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Summary of the 2nd Conference on Popular and Classical Literature
徐 照 華（Chao-hua Hsu）
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Hsing University
壹、會議緣起
本研討會旨在藉學者專家之論文研討，探究中國文學史上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的各自特質，社會功能，以及兩者間相互影響的關係，期以達成（一）對中國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的流變、興衰、與界定問題等，可有較明確之釐析（二）深入民俗文藝學的開發與認識。（三）對個別作家與作品雅俗兩端的書寫與閱讀有更廣泛與深入的了解。希望藉由本研討會之主題探討，可重新檢視中國文學史中雅俗文學諸論題，並得開發新的視野與研究範疇。
本次會議由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古典文學研究會合辦，教育部顧問室、文化建設基金管理委員會、臺中市文教基金會等單位贊助。於民國 89 年 3 月 11 -12 日，假中興大學綜合教學大樓十三樓國際會議廳舉辦。計有來自全國 23 所大專院校之專家學者參與，依其專長領域共發表 18 篇論文，內容涵蓋古典、現在文學之中包括經傳、詩、詞、小說、釋書及其他民間文學等，論述的角度有就個別作品立論、有從理論建構化約，亦有就組織形式探討，或從修辭技巧闡析等，時間則從先秦到現在民國，因此，涵蓋層面相當廣泛。
貳、主題演講
大會在興大校長李成章，及古典文學研討會理事長李立信的致詞後展開。首先由金榮華教授作專題演講，題目是：「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的本質和趨勢」。
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皆書面文學的範圍；而雅正文學要早於通俗文學。因為文字剛發明時，人們要求的僅是基本的生存，而非生活，所以文字僅掌握在少數人手中，是屬專業的「士」的階層，對於一般人來說文字並沒有非絕對必要，所以「雅正文學」又稱「士大夫文學」 ，它們展現了作者文字的專業能力，表達得完整而仔細，不是同一階層沒有相同經驗，則不易體會；所以這種作品是為了「緣情」 、「言志」以表達自己，並與人欣賞，以期達到影響溝通。故「雅正文學」有三個特色，即：（一）目的以抒發己志為主。（二）讀者群與作者群屬於同一階層。（三）不以市場為取向，沒有商品意識。
直到後來社會經濟、生產力進步、工商業社會形成，「生存」以外更有了「生活」 ，人文意識萌芽，文字成為生活之一部分，農工商階層在精神娛樂上有了作品的需要，如聽說書、看小說等，他們的專業不是文學，於是就由「士」這個階層中較為落魄的人去供應，所以通俗文學如此產生。它的特色就是：（一）讀者與作者不是同一個階層，兩者身分有很大的差距。（二）本質上是個商品，必有市場概念。（三）是大眾化、通俗性的。－最能代表它的文學形式的就是小說，如最暢銷的武俠、言情、偵探等小說，重視故事性、情節性、能掌握群眾性，這就是「通俗文學」的特徵。而它的商品意識使得作者自覺為「士農工商」的「商」人，在中國社會中有點降低身分，自貶身價，所以作者比較不用真名，所以中國歷史上通俗文學很少知道作者是誰的。其次因作品對象是農工商等低下階層，但作者卻是士大夫，所以語言很通俗，故事很動人，但一定要戴上「教化」的大帽子，強調它的教化作用不亞於四書五經。
