的重要角色與不朽地位。茲列舉數位代表性的領袖人物，以窺觀乾嘉揚州學者經學豹斑之大凡。
（一）、汪中（1743-1794）：江都縣人，字容甫，為揚州學派中的重要領袖人物。他自幼出身孤苦，無力讀書；成年後，因在書店工作糊口，得以偷閒自學，進而博覽經史百家之書。二十歲，入江都學為附生；三十四歲，選拔貢生。之後，絕意仕途，過著以文為生的清苦生活，對先秦古籍、三代、兩漢學制，以及文字、訓詁、度數、名物等方面都有深刻的研究。又精於金石之學，其經學著作有：《經義知新錄》、《大戴禮記正誤》、《春秋釋義》等；治學體驗之總集為《述學》六卷。綜觀其學，首在於敢大膽批判、駁斥封建禮教和迷信，並針對儒家正統思想進行批判，為當世俗儒、腐儒、迂儒所不容；嘗自言：「中少時向學，實私淑諸顧寧人處士。故嘗推六經之旨以合於世用，及為考古之學，惟實事求是，不尚墨守。」故他批評宋明理學的激烈，平議《大學》、《中庸》的膽識，以孔荀並稱而代孔孟，倡墨子兼愛、非攻思想，都能前無古人，啟迪後世。其次，汪中在經史的研究上有很多獨到的見解，學侶王念孫、劉台拱咸以為他「討論經史，榷然疏發，挈其綱領」，「識議超卓，唐以下所未有」。三是汪中文風雅麗，為當時講求「義法」的古文家所不容；然而，事實上汪中文章「根柢經史，陶鎔漢魏，自鑄偉詞」；故其〈哀鹽船文〉一問世，即為時人譽為「驚心動魄，一字千金」。其地位與成就，可以垂範學林無疑了 9。
（二）、焦循
10（1763-1820）：世居江都北湖黃玨橋，當時屬揚州府甘泉縣，今為邗江縣黃玨橋鎮；早年字「理堂」，後字「里堂」，晚自號「里堂老人」。他也是揚州學派重要的領袖學者之一。出身寒微，一生以家塾授徒為業；自築雕菰樓，晚歲讀書著述其中，足不出戶。縱觀其一生，可以「讀書、教書、著書」六字概括。筆者專研其一生學行歷程與著述，深服其「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與「證之以實，運之於虛」的治學精神。阮元譽之為「通儒」，名副其實；因為，焦循學識淵博，經史、歷算、文學、思想，無所不精，尤其酷愛地方戲曲，對於戲曲藝術深有研究，為當世與後來學者所推重。在經學方面，焦循以訓詁入手以求通達義理，於《周易》、《尚書》、《毛詩》、《禮記》、《左傳》、《論語》、《孟子》等都有著述與補疏；尤其，《雕菰樓易學三書》、《孟子正義》二書，為其嘔心瀝血的傳世名著，夙為學界研究探討的主題。焦循除探究百家之說，明辨其得失原委外，還用先進的思維方式治《易》，成為其獨特的研究特色；他以數學原理中的「演繹法」推演其治《易》進路，「以測天之法測《易》」，「以數之比例求《易》之比例」，因而揭示理解《周易》的六大原則：「旁通」、「相錯」、「時行」、「當位」、「失道」、「比例」。他把天文數學中的數量關係原則，轉移到《周易》與哲學的研究領域，尋覓《周易》學術內部與外在的規律與聯繫，獲得了突破性的進展；清除了兩千年來，特別是宋以來對《周易》的誤解，為從來治《易》者所不及，故王引之稱譽之為「鑿破混沌，掃除雲霧；一一推求，至精至實」；而夙有揚州「文章太守」之稱的伊秉綬稱讚焦循和江藩說：「二堂（江藩字鄭堂）推博學，注書容我讀。」民國學者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說：「先生博聞強記，識力精卓；於學無所不通，於經無所不治，而於《周易》、《孟子》，專勒成書。」11（三）、阮元（1764-1849）：儀徵縣人，字伯元，號芸臺，人稱「雷塘庵主」，歷經乾隆、嘉慶、道光三朝，官列「九省疆臣」、「體仁閣大學士」，晚年晉加「太傅」銜。他一生官運顯達，而不廢問學，成為通儒；於經史、小學、天算、輿地、金石、校刊都有精深的造詣，他不僅以考訂名物能融會圓通著名，且獨具慧眼，把金石銘文看成與九經並重，並總結歷代科學成就，編著《疇人傳》四十六卷，成為我國第一部科學家列傳的系統著作。而其學術文章總集《揅經室集》，夙為學界所重，又成為一部重要的研究與參考文獻。