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臺灣的朱子學研究
Zhuzi Studies in Taiwan since 1949
楊儒賓（Rur-bin Yang）
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朱子是八百多年來，東亞最重要的思想家。學界研究其人其事的著作已累積到相當龐大的數量，對朱子學的回顧或整理之工作，遂應時生起。目前有關朱子學研究最重要的著作當是林慶彰先生主編的《朱子學研究書目》一書，此書搜羅了本世紀以來直至 1991年為止，海內外朱子學研究的狀況。一編入手，全景在目。但因本文是書目性質，搜羅求備，不涉入實質內容的判斷。日本出版的《東洋學文獻目錄》每年一巨冊，其中理學與朱子的部分大體能照應主要漢學研究國家的研究現狀。漢學研究中心編的《漢學研究通訊》設有「臺灣地區期刊漢學著作選目」，其中「宋明理學」部分多有朱子學的相關著作，但範圍局限在臺灣地區。《東洋學文獻目錄》與《漢學研究通訊》提供的朱子學研究訊息可相互補充，這樣的數量大致已夠用了。本文所述，大體以上述三份材料為主。底下分三部分簡論之。
壹
1945 年以前，臺灣學界對朱子學的研究到什麼程度，直至目前為止，因為研究者尚少，詳情不得而知。但一個合理的推測是：除了臺北帝國大學少數日籍教授（如後藤俊瑞 1）外，研究作品的質與量恐怕都有待提昇。朱子學研究變成重要的學術課題，此事有待 1949 年國府撤退來臺，一批重要學者輾轉來到臺灣、香港，或移居海外以後，情況才煥然改觀。時代的動亂與學術的興衰往往有非事先所能預期的關係。本文所說「戰後的朱子學研究」的「戰後」，恰當的說，當是 1949 年「國共內戰之後」，本節先分十點討論。
朱子與陸象山：朱陸異同雖然號稱是「千古不可合之同異，亦千古不可無之同異也」2，好像兩者的異同是永恆無解的難題。但如何解決或解釋兩者的關係，卻是學術史上一直受到注目的課題，而且發起這場連綿數百年的學術論戰的主角，正是朱、陸本人。戰後有關這個主題的文章相當多，一般的哲學史或思想史大抵也會觸及此事。戰後臺灣的理學研究因為受到新儒家學者（尤其是牟宗三先生）的強烈影響，因此，一般的態度是同情象山過於晦庵，幾本影響力比較大的著作如牟宗三先生的《心體與性體》、勞思光的《中國哲學史》、劉述先的《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皆站在右陸左朱的立場。持論平衡、觀點較傳統的文章也可見到，比較代表性的文章有戴君仁先生著的〈朱子與陸象山的交誼及辯學的經過〉、〈朱陸辯太極圖說之經過及評議〉，戴先生行文一向從容穩健，斷語合理。唐君毅先生〈朱陸異同探源〉一文仍偏重匯通。陳榮捷先生〈朱陸鵝湖之會補述〉與〈朱陸通訊詳述〉（兩文皆收入《朱學論集》），對鵝湖之會的過程頗有補充。黃彰健先生〈鵝湖之會朱陸異同略說〉一文撰述時間較早，亦可參考。
朱子與王陽明：朱子與陽明是理學思想的兩座巔峰，五百年來東亞思想史的主軸之一可以說是朱王兩股思潮的對抗與對話，抽掉此一因素，此段時期的思潮脈動即不易了解。論題重要，因此有關朱、王思想關係的文章相對的也比較多。任覺五〈日本漢學者對於朱王異同之論斷〉一文介紹日本漢學家的論點，他山之石，自可以攻錯。戴君仁先生〈朱子陽明的格物致知說和他們的整個思想的關係〉一文論及兩種方向大不相同的格物理論，一走向涵養、窮理，一走向察識、致良知。宇野哲人為日本近代儒學史名家，他發表在《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的〈朱晦庵與王陽明〉一文，引介朱、王兩人的學說，自然值得參考。唐君毅先生對匯合朱王思想最為熱中，他的著作一向充滿了這樣的色彩，〈朱子與陸王思想中之一現代學術意義〉一文是典型的代表。唐先生強調陽明的發生背景當嵌鑲在朱子學的背景下才有意義，陸王並稱，但王陽明思想與朱子思想的親和性其實不下於陸王兩人的關係。唐先生的論斷和牟宗三先生大相逕庭，其細節，我們留待下文討論。鍾彩鈞先生〈朱王異同〉一文，則可以代表壯年輩學者對朱王思想異同的觀點。