在中國文學史上，雅正文學很早就開始了，但通俗文學從唐代才產生（以前說是宋代）－就是變文，它的發源地是敦煌。因唐代仍是農業社會，真正大都市除了政治中心的長安之外，敦煌是對外貿易的進出口中心所在，是個非常發達的商業都市與手工業中心。工、商人在忙碌之餘，需要娛樂，開始是宗教的變文，後來是正史、故事等變文。到了宋代，杭州、汴京、開封，除了是政治中心外，工商業也極繁榮，生產力提高，再加上雕版印刷發明，有較多人受教育，識字者增多，說書話本也產生了。到了明代，許多小說也出現了（如四大小說） 。所以整個社會的進步，成長了通俗文學的發展。
雅正文學是指措辭文雅、且不談怪力亂神，但有文人專記怪力亂神，所以魏晉有志怪小說的出現。而明朝的《剪燈新語》是以文言講通俗小說的題材，所以雅正與通俗二者間是可以兼備的。
今日知識分子，除了人文外還有很多科技領域的，專業知識分子散布於各行業之中，文字專家在識字人口比例上愈來愈少，所以「雅正文學」並不專屬於知識分子，而「通俗文學」讀者群增多，但層次卻有高低，因此武俠小說常加入詩詞歌賦，偵探小說也常加入許多科學知識以提高層次；所以「通俗文學」未來的趨勢應是通俗而不低俗，「雅正文學」也會變成較通俗性的雅，且內容也會隨時代的不同而改變。
參、會議內容
八十九年三月十日
◆第一場研討會 主席：葉國良
胡萬川〈從集體性到個人特色─民間文學本質與風格的一個探討〉：集體性、口語性、變異性為民間文學三大特徵，本文是從民間文學各種不同傳承及呈現，來探討集體性與某些個人特色的問題。作者以為民間文學中也有部分可以傳承個人特性者；集體性和個人特性似是相對矛盾的概念，但是，研究結果發現最能用集體性說明的是那些流傳已久的民間文學，其中的個人性多數受到集體制約，最終還是被傳統集體性所吸收。但民間文學的流傳，由普通的傳承到專業的傳承，則代表了民間文學由集體性到個人風格的發展趨勢，此外本文更進一步討論了民間文學和專業說唱（曲藝） ，以及民間文學和通俗文學之中的某些模糊交錯的問題。
徐照華〈鄉土的樂章─論張文環的〈夜猿〉與〈閹雞〉〉：本文係就日據時代小說家張文環的兩篇代表作〈夜猿〉及〈閹雞〉 ，探討其藝術手法及中心旨趣，進而釐析作者的鄉土感情、民族意識與人道關懷。
〈夜猿〉部分先是分析作品中所強 𤧞的土地生機與希望，繼而闡發作者表達得極隱微的被殖民的抗爭意識，以及其明顯的鄉土情懷和民族情感，一隱一顯正是本文所剔抉的主題。〈閹雞〉一篇首先討論的是小說中所反映的道德輿論的正、負面；尤其是負面，配合著女性議題的切入，抉發出它的非理性與荒謬性，以見出舊時代女性的悲哀與困境。此外，並就〈閹雞〉的女性意象及主題意象，探討其象徵意義。
從「土地」到「女人」 ，二者是可以互相借喻的，他們都一樣可以被犧牲、被買賣、被佔有的，透過藝術的分析，其共同寓託的主題─臺灣的苦難與悲情，終於得到顯影與徹照，而藉著作者春秋之筆所寄託的微言大義，彰顯出的是這塊土地上民眾的性靈，以及臺灣文學中既深刻又宏闊的文學格局。
◆第二場研討會 主席：李威熊