阮元雖累於政務，但每到一處，皆以提倡學術自任；於督學浙江時，以研讀經史必先通訓詁，曾主編《經籍纂詁》一書，手定凡例，采摘經史子之書，唐以前人的訓詁注釋於每一字之下，按《佩文韻府》韻目歸類。王引之為之序，論其特點說：「展一韻而眾字畢備，檢一字而諸訓皆存，尋一訓而原書可識。」書成以來，為研究經籍訓詁的重要工具書。阮元一生倡導學術，培養後進，能以經術文章延攬名流，一時名士如張惠言、陳壽祺、王引之等皆出其門；而其編刻典籍，除《經籍纂詁》外，《十三經注疏附校刊記》、《學海堂皇清經解》等書都出自他手編印，都為宏偉的學術工程，對我國古代典籍的保存、傳播與學術交流，有其深遠的影響與重要的貢獻。尤有甚者，當世學者如錢大昕、汪中、劉台拱、錢塘、孔廣森、焦循、凌廷堪等的遺作，都賴阮元一一為之刊印。所以說阮元一生全力傳播民族文化，其影響之深廣，作用之宏大，可以說無與倫比，歷來學者難以望其項背 12。
（四）、王念孫（1744-1832）：高郵人，字懷祖，乾隆四十年進士，累官至永定河道。王引之（1766-1834）：王念孫長子，字伯申，嘉慶四年進士，官至工部尚書。
高郵王氏父子在文字、音韻、訓詁方面貢獻傑出，為揚州學派中的箇中翹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為《廣雅疏證》，此書對傳本中的訛字、衍字、脫字及錯亂處，一一為之訂正，其所校注本成為《廣雅》的善本；此外，本書以同音假借探求古書字義，就古聲求古義，提出了許多精闢的見解，成為研究古書字義不可或缺的工具書。繼《廣雅疏證》之後，王念孫又撰述《讀書雜志》一書，這是一部校讀古籍的專著，以讀書札記的形式，記錄了王念孫晚年研究史部書、文部書以及集部書的成果。
而王引之的學術成果，比起父親亦不遑多讓。他的傳世名著《經義述聞》，雖多為記述其父的治學研究發現，但也抒發頗多一己獨得的見解；相對而言，王念孫的《讀書雜志》也常提及引之的言論，可以說父子雙璧，相觀而善了。王引之另撰有《經傳釋詞》十卷，也是破天荒的學林名著；他這部著作不僅是一部解釋古書虛字的訓詁書，它對語法的研究更深具啟發的意義。此外，道光年間，引之奉道光皇帝之命，作《字典考證》十二卷，糾正《康熙字典》達2588條，使這部字典更趨於完善。由於二王父子在訓詁、音韻方面的傑出貢獻，故阮元稱讚二王父子是「一家之學，海內無匹」；民初國學大師章太炎則直言不諱地說：「古韻學到了王念孫，已經基本上分析就緒，後人可做的只不過是修補工作。」而梁啟超更以學術史的觀點說：「高郵王氏父子者，實毛（萇）、鄭（玄）、賈（逵）、馬（融）、服（虔）、杜（預）之諍臣，非其將順之臣也。夫豈惟不將順古人，雖其父師，亦不茍同。」近世音韻學名師王力先生以為段玉裁、二王（念孫、引之）的著作是中國語言學走向科學的重要里程碑。揚州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郭明道教授〈論王氏父子校釋群書的方法和成就〉一文13
以「校版本」、「識文字」、「審文義」、「諳音韻」、「明訓詁」、「察義例」六點說明高郵二王另一方面的學術向度。故綜觀之，可知高郵二王在乾嘉樸學中的卓越貢獻，奠定了他們永恆的價值與不朽的地位
14。（五）、劉台拱（1751-1855）：寶應人。
劉寶楠（1791-1855）：劉台拱之侄。
二劉博究群書，劉台拱精於《三禮》、《論語》、《荀子》、《漢書》，長於考訂，於音韻、文字尤深有獨到心得，知名著作有《論語駢枝》、《漢學拾遺》、《荀子補注》等，其著述雖不多而質量甚高。劉寶楠於《毛詩》、《三禮》均有著述，主要著作為《論語正義》二十四卷。此書十四卷由劉寶楠自己完成，其後由其子劉恭冕續成，為父子聯手撰述的學術佳話。（六）、任大椿（1738-1789）：興化人，乾隆三十六年充《四庫全書》的纂修官，為揚州學派的前期代表人物，一生立志於考證名物制度及輯錄小學、史書的研究。著有《小學鉤沉》、《字林考逸》等書。
肆 結論