朱子門人：朱子門人半天下，依據陳榮捷先生的考訂，共可得 488人。人數之眾，雖二程門人與陽明門人，亦難比埒，孔子之後，卓然稱首。陳先生的統計當然不會是定論，隨著新出土材料的出現，可想見的，名單一定會再拉長。3 和陸王的門人相比之下，朱子的門人一向沒有受到學界足夠的重視，這可能和王陽明逝世後，王學明顯的分化，其弟子間的爭辯多富有理論意義，而且往往非王陽明明言所及，所以較易引起學人的注目。相形之下，朱門未聞分化之說，朱子四大弟子黃幹、蔡元定、陳淳、輔廣，雖個性不同，然亦未聞其論學途徑有何齟齬。有關朱子門人的考訂，自明人戴銑《朱子實紀》、韓人李退溪《宋季元明理學通錄》以下，代有著作。其中最重要的當是陳榮捷先生著的《朱子門人》一書，此書無疑是此領域內的集大成之作。此外，費海璣在 1972 年分別寫過論朱子門人的文章，如〈朱子門人性行考〉、〈談朱子門人〉、〈談談朱子各門人的體會分析〉、〈研究朱子門人性行感言〉諸文。蔡仁厚先生有〈朱陸門人及其後學〉一文，蔡先生為牟先生高足，其論述多受牟先生影響，然論孔孟朱陸門人部分，頗可補牟門論學之空白。王德毅先生〈黃幹的學術與政事〉是少數探討朱門重要弟子的專文。
朱子與佛老：理學家多半經過「出入佛老，返諸六經」的歷程，朱子亦不例外。由於理學家、佛老多重心性論、工夫論，其理論亦有近似之處。然在根本的人生觀或在精微的道體之體證上面，又有甚大的差異，所以理學與佛老的關係，遂不得不變為理學研究之一大事因緣。研究朱子思想的專著大體都會提到朱子早年的「遊學佛老」之經過，牟宗三先生〈綜論朱子三十七歲前之大體傾向以及此後其成熟之義理系統之型態〉與劉述先先生〈朱子早年的教育環境與思想發展轉變的痕跡〉兩文，其篇名雖說未直接觸及朱子的佛老因緣，實質上卻深入探討了朱子如何從「浸漬在佛老的氛圍—走上格物窮理之路—反對本心擴充的簡易工夫」這樣的學問上來。柳存仁〈朱熹與參同契〉一文（此文收入《和風堂論文集》）探討了朱子與道教的關係，此文與柳先生另一名作〈王陽明與道教〉可參看，柳先生為道教學名家，其論斷多可信從。熊琬《朱子理學與佛學之探討》為極少數專門探討朱子與佛學關係的專著，儒禪兩門學問的相互關係及文獻可由此窺其涯略。錢穆先生《朱子新學案》收錄〈朱子論禪學〉及〈朱子論禪學拾零〉兩章，搜集相關文獻頗為完備。壯年一輩學者有蔣義斌〈朱熹排佛與參悟中和的經過〉一文探討此問題。
朱子與日韓儒學：朱子不但是影響中國八百年來最重要的哲人，他也是高麗李朝思想史及日本德川思想史的關鍵人物。臺灣因和日本有特別的歷史淵源，所以探討朱子及日本儒學的文章間可見到。鄭樑生《朱子學之東傳日本與其發展》一書是少數將焦點集中在「朱子與日本」此主題上的專著。費海璣〈日本的朱子研究述譯〉一文討論日本朱子學的概況。徐先堯〈朱子學案與日本近代意識的發生〉一文則站在史學的立場，觸及朱子學與近代日本史的關係。在「朱子與韓國儒學」的部分，蔡茂松先生頗有撰述，如〈朱子性情論及韓儒李退溪四端七情說研析〉、〈韓儒丁茶山反朱學內容之研究〉皆是，蔡先生是國內少數專研韓國儒學的先驅人物。楊祖漢先生近年來亦頗用心於韓國朱子學，先後撰有〈韓儒「人性物性異同論」及其現代意義〉、〈從當代儒學的觀點看韓儒「心體善惡」之論爭〉等會議論文，楊先生哲學訓練紮實，透過其論述，國人可知道另類的朱子形象。此外，戴璉璋先生有〈朱子與退溪的窮理思想〉一文，蔡仁厚先生有〈朱子學的網脈與朝鮮前期之朱子學〉之作，兩文比較了朱子與退溪的思想。黃錦鋐與高明先生亦有類似題目的作品。國人這些作品多與韓國退溪學會有關，近代的學術會議對學術研究的影響甚大，臺灣的韓國儒學研究可見一斑。
朱子與閩臺儒學：朱子籍貫雖屬婺源，其實生於閩，葬於閩，其學號稱閩學，其門生大半為閩人，閩臺青山一髮，碧海一涔，臺灣儒學與閩學關係特深。有關朱子學與閩臺儒學關係的文章，臺灣文獻書目於「教育」、「書院」的名目下，多可見到泛論的文章，報刊雜誌亦喜刊載此類報導。「朱子與金門」之類的簡文，尤易見到（陳榮捷先生《朱子新探索》即收錄一篇此種主題的文章。董金裕先生亦有〈朱子與金門的教化〉短文行世）。但嚴格而論，國人探討閩臺儒學的學術論文仍然偏少，陳昭瑛《臺灣儒學》一書雖然沒冠上「朱子」之名，但此書當是研究「朱子學與臺灣」的首要之作。1997年與1999年成大中文系主辦兩次「臺灣儒學國際研討會」，兩次會議的主題沒有限定在「臺灣與朱子學」的範圍內，但兩本會議論文集應該稱得上是這個領域內比較值得注意的的著作。
朱子與經學：朱子不但是理學大家，他也是經學大家，朱子對《古文尚書》、《詩序》、《易經》、《爾雅》的性質都有相當特殊而深刻的洞見，至於每部經典一章一節的深刻解釋，就更不勝枚舉了。他對儒家聖經的貢獻之大，對後世的影響之深，國史上很難找到可和他差堪比埒的人物。前輩學者錢穆、黃彰健、戴君仁對此多有論述。黃俊傑先生近年來提倡中國經典詮釋的研究，他的〈朱子對孟子知言養氣說的詮釋及其迴響〉與〈從朱子集注看朱子思想中舊學與新知的融會〉二文顯現了這樣的方向。前臺大中文系教授程元敏先生〈朱子易例及易傳比較研究〉、〈朱子所定國風中言情緒詩研述〉二文則以考證嚴密，資料繁富見長。李紀祥《兩宋以還大學改本之研究》一書雖然不是討論朱子的專書，但因為《大學》一書在朱子思想的地圖中居核心地位，此書對後世的影響又綿延不絕，所以類似《大學》研究史這類的研究是相當必要的，1979 年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成立後，所內設有經學一組，經學組成員林慶彰、蔣秋華諸先生皆有相關力作。可預期的，爾後朱子的經學會越來越受到重視。