彭雅玲〈唐宋人對於「詩僧」一詞的指涉及相關問題之反省〉：詩僧是中國詩禪文化史上一個特殊現象。僧人之有詩名、或者詩歌傳世者，論者概以「詩僧」一詞統稱之。本文有鑑於學界當前使用或定義「詩僧」一詞過於籠統，因此重新爬梳文獻，追溯「詩僧」一詞出現的時間，並以歷史上使用詩僧一詞的原義為依據，分析「詩僧」一詞的內涵。透過唐宋人的描述，以瞭解當時「詩僧」從事詩歌創作的態度、「詩僧」與文人交往的情形和活動範圍，以及唐宋人如何評價「詩僧」 。最後藉著詩人僧人交往、對話的角度，進一步觀照其彼此之間的交流與影響，尤其是在詩歌及詩論發展上，因二者之交融互滲、或採取距離時所造成的種種變貌。
張瑞芬〈從《冥報記》到〈劉薩訶和尚因緣記〉看唐代釋仆教書的幾個特色〉：唐代的「釋氏輔教書」若以作者區分，大致可分為文人所為，（如唐臨《冥報記》 、郎餘令《冥報拾遺》）與僧徒所作，（如〈持誦金剛經靈驗功德記〉 、〈劉薩訶和尚因緣記〉）兩類。在寫作心態和技巧上，它承襲六朝時「應驗記」一類釋氏輔教書而下，也因此是否能被列入唐人小說範圍向來頗有爭議。
基本上，唐代的「釋氏輔教書」是一種出之以佛教信仰心理，和志怪體裁的唐代敘事文學，屬小說的旁支，在文學上視為志怪一類，但在宗教上，則被視為感應傳一流。和六朝時的「應驗記」一樣，其文學質素，並不因文人的參與而有所不同，遠非「敘述宛轉，文辭華艷」之流，由於所出現的時間不僅於初唐，亦不宜視之以志怪餘緒的初唐小說；簡而言之，可通稱為唐代以小說筆法所寫的佛教類書。
本文列舉唐臨所作《冥報記》之宣揚因緣果報，說明唐代「釋氏輔教書」反映了當時社會時尚與信仰偏向，（如戒殺生與三階教派諸事）；而僧徒所為之〈劉薩訶和尚因緣記〉與慧皎《高僧傳》等正統傳記對照，則見出一個宗教傳奇人物由俗到聖的過程。自故事流傳重點而言，從六朝「應驗記」到唐代「釋氏輔教書」 ，有世俗化的傾向，由單純的經像崇拜到平凡人物為民除害、犯過悔悟，成聖成佛的過程，在在顯示了宗教已跳脫了震聳世俗的原始要求，結合了人民的心理需求和民間故事的功能。
◆第三場研討會 主席：黃啟方
李立信〈亦雅亦俗的唐聲詩〉：聲詩一詞，出於唐代，是指一般入樂的詩（先是指合樂而歌的近體詩，後則泛指一般可以入樂之樂府詩。）歷來文學史和詩歌史中談到唐詩、唐樂府，卻似乎都沒有提到「聲詩」 ，為了填補文學史、詩歌史上這段空白，乃有本文的寫作。
任半塘是研究唐聲詩最早，也是最有成就的學者，但任氏在《唐聲詩》中堅持聲詩只有齊言沒有雜言，可是從本文所舉的例證，足以說明唐聲詩不但有齊言，而且也有雜言。本文不但列舉了雜言詩的證據，而且也從理論層面證明唐聲詩實有雜言的理由。（作者以為近體中既有雜言，故聲詩中必也有雜言存在）
最後則論及唐聲詩對後代文學的影響，因聲詩主要分為先辭後樂，依辭譜曲者，以及詩人文士依前人或唐人之曲而填辭入唱者兩大類；其中第二類的聲詩入燕樂，字句固定，平仄、押韻亦固定，有齊言亦有雜言，則衍變為後來的「詞」 ，故聲詩對後代文學影響之深遠可知也。
傅錫壬〈「偷」字俗不俗—以梅溪詞為例〉：史達祖字邦卿，號梅溪，為宋代重要的詞人。針對其詞，前人以為「梅溪詞中喜用偷字，足以定其品格矣。」（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語） 。然在文學鑑賞上「雅、俗」本難論定，若因文而論其人品之高下，則似乎不妥。故本文從當時他人之詞作，以及唐人詩作中所用之「偷」字作一評比，（蓋詩作大體上應較詞為雅重）見用「偷」字者為數不鮮，似均無人以為「俗」者。加之，就梅溪詞中用「偷」字處，以其用字之平仄及文學之表達技巧而言，其用「偷」字亦確有其傳神之處。蓋文學語言之雅俗，不能以道德論斷，應是以趣味為依歸，故本文為之重新評價，並兼論「雅、俗」之殊難論定。