綜之，揚州學派的治學態度及其研究方法是十分可貴而獨特的。首先，他們遠師顧炎武，近法戴東原，崇實黜虛，重視客觀資料，不以主觀的想像輕下判斷，廣泛搜集文獻，透過歸納、演繹等細緻、專一、鍥而不捨的研究方法與精神，完成系統化的豐碩成果。雖然，難免存在考據過細，以繁為貴的毛病；但對於宋明理學家因不懂古書而妄改古書，甚至空談無根的謬誤相比，無疑開闢了一代治學的風氣。其次，揚州學派學者不墨守成規，敢於創新，尤其敢對於諸子百家的經典重新認識和評價，具有撥亂反正，正本清源的廓清作用。譬如：王念孫在《廣雅疏證》中對於時賢之說，或從之，或駁之，擇善而從，為我所用，便是顯證。焦循在治《易》上，突破了兩千年傳注的藩籬重圍，而以「旁通、相錯、時行」三條根本原則，另闢蹊徑，卓然自成一家之言。再者，揚州學派學者他們研究的內容博大精深，故當代知名學者張舜徽在《揚州學記》中愷切陳明 15：
余嘗考論清代學術，以為吳學最專，徽學最精，揚州之學最通。無吳、皖之專精，則清學不能盛；無揚州之通學，則清學不能大。然吳學專宗漢師遺說，屏棄其他不足數，其失也固。徽學實事求是，視夫固泥者有間矣，而但致詳於名物度數，不及稱舉大義，其失也褊。揚州諸儒，承兩派以起，始由專精匯為通學，中正無弊，最為近之。夫為專精之學易，為通學則難。非特博約異趣，亦以識有淺深弘纖不同故也。鄭康成之所以卓絕在此耳。清儒專門治經，自惠、戴開其先，天下景從而響和者，無慮皆能盡精微而不克自致於廣大。至於乾隆之季，其隘已甚，微揚州諸儒起而恢廓之，則終清之世，士子疲老盡氣以從事者，雜猥而已耳。末流之弊，不知所屆，庸詎止於不能昌明經訓已乎？吾之所以欲表章揚州之學，意在斯也。揚州學派與吳派、皖派三足鼎立；而揚州學派後起，全面吸收了吳、皖兩派的成就，揚長避短，融會貫通，廣而大之，深而透之，遂集其大成。故衡觀張氏之論，堪作歷史定評。揚州學派由於嚴謹的治學態度，所取得卓越的成就，誠如張先生結論所說顯示了「圓通廣大」的氣象。因為，乾嘉揚州學派學者都具有歷史的使命感和執著的不懈精神，以明確的治學目標和方向，運用求實的方法，各展所長，相互研討，無門戶之見，不從事聲氣標榜，不熱衷功名利祿，用畢生乃至數代的精力去研究典籍，如：儀徵劉文淇以四十年功夫撰寫《左傳舊注疏證》，僅及「長編」即遽然辭世。其子毓崧繼其業，亦未就而卒；其孫壽曾繼志承烈，嚴立課程，撰至「襄公四年」，又抱憾而逝。故孫詒讓曾慨歎說：「發憤千秋大業，虧於一簣，斯尤學人所為累欷，而不釋者也！」揚州學派的學術大纛及其薪傳事業，一直延續到清末民初，由興化李詳、儀徵劉師培為其畫上圓滿的句號，譜寫了完美的休止符。
綜觀揚州學派的優良學風，其治學的特點，張舜徽先生以為：「首先在於能『創』，像焦循的研究《周易》，黃承吉的研究文字，都是前無古人，自創新例。其次在於能『通』，像王念孫的研究訓詁，阮元的研究名物制度，汪中的辨明學術源流，都是融會貫通，確能說明問題，這都是吳、皖兩派學者們所沒有，而是揚州諸儒所獨具的精神和風格。」故以「能見其大，能觀其通」八字來總結他們的學風16；而其具體內容，張先生分析歸納為以下六方面加以討論 17：
一、 對待學術問題，采取求同存異的態度。
二、 運用變化、發展的觀點分析事物。
三、 推廣了求知的領域。
四、 突破了傳注重圍。
五、 不從事聲氣標榜。
六、 肯承認自己短處。而北京學者王俊義教授〈關於揚州學派的幾個問題〉一文 18，以為具體說來揚州學派的特徵和影響有如下幾點：
一、繼承發展惠棟、戴震的考據之學，將乾嘉漢學進一步推向高峰，並取得總結性成就。
二、突破了傳注重圍，開拓了研究領域，使學術研究在內容和方法上都漸有近代學術氣息。
三、反對漢學的墨守與門戶之見，具有發展變化的思想和求實批判精神。故總體而言，揚州學者專而能精，博而能通，始由專精匯為通學；又通過專精，以求通博；進而通過通博，以達極致。專精是其治學的方法，而通博為其治學的途徑，極致則是其治學的目標。專而能精，博而能通，先難而後獲，終達極致之功。乾嘉揚州學者具多元性、系統性與包容性的治學成果與貢獻，可以說具有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關鍵地位與不朽價值，值得我們加以發揚光大。