朱子與文學：在目前流行的文學史、詩史或文學批評史當中，理學家的文學概念一向是惡名昭彰，「文以害道」一詞被視為理學家文學觀共同的標籤。「文與道」依理學家的解釋，誠然有相當緊張的關係，但這種張力不是徹底的往一方傾斜，恰當的說，毋寧是理學家對文學與道的本源有一更根源性的理解，所以才會看出其間的緊張關係。即使理學家的判斷有過火之處，有過失之處，其過火過失仍是一種發人深省的錯誤。而且，自另一方面言，朱子說「道之顯者謂之文」（注《論語》「子畏於匡」章），「文」與「道」可視為一體的表裡關係，這當視為理學家另一種對文學重要的界定。理學家對詩文的重視可能遠超出後代文評家或文學史家的想像。朱子本人不但是南宋少數詩、文、書法皆足以與大家齊肩的重量級人物，他在文學批評史上的貢獻之大，影響之深，恐怕也不亞於同代的嚴羽甚或晚唐的司空圖等人。張健先生《朱熹的文學批評研究》比較周全的檢視朱子對詩、文的本質以及具體的詩文大家的評騭，其結論：宋代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黃金時代，大家不少，「但若以質、量及其影響力來說，都不如朱、嚴（羽）二氏。而朱熹生當北宋、南宋之交，承先啟後，實更具典型性。（頁 1）」這應當是很有說服力的觀點。日本學者申美子從吳宏一先生遊，他的著作《朱子詩中的思想研究》，專論朱子的詩作。戴君仁先生〈朱子釋「風」〉，楊勇〈朱子論韓愈文之氣勢〉、〈朱子論韓愈之文理〉二文，也是相關論述。1992年中研院召開的朱子學國際會議，其中與朱子的文學觀相關的文章，有吳宏一先生〈朱子的說理詩〉、黃景進先生〈朱熹的詩論〉、何寄澎先生〈朱子的文論〉、饒宗頤先生〈朱熹在散文史上地位與評定：唐宋八家朱熹應佔一席論〉、王靖獻先生〈朱子九歌創意〉、張健先生〈朱子的寫景詩〉及陳昭瑛〈朱熹詩集傳中的文學社會學〉七篇，這幾位先生可代表港臺老、壯兩輩文學批評界的主力，他們的研究自然是值得參考的。
朱子與政治、歷史：理學的興起原本即與宋初的政治局勢有關聯，政治秩序解體、社會規範混亂，通常也是蘊釀經學再詮釋的溫床。其中，《春秋》一經尤為宋儒共同遵奉的經典，《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興廢國而繼絕世，這樣的精神宋儒體會特深。宋儒孫復、胡安國皆有重要發微之作行世，朱子《紫陽綱目》亦屬於春秋學的傳統。春秋之學重實用，重切入當代歷史之脈動，重「莫若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朱子一生先後數次上書封奏，並與陳亮辯王霸義利之學，這可以說是《春秋》精神的反應。朱子著重道統，也是有意在現實的政治之外，另立一獨立的精神王國之價值。劉子健〈宋末所謂道統的成立〉；宋晞〈朱子的政治論〉；徐復觀〈程朱異同—平鋪地人文世界與貫通地人文世界〉（此文收於《中國思想史論集續編》，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2）；張亨先生〈朱子的志業〉（此文收入《思文之際論集》）；蔣年豐先生〈從朱子與劉蕺山的心性論分析其史學精神〉；劉述先先生《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第三部〈朱子的歷史地位及其思想之現代意義〉，這些文章重點容有不同，但都突顯朱子的政治—歷史理論具有相當莊嚴的意義。牟宗三先生《政道與治道》一書借朱子與陳亮的辯難，指出道德判斷與歷史判斷之異同，並提出解決此兩難的思想模式。牟先生的此書和他的《歷史哲學》、《道德的理想主義》兩書，論點頗可相互輝映，他對朱子政治理論的評價亦間接的反映出來。