蔡宗陽〈從修辭論中國文學的雅與俗〉：中國文學作品運用修辭技巧綦多，本文以修辭技巧為經，中國文學作品為緯，再以比較法來論析中國文學作品中的雅與俗，並探究其癥結所在。文中分析六種修辭技巧，三種常用者為譬喻、誇飾、映襯；三種罕見者為拈連、互文、析數，並舉例為證，詳加闡析；使讀者領悟通過修辭之後的語言，與一般人話語之間的雅俗之別。
◆第四場研討會 主席：胡楚生
王初慶〈由《左傳》中成語看雅俗之變〉：本文乃就《左傳》中所蘊含的成語為依據，探討其雅俗之間的變化。經檢索後，將其分為兩種，其一為在《左傳》中已用為成語者，其二為從《左傳》中所衍出之成語者。前者，在《左傳》中已用為成語者，可發現由明引《詩》 、《書》 、至引古諺，漸至融合於語言中，由古雅而衍為通俗語言之跡；亦有為當時通語，逐漸衍為成語者。後者由《左傳》所衍出之成語，無論係由於時人之言辭抑或敘事，經過輾轉引述皆已成為今日吾人言行舉止間之常用語，已與眾人之生活融而為一。日用之習焉而往往不知其皆有典出。且後世使用成語中之意涵抑或有與原始典出不盡相符者。可見「約定成俗」之非虛言也。
楊振良〈連雅堂先生的雅正文學與遊藝文學〉：《臺灣通史》的作者連雅堂先生，處於日本苛政統治之世，不忘喚醒國魂，仿中國正史體裁，成不世之著，使臺灣文獻可徵。又嘗入《臺灣日報》 、《臺南新報》 、《臺灣新聞》漢文部主筆，縱筆為文，譏時得失，不與日本皇民化殖民政策妥協。其治學功力深厚，所撰文字，大力發揚吾國聖賢思想與民族大義。一生著作豐富，有《大陸遊記》 、《臺灣通史》 、《臺灣詩乘》 、《臺灣語典》 、《雅言》 、《劍花室詩集》 、《劍花室文集》等書傳世。唯上述著作之外，亦有大批遊藝文學作品，如《花叢迴顧錄》 、《臺灣博覽會之怪物》 、《新聲律啟蒙》 、《媽祖婆作對》 、《臺灣贅談》 、《花南雜記》等文；及一些詩鐘、戲贈集句、詩謎、對聯等作品。本文乃就二者之文學特質，探討其於日據時代如何振興漢學、保存華夏文化傳統和鄉土文學之資產，及其與當日社會互動之狀況。
陳器文〈就結構主義論民間故事的形式美學〉：結構主義泛指對所有潛藏在現象中的組織作系統性的探討，以求在紛紜的表相中找出不變的因素。結構主義文學研究的先驅之一的俄國學者普羅普，建立了稱之為「功能」的單位區分法。本文嘗試著將「結構」的探討從細小的行動單元移向較大塊域的事件單元，將論點集中在敘事文學「成三」或「三回」（Trebling）現象上。民間故事「三」次重複的「疊式」結構，不完全是隨手捻來無意義的重複，也不是機械式的累積，就「數」的神話功能而言，其中不無深層的原始心理作用。又現代小說取源於民間故事傳說，是敘事體發展史上必不可免的過程，就形式結構而言，散體串聯──最常見的三疊式──轉換為外加框架的程式化結構，正是後來小說得以發展的起點。
本文首先以「三」數的作用，分析凡事成「三」的慣性思維，得其為以約示繁、以三為期之循環史觀不僅是民族潛意識的浮現，也是一種口語習慣及自然節奏的表現。其次則論及民間故事「形式概念」的萌現與發展；從民間三怪、三度、三世故事群的「三疊式散體結構」到有頭有尾的初型結構中的「程式化結構」 ，最後則發展為懸疑與發現的張力結構。以此證明典型的形成必有其現實性的審美功能。
◆第五場研討會 主席：王國良