- 詳參林慶彰，《清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導言》（臺北：中央研究院文哲所，1994 年 6 月），頁 1-4。
- 可參看胡明主編、潘寶明副主編之《揚州文化概觀》（南京：南京出版社，1993 年）─〈清代揚州學派〉，頁 292-299。
- 臺北：藝文印書館，《百部叢書集成•文選樓叢書》本。
- 間引自陳居淵，〈清代的家學與經學─兼論乾嘉漢學的成因〉，臺北：《漢學研究》第 16 卷第 2 期（1998 年 12 月），頁215。
- 南京師範大學古文獻整理研究所「江蘇藝文志編纂委員會」編輯，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
- 詳該書（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1 年 11 月）第三章，頁 37-55。
- 同前書，頁 119-132。
- 上海復旦大學古籍研究所陳居淵教授（同前註 4）以為清代家學的類型有三：「一、是以近親組成的家庭傳統」、「二是繼承祖、父輩研究經學的傳統」、「三是父子、兄弟、叔侄，乃至舅甥之間的經學傳承」。在揚州學派中，更為常見而典型。
- 林慶彰、蔣秋華教授編審，王清信、葉純芳點校之新校標點本《汪中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學哲學研究所籌備處，2000 年），可以詳參。
- 在揚州學派學者中，焦循是最足以代表揚學精神的學者。他是通才，據筆者考察他治《易》三十年，精通天文、算學、醫學、詩詞、戲劇，並在許多學術領域處於領先地位。他一生著述繁富，著作等身。他極度關心現實問題，以「變通」為要義，發出「通乎天下之志」的呼聲。
- 見該書（湖南：岳麓書社，1998 年）〈皖派經學家列傳第六─焦循〉，頁 103。筆者著有專書，《焦循年譜新編》（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焦循雕菰樓易學研究》（臺北：里仁書局，1994 年）、《焦循手批十三經註疏研究》（臺北：里仁書局，2000年），可以參證。另臺灣大學中文系何澤恆教授《焦循研究》（臺北：大安出版社，1990 年），可以全面印證其學。
- 業師臺灣師大歷史系劉德美教授《阮元學術之研究》（臺灣師大歷史研究所1986年博士論文），「第二章─阮元在考據學上的內部成就」分三節「由考據以明古學」、「由訓詁以明義理」、「由考據而經世─漢學的推廣」，頁 51-112；「第四章─阮元在考據學上的外部成就」分二節「編纂之書」、「校勘與注釋之書」，頁 113-152。此二章可以具體說明阮元在學術上不朽的貢獻。
- 《揚州社會科學─ 2000 年增刊：揚州跨世紀文化發展研討會論文專集》，頁 53-56，2000 年 5 月。
- 筆者嘗主編《昭代經師手簡箋釋─清儒致高郵二王論學書》（原羅振玉輯印成書，臺北：里仁書局，1999 年），可以窺知二王學侶及其治學成果之豹斑。
- 詳氏著《清儒學記》（濟南：齊魯書社，1991 年），〈揚州學記第八〉（頁 378-479）─〈總敘：揚州學術的精神〉，頁 378-379。
- 同前書〈總敘：揚州學術的精神〉，頁 378-381；〈綜論：揚州學派的優良學風〉，頁 472-479。
- 佛光大學龔鵬程校長〈清朝中葉的揚州學派〉（揚州：海峽兩岸清代揚州學派學術研討會，2000 年 4 月），頁
11-26，以「重博學的傳統」、「文人的氣質」、「才性的生命」、「藝術的生活」、「學者型文人」來描繪乾嘉學者的學術背景與傳統，可謂深中肯綮。- 揚州：海峽兩岸清代揚州學派學術研討會，2000 年 4 月。頁 5-8，「三、揚州學派的學術特徵及其地位和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