其它：朱子是位具有多方面興趣、多方面成就與多方面影響的思想家。即使在禮俗、校讎、出版、社會救濟方面，朱子的貢獻亦甚大。李弘祺先生討論宋代教育的文字，尤其〈精舍與書院〉及〈朱熹、書院與私人講學的傳統〉二文，觸及到道—教育—制度的重要議題，這是朱子學問介入宋後中國社會的關鍵性因素，值得注意。黃進興先生《優入聖域》一書以「孔廟」為核心，探討思想、宗教與權力間的複雜關係，此書從另一方面突顯近世儒學宗教性的問題。由於這一方面的議題較雜，相關的研究亦不易仔細歸類，最方便的方法，莫過於瀏覽《朱子語類》的目錄，並參考陳榮捷先生《朱子新探索》與錢穆先生《朱子新學案》收錄的相關文章，朱子學問的光譜之廣，可由此得其彷彿。此外，國內外幾次大型朱子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亦多可見到形形色色的朱子學議題。
貳
戰後臺灣的朱子學研究最重要的成就當是在思想層面，由於此問題較複雜，通人又多，所以我們單獨討論。
五○、六○年代比較流行的朱子學著作，當是范壽康的《朱子及其哲學》、吳康的《錫園哲學文集》以及翻版的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等著作。范壽康、吳康諸先生的著作今日看來，當然過於簡化，明日黃花了。然而放在荒漠的年代考量，這些著作至少提供國內學子嫻熟朱子學術語的機會，作為啟蒙性質的書籍看待，它們發揮的介紹性功能還是有的。
戴君仁先生雖然沒有專書討論朱子，但他寫過多篇論朱子思想的文章，即使標題沒有冠上朱子兩字，但其內容仍多關聯。戴先生為熊十力與馬一浮先生弟子，舊時代儒生俱備的文化涵養：經學、小學、詩學，無不精熟。其論朱子學之著作，大抵出自性趣所向，涵養所得，故其語多平實穩健，足以代表令人懷念而業已消逝的一代學風。戴先生這些著作多收於《梅園論學集》及《續集》中。
影響戰後臺灣朱子學研究最重要的著作，當是牟宗三先生《心體與性體》三巨冊（如果加上《從陸象山到劉蕺山》即為四巨冊）對理學的判教。牟先生認為朱子的主要核心理論為理氣二分、心性情三分。性即理，心為氣之靈，因此，理只存有而不活動；心則屬於性而下，不是作為宇宙大本大宗的本心。在這種心性形上學的基本預設之約束下，道德實踐遂不是直上直下的天命下貫或當下一念提撕的直充本心，而是漸教型態的「格物窮理」與「涵養用敬」。朱子的學問雖然淵博，但嚴格說來，他只繼承了程頤的思想，而與儒家的大傳統相違背。
依據牟先生的判教，儒家思想的主軸是「天道性命相貫通」，北宋初期的理學家周敦頤、張載、程明道偏向客觀面的天道立論，陸王則偏於主體面，但兩者所述其實同一回事，其道互涵。周、張、明道的「道體」觀念要由「仁」的體證來證成之，陸王的良知也必然立基於宇宙心的「乾知」上面。上下迴向，乃成圓教。他們的思想都預設「心即理」、「仁義內在」、「天道性命相貫通」之義，這樣的思想往上可追溯到孔孟。孔子是「踐仁以知天」，學者當下體證，即可「遙契」天道；孟子十字打開，盡心知性知天，更無餘蘊矣！
牟先生的判教顯然是站在陸王的基礎上立論的。依照明清以後學官兩界主流的說法，朱子被視為集理學之大成。不管就學派的傳承，或就理論的綜合而言，他們認定朱子都可稱為「理學之子」。但陸王學者不接受這樣的評價，就他們主要的批判觀點而言，朱子「格物窮理」的工夫與道德原不相干，縱然兩者最後可沾得上邊，但「已費轉手」（王陽明語）。朱子到底是孔子最重要的傳人，理學的集大成者，還是牟先生所說的「別子為宗」？其關鍵顯然在：我們如何評估他們所認定的真正道德？道德是易簡工夫的「明本心」呢？還是漫長的格物窮理，以至「萬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
牟先生問題意識極強，析理嚴密，他的觀點深刻的影響了戰後出生的新一代研究者。然而，朱子到底是位偉大而複雜的思想家，「尊朱」又是個久遠的傳統。牟先生的判教自然會招來異議的聲音，其中，論點不同，而且有意無意之間衝著牟先生論點而來的哲人有錢穆、陳榮捷、唐君毅諸先生，牟、錢、陳、唐四位先生可視為戰後臺灣朱子學研究的四大家。
錢穆先生撰《朱子新學案》，煌煌五巨冊，在六○年代港臺學界中，此書堪稱巨著。錢先生《朱子新學案》有意無意間仿《朱子語類》目錄編排，但其取材擴大許多，舉凡《文集》、《集注》等書所論相關的概念，錢先生皆能採擷。對學者研究而言，此書搜羅詳盡，甚便參考，其作用幾乎等於另一本的《朱子語類》。錢先生的思想史著作，風格圓渾無涯，如珠走盤，其旨趣很容易被淺白的語言遮掩住。但顯然他不贊成牟先生的判斷，錢先生認為「朱子崛起南宋，不僅能集北宋以來理學之大成，並亦可謂其乃集孔子以下學術思想之大成。」（《朱子學提綱》，頁 1）他的宋明理學著作可以說都是在為這個信念作注腳。