王文進〈南朝邊塞詩的貴遊性〉：邊塞詩形成於南朝的論點，經過作者多年來的探討，已然得到一個明確的結論。然而，一般解釋唐代邊塞詩的學者，都會強調實地邊塞經驗對邊塞詩人創作的影響。但是，南朝詩人，除了庾信、王褒晚年曾羈旅北周外，沒有任何詩人有實地長城、陽關的邊塞經驗。縱使他們曾面臨烽火、或是統軍北伐，經歷戰事，然而這些戰爭都是在長江、淮河臨界的地點，與長安、洛陽、長城、邊塞並無關係。顯然可知，南朝詩人仍然缺乏邊塞戰爭的經驗。
本文所探討的是：邊塞詩的出現是否為南朝詩人的文學想像，如《文心雕龍•神思》云：「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的思維推移，而經過整理，南朝邊塞詩應有極大成分屬於宮廷唱和之作；其多以「奉和」 、「賦得」為名，可以知道南朝邊塞詩和當時貴遊唱和之風息息相關。這種貴遊文學活動，書寫的多是「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的內容；而這種內容又如何與邊塞詩有內在思維的聯繫？因南朝君主王侯都以曹氏父子為模仿對象，延攬文士為入幕之賓，其時詩歌發展著復古、擬古的思潮，邊塞詩便是這種情形下刻意模仿的作品，它是一種交織著建安風骨和遊宴唱和兩種性格的混聲合唱，且縱然不是共時性的唱和，也必然是一文學傳統中歷時性的唱和之作，故南朝邊塞詩在本質上是一種貴遊性的唱和之作。
劉少雄〈超乎雅俗—論東坡詞境的取向〉：詞的雅俗之辨是詞學的關鍵課題。如何化俗為雅，是詞家一直努力的方向。以詩入詞，乃雅化的一種表現，從中唐以來這種填詞手法在文人詞裡未嘗間斷。北宋詞家已能創作雅趣的詞，可惜仍不脫小詞的婉麗特色。柳永艷詞的出現，給北宋以來這類閒雅風調的詞予極大的衝擊，雅俗之辨遂成為當時詞學爭論的焦點。東坡如何依違於這兩類詞作之間，而能獨出於風雅之外，以臻於妙境？這是本文的中心論點。文中先簡述東以前詞學的雅俗觀，重點在柳永俗體向尚雅階層之挑戰，然後詳析東坡的回應，看其如何在通俗與雅正之間走出一條新的路向。東坡以詩為詞，化俗為雅，他不獨在柳永詞之外別開疆域，更突破了傳統雅製的藩籬，指出向上一路，別創一種高遠的清雅之境。由詞而詩，從耳聽變為目閱，由抒情到言志，那是一條以雅化俗，乃至出乎其外的詞學發展途徑。東坡詩化、雅化的詞，變前人的無意識為有意識的創作，自然脫俗，在溫、韋、柳永艷體之外，秦、歐諸家雅製之上，別立清麗之境，獨具雅人之深致，這與東坡的學問人品，用情與為文態度有莫大的關係。
陳全得〈「中國史詩」名義析論—從文類觀點出發〉：「史詩」這個文類，在西方廣受重視，透過它的內容，可以反映一個民族早期的生活、習俗、心理、性格、價值觀、審美觀等。在「中國史詩」中，較大的爭論有二，一是「史詩」是否專指「英雄史詩」？二是中國有無「史詩」？本文即從文類的觀點出發，以檢討以上兩個論題。
作者認為「中國史詩」這個文類可以從三方面予其定義：（一）形式方面：它是以韻文或韻散交雜，來記述長篇敘事而可以口頭傳唱的詩歌。（二）時間方面：它產生於原始社會後期，到封建社會的初期。（三）內容方面：它可以分為「創世史詩」或「英雄史詩」；「創世史詩」歌詠的是各民族有關天地形成、人類起源，以及民族遷徙的傳說。「英雄史詩」歌頌的是每個民族在其形成和發展過程中戰勝所經歷的各種艱難險阻、克服自然災害、抵禦外侮的鬥爭及其英雄業績。其次，論及中國有無「史詩」的問題，作者以為不管漢族或其他五十五族，都有此類作品，只是就現存作品來看，漢族史詩並不發達，而其他五十五族史詩作品，不但作品數量眾多，品類亦較西方豐富。