錢先生證成其信念的方式有二，一是就學派觀點立論，朱子於前輩學人思想多有繼承，其間的折衷調和，甚見用心。朱子對伊川思想，固然最推崇，但對其他諸子，他亦能善加攝取，甚至儒門中比較受到疏忽的邵雍，朱子也相當重視。他不只對前輩的理學大家如此，他對史學、政治、文學、藝術，幾乎無一不研究，而且無一不精。就學問展現的光譜考量，十二世紀的中國學者幾乎無人可以和他比擬。即使放在整體中國學術史的範圍內定位，像朱子這般博雅的學者也極少見。
錢先生另一條論證朱子集大成的線索，乃是從「觀念」入手。理學的主要概念幾乎都可在朱子著作中找到，錢先生論述的習慣往往先列舉出朱子對理、氣、心、情、太極、陰陽等等的看法，並溯其源頭，分判它與其他理學家概念間的異同。最後的結論自然是朱子考慮周詳，毛病最少，陸、王、陳（亮）、葉（適）未免有偏。五大冊集子論朱子與其他學者思想的異同時，錢先生判斷的模式基本上是一樣的，「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4 其中特具理論意義者，當是錢先生對朱子「心」的概念的解釋。錢先生認為朱子學的核心在「心」而不在「理」，「理學」與「心學」的分別並不符合事實。朱子從早年浸潤佛老開始，即深究「心」的問題，其「已發」、「未發」、「涵養」、「省察」諸義，皆由其「心」的體會而來。朱子對心的體認甚深，陸王所說「心」義，朱子實能理解，而且實可包含之。結論自然是：程朱陸王並無本質上的差異，而朱子的解釋圓融多了。錢先生論朱子「心」的章節，目的很清楚，但論證不易掌握。金春峰先生最近的著作獨具慧眼，對錢先生的論點表面上多有同情的呼應。5
錢先生站在史家的立場討論朱子，他與牟先生眼睛的焦點，大概匯聚之處極少。另一位對戰後朱子學研究貢獻極大的研究者，乃是陳榮捷先生。陳先生為海外漢學名家，他對中國思想的介紹是全方位的，但他真正最關心的當是理學，對朱子學尤其情有獨鍾。而就他著作所發揮的影響來看，他所翻譯及詮釋的理學典籍的作用應當是最大的。
陳先生的朱學著作有《朱學論集》、《朱子門人》、《朱子新探索》及《朱子》四書，陳先生的立場從《朱子論集》第一篇的題目〈朱熹集新儒學之大成〉，已可窺其旨歸。陳先生對「朱子集大成說」的解釋，大體與錢穆先生所用者相似，都是從學派、學問傳承與理論內部系統兩方面立論，更仔細分的話，「約有三端，即新儒家哲學之發展與完成，新儒學傳受道統之建立，以及論孟學庸之集合為四子書。」（《朱子論集》，頁 2）結論很清楚：即使反朱的學者，他們的思想活動也要預設朱子的論點，他們是在朱子設定的語言遊戲中展開論辯的，由此更足以見出朱子是「集大成者」。如果就「史」（不管是學術史或是思想史）的觀點立論，我們要找出「朱子是八百年學術史的核心人物」的論證，絕不困難，陳先生在這點上的用心與證據與錢先生相似。
陳先生對朱子學研究的貢獻，除了《朱子論集》一書專門討論朱子的學問及相關問題外，他的《朱子門人》一書考證精詳，足補以往典籍記載之疏漏。《朱子新探索》一書論及朱子的刻書、傳說、貧困、畫像等等生活史的材料，大有《世說新語》、《先哲叢談》之風味，寓微言於逸事中，可謂朱子研究之別材。陳先生兼有思想史家與漢學家之長，其著作多言之有物，言之有據，這兩本題材較特別的朱學著作更可見出此特色。
唐君毅先生就像陳、錢兩位先生一樣，對朱子有相當高的敬意，他也是將朱子的「心」往上提。簡單的說，唐先生同意在宇宙論上，朱子明確的提出心屬於氣，氣依理而有動靜。但在純粹的心性論上，唐先生卻認為朱子不必以氣言心，而且，朱子更有「超乎一般之動靜存亡之概念之上之本心或本體」的觀點。這樣的本心具備萬理，可應萬事。唐先生甚至主張朱子不無「心即理」的想法。唐先生這樣的論斷顯然和朱子大部分論「心」的文字不一樣，牟門弟子未予正視，這是可以預期的。但是程伊川自己曾說「凡言心，皆指已發」，後來又修正此說，「心」也可以指涉「未發」的層面，朱子對伊川的更正曾再三致意，認為這樣的更正很重要。如果心可以指不是已發的層次，這樣的心還屬於氣嗎？如果還是屬於「氣」，一種「未發」的「氣之靈之道心」到底是什麼意義呢？這樣的心與陸王的「本心」，其間究竟相差多少呢？這恐怕是個值得嚴肅考慮的問題。6牟、錢、陳、唐四位先生對朱子的研究，不管就質、就量、或就影響而言，都無人可及。四人之中，牟先生的作用尤大，錢、陳對牟先生的判斷殊不以為然，此事當然牽涉到史家、漢學家與哲學家偏重的角度不同，但他們彼此論點的不同，未嘗沒有理論內在的旨趣可談。至於唐先生的論點沒有引起足夠的回響，這是相當不幸的事。唐先生本人的寫作風格重圓融調會，四面張羅，問題容易鈍化，這固然是其論點較容易被忽略的主要原因。但臺灣的儒學研究有一主流論述，牟先生的著作成為戰後整個朱子學論述的拱心石，這未嘗不是原因所在。
參
朱子是位全才型的思想家，他的興趣之廣以及在每個領域內所取得的成就之大，不但在十二世紀的中國與東亞，不作第二人想，即使放在綿延的國史內考量，像朱子這樣不世出的怪傑，也不易找到。方之外國思想史上的例子，朱子大概近似亞里斯多德、來布尼茲之流的人物。像朱子這種人格全面型發展，而且影響全面型輻射的哲人，後人對他的研究，理應與他的學問的光譜相應才對。但事實恰好相反，我們如觀察戰後臺灣的朱子研究，籠統來看，很多論點都被提出來了。但假如考慮質與量的因素，我們不能不承認：這些研究的口味相當同質性，取向相當的片面，其中，哲學的進路佔大多數。哲學取向的研究中，牟宗三先生的詮釋又佔了壓倒性的數量。牟先生的著作體系完整，析探深入，加上牟先生本人個性好惡鮮明，判教意味極強，敵對學者當之，不免望風披糜。對學生而言，這樣的性格卻具有奇理斯瑪的吸引力，牟先生很自然的吸引了一批學生跟著他走。張南軒〈答朱元晦祕書〉有言：「元晦學行為人所尊敬，眼前多出己下，平時只是箴規他人……他人亦憚元晦辯論之勁，排闢之嚴，縱有所疑，不敢以請。」張南軒此處所描述的朱子氣象，牟先生身上似乎亦可見到。當然，就知識系統而論，如能成家，何妨偏至。牟門如果能形成理論意義深厚的學派，如西方的新康德學派；左派黑格爾、右派黑格爾；新馬克思主義等等，這是合理的，而且這也是臺灣學界應該發展出來的。可惜至目前為止，牟先生雖有哲學訓練紮實的學生善繼其志，善述其學，但論及調適上遂的發展成一學派，或許還太早計了一點。
牟先生弟子多作推廣師說之工作，牟先生觀點能普遍流行，這些弟子的努力是主要的因素。其中亦有能補充其朱子學論述者，筆者認為比較值得注意的，前有劉述先先生，後有楊祖漢先生。劉先生大作《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大體接受牟先生對朱子「別子為宗」的判斷，其解釋亦多採牟先生之說。然此書對朱子思想在修養及教育上的功能，有比較同情的理解，對朱子建立道統的用心與對現實政治的批判，亦有較具體的描述。比起牟先生的冷峻分判，劉先生的態度較溫和，但這不僅是態度的問題，其論斷恐怕也是比較合理的。朱子對人性私欲的力量以及工夫的艱困，觀照極深。依照他「主敬窮理雙管齊下」的方式實踐，最後也可以達到極精微的天理流行的境界，朱子學在教育或工夫論上的作用應當受到更大的重視。
楊祖漢先生對牟先生的補充，其路途比較曲折，他是透過韓國朱子學的研究，發現到韓儒對朱子的理解，不但與牟先生大不相同，甚至與傳統中國程朱學派理學家的解釋亦大不相同。最有名的例子即是「四端七情理氣之發」，李退溪有「理發」的概念，「四端」是「理發而氣從之」；「七情」則是「氣發而理乘之」。「理發」之說顯然與牟先生的「存有而不活動」之說對反，而李退溪言之有據。另外，朝鮮儒學史「湖洛論爭」的兩個主要論題：「人性物性異同論」及「未發之心善惡論」，都觸及到朱子學的核心論點，而傳統儒者及當代國內的第二手研究都較少處理。韓南塘主「人性物性相異論」，李巍巖則主「相同論」，此問題所以重要，乃因牽涉到成德的依據及人禽之辨的兩難問題。在後面這個主題上，韓南塘主「未發心體善惡論」，李巍巖則主「心體純善論」，韓、李兩人的論證皆相當深刻。「未發之心」特別難處理，其理論牽涉到朱子的本心與理的「本具」問題，如李巍巖「未發心體純善論」之說可以成立，則牟先生對朱子「格物窮理」說的「義外」論斷，恐大可再商量。韓國程朱理學—甚至日本及越南理學都可算在內—所提供的訊息，相當值得重視。
除了哲學與思想史層面的解釋，唐、牟、錢、陳諸先生取得可觀的成績外，我們不得不正視臺灣的朱子學研究仍不夠完整，議題仍然相當片面。朱子「博學而有所成名」，他是各個領域的大家，但論及朱子與自然科學的關係，國內尚未作出李約瑟、山田慶兒所作出來的成績；論考據，陳來對朱子書信的整理，束景南《朱子大傳》對朱子一生經歷的考索，都超出了前賢的成績。論整體朱子學宏觀的視野，日本學界編纂《朱子學大系》，其書範圍橫跨中、日、韓三國，其視野亦遠非國內學者所能到。美國學者狄百瑞探討理學，亦兼日韓而治之，且對金元少數民族所建立的國家的理學脈動，亦能正視之，這樣的視野也是國內少見的。
公平的說，國內與域外的朱子學研究各有所長，唐、牟、錢、陳諸先生的工作難度可能更大，他們得到的分數也應當更高，但多元的聲音到底是必要的，像朱子這樣重要的大家，不斷的詮釋更是必然的。他的思想不可能只有一種固定的意義，隨著各種文化因素的變遷，朱子的理論無可避免地會顯示出新的向度。公元兩千年的朱子學國際會議，以「邊緣的朱子學與朱子學的邊緣」定位八百年前逝世的這位偉大哲學家，此另類的定位已揭露了重新詮釋的消息。
參考書目：
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專書，第二部分為單篇論文。此書目配合拙文而編，只能作參考，既不求備，也不見得符合眾所共認的代表性。求備求全，尚請參考《東洋學文獻目錄》、《漢學研究通訊》以及林慶彰先生編《朱子學研究書目》
（一）專書
序號 書 名 作 者 出 版 社 年 代
1 朱子教育學說 祈致賢 臺北：復興書局 1954
2 朱子及其哲學 范壽康 臺北：開明書店 1964
3 中國哲學原論 唐君毅 香港：人生出版社 1966
4 中國哲學原論．原性篇 唐君毅 香港：新亞研究所 1968
5 朱熹的文學批評研究 張 健 臺北：臺灣商務 1969
6 朱子研究 楊筠如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71
7 經學理學文存 黃彰健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76
8 朱熹與多瑪斯形上思想的比較 黎建球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78
9 朱熹 陸寶千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78
10 朱熹倫理學 楊慧傑 臺北：牧童出版社 1978
11 心體與性體（三） 牟宗三 臺北：正中出版社 1979
12 朱子新學案 錢穆 臺北：三民書局 1982
13 朱學論集 陳榮捷 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1982
14 朱子門人 陳榮捷 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1982
15 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 劉述先 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1982
16 朱子易學探微 曾春海 臺北：輔大出版社 1983
17 朱子思想研究專號 《史學評論》第五期 1983
18 朱子理學與佛學之探討 熊琬 臺北：文津出版社 1985
19 朱學論叢 龔道運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1985
20 朱子學 王孺松 臺北：教育文物出版社 1985
21 朱子學提綱 錢 穆 臺北：東大出版社 1986
22 朱子新探索 陳榮捷 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1988
23 朱子詩中的思想研究 申美子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1988
24 兩宋以來大學改本之研究 李紀祥 臺北：學生書局 1988
25 朱熹 陳榮捷 臺北：東大圖書公司 1990
26 朱子學研究書目（1900-1991） 林慶彰主編 臺北：文津出版社 1992
27 國際朱子學會議論文集 鍾彩鈞、張季琳編 臺北：中研院文哲所 1993
28 朱子學與明初理學的發展 祝平次 臺北：學生書局 1994
29 朱熹與退溪思想比較研究 張立文 臺北：文津出版社 1995
30 朱熹的思維世界 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 臺北：允晨文化 1996
31 朱熹哲學思想 金春峰 臺北：東大出版社 1997
32 朱子學之東傳日本與其發展 鄭樑生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1999（二）單篇論文
黃彰健〈鵝湖之會朱陸異同略說〉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22 期，1950 年 7 月
戴君仁〈朱子與陸象山的交誼及辯學的經過〉
《大陸雜誌》第 8 卷第 1 期，1954 年 1 月
任覺五〈日本漢學者對於朱王異同之論斷〉
《中日文化論集》（續編）（一），1958 年 5 月
戴君仁〈朱子陽明的格物致知說和他們的整個思想的關係〉
《孔孟學報》第 9 期，1965 年 4 月
戴君仁〈朱陸辯太極圖說之經過及評議〉
《陳百年先生執教五十周年暨八秩大壽紀念論文集》，1965 年 5 月
宇野哲人〈朱晦庵與王陽明〉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36 期，1965 年 12 月
唐君毅〈朱陸異同探源〉
《新亞學報》第 8 卷第 1 期，1967 年 2 月
費海璣〈日本的朱子研究述評〉
《學園》第 2 卷第 8 期，1967 年 4 月
牟宗三〈綜論朱子三十七歲前之大體傾向以及此後其成熟之義理系統之型態〉
《新亞書院學術年刊》第 10 期，1968 年 9 月
唐君毅〈朱子與陸王思想中之一現代學術意義〉
《東西文化》第 17 期，1968 年 11 月
徐先堯〈朱子學案與日本近代意識的發生〉
《百年來中日關係論文集》第 1 期，1968 年
程元敏〈朱子易例及易傳比較研究〉
《中山學術文化集刊》第 4 期，1969 年 11 月
費海璣〈談談朱子各門人的體會分析〉
《學園》第 7 卷第 6 期，1972 年 2 月
費海璣〈研究朱子門人性行感言〉
《醒獅》第 10 卷第 6 期，1972 年 6 月
費海璣〈朱子門人性行考〉
《東方雜誌》第 6 卷第 1 期，1972 年 7 月
費海璣〈談朱子門人〉
《東方雜誌》第 6 卷第 2 期，1972 年 8 月
程元敏〈朱子所訂國風中言情緒詩研述〉
《孔孟學報》第 26 期，1973 年 9 月
蔡茂松〈朱子性情論及韓儒李退溪四端七情說研析〉
《成大歷史學報》第 2 期，1975 年 7 月
蔡茂松〈韓儒丁茶山反朱學內容之研究〉
《成大歷史學報》第 4 期，1977 年 7 月
陳榮捷〈朱陸鵝湖之會補述〉
《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 11 卷第 10 期，1978 年 10月
劉述先〈朱子早年的教育環境與思想發展轉變的痕跡〉
《幼獅學志》第 15 卷第 3 期，1979 年 6 月
戴璉璋〈朱子與退溪的窮理思想〉
《鵝湖》第 5 卷第 6 期，1979 年 12 月
蔡仁厚〈朱陸門人及其後學〉
《孔孟學報》第 39 期，1980 年 4 月
蔡仁厚〈朱子學的網脈與朝鮮前期之朱子學〉
《鵝湖》第 6 卷第 5 期，1980 年 11 月
黃俊傑〈從孟子集註看朱子思想中舊學與新知的融會〉
《史學評論》第 5 期，1983 年
黃俊傑〈朱子對孟子知言養氣說的詮釋及其迴響〉
《清華學報》第 18 卷第 2 期，1988 年 2 月
李弘祺〈朱熹、書院與私人講學的傳統〉
《國立編譯館刊》第 19 卷第 2 期，1990 年
李弘祺〈精舍與書院〉
《漢學研究》第 10 卷第 2 期，1992 年
- 後藤俊瑞日據時期在臺北帝國大學任教，多撰有關於宋明理學的論文，戰後，他出版《朱子ソ倫理思想》一書（漢文學講座第一卷，東京：共立社，1933 年）。另外與臺灣有關係的一位學者大濱皓，他出版過《朱子ソ哲學》（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3 年）。
- 出自章學誠〈朱陸〉，《文史通義．內篇二》（古籍出版社，1956）頁 53。
- 最近的研究參見方彥壽，《朱熹書院門人考》（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此書具體考證朱子門人從遊之時間，重點與陳榮捷先生考訂者不同，可視為補充之作。
- 陳來先生對《朱子新學案》有一評介，題目叫〈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讀書》，1989 年 9 期）。陳先生的借用是種再創造，本文則借其語壯膽。杜維明，〈儒家傳統的重建—評介錢穆先生著《朱子新學案》〉（此文收入《錢穆先生八十歲紀念論文集》，新亞書院，1974），對錢先生此巨著評價甚高。
- 金春峰《朱熹哲學思想》（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金先生也認為朱子學的核心是「心學」，朱子的「心」是本心。但金先生似乎把朱子往陽明的方向拉，朱學陽明化了。其立場近乎〈朱子晚年定論〉的說法，而且，他彈劾的對象和王陽明相似，陳淳似乎再度成為誤解師說的罪魁禍首。金先生和錢先生的立場，可能不是他自己所說的那麼近。
- 馮耀明先生〈朱熹心性論新詮〉（此文收入《國際朱子學會議論文集》）一文亦反對牟先生純從「氣之靈」的角度界定朱子的「心」的觀點，可參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