◆第六場研討會 主席：簡宗梧
汪志勇〈《三國因》研究〉：漢末天下三分，不但是歷史上驚心動魄的大事，也是說話人最好的題材。由統一的王朝而分裂，歷史學家發表很多研究專論，然而「三國演義」只「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幾句話就概括了，那是多麼簡單的推理法則。然而一般民眾喜歡的卻是因果報應的故事，而且漢高祖大殺功臣也一直為後世所詬病與厭惡，於是最簡單的功臣轉世報冤的情節就產生了。故事經過不斷的口傳，加上說話人的加油添醋，情節愈來愈曲折，人物愈來愈多，終於產生了「三國因」這本小說。
本文試從故事的原型，研究其情節的演變，由於「古今小說」（即「喻世明言」）中的「鬧陰司司馬貌斷獄」的情節與「三國因」太雷同，文字雅俗繁簡雖有差異，但二者應是同出一源，一則經文人潤飾而雅化；一為民間輾轉流傳孳乳了不少情節。至於兩篇小說孰先孰後，學界各有論斷，作者以為二者當是出於同源而分化的結果。而從俗文學的角度切入，更能把「三國因」的重要性突顯出來。同時，這類被正統文人不屑一顧的民間說部，在過去的社會裏卻是教化民眾的極好教材，坊間非常容易買到，流傳得既廣且久，這種通俗小說往往是歷代說話人集體創作的集大成結晶，也是古代話本的活化石，但時至今日，卻完全絕跡，這是十分惋惜可嘆的事，也是值得大家去注意、去蒐集的事。
王國良〈程氏《笑林廣記》研究〉：清光緒末期，江蘇縣程世爵編撰之《笑林廣記》 ，百年來迭見翻印，擁有一定的讀者。本篇論文溯源指出程氏書係由光緒初小石道人所輯《嘻談錄》改編而成，除了排列順序調整之外，文字內容全同。程氏（或小石道人）纂輯笑話書，一方面是發抒個人鬱挹之情，一方面則借遊戲之筆以諷世。
程氏《笑林廣記》在市面上流傳版本雖多，內容唯有三百四十五則與三百五十六則兩種系統而已。其素材，或取自明清笑話集，或編者自行撰稿。在形式上，短小精悍者較為少見，數百字至千字左右的作品，更為普遍，與一般笑話書略有不同。全書對於芸芸眾生裡常見的貪淫、鄙吝、虛偽、昏昧、失言、懼內等現象，多所嘲諷；對於某些生理有缺陷者，也不忘挖苦戲弄。整體而言，雖難免有不夠厚道之譏，但其題材為各種人、事、物之現象，因此具有扣緊社會脈動，呈顯民間風俗的功能，故頗能反映世情，振龔發瞶，值得玩味。本文即就該書在內容與形式上的因襲與創新予以探討，並深入析究其嘲諷的主題與反映的世情。
黃錦珠〈晚清（1897 - 1911）寫情論述中的雅俗意蘊〉：晚清在梁啟超小說論的影響下，對傳統寫情小說產生諸多不滿，並提出新的要求與冀望。當時又出現不少翻譯言情小說，這些小說的言情內容也引起論者的質疑與批判。後來寫情小說在吳沃堯《恨海》一書的示範與開拓之下，出現了較新的寫情模式與風貌。寫情作品中對於「情」字的詮釋，也成為許多作者在意的問題。本文綜合小說理論與小說作品中有關寫情小說與「情」字詮釋的論述文字（包括專題論文、小說話、小說作品的寫作宗旨說明，乃至於相關廣告、徵稿文字等） ，探討其中的各項論點及所含藏的雅俗意蘊，以觀察晚清寫情小說觀念的發展方向與理念脈絡，兼及寫情小說中「雅」 、「俗」二字的意義層次與交錯問題。結論是晚清寫情小說逐漸凝聚了一種共識，在愛情與愛國和道德之間，形成一種正面聯繫且密切互倚的關係認知；在小說的通俗功能、救國理想、啟蒙任務種種觀念激盪調和後，逐漸形成一種破俗立雅的標的，也在避免「誨淫」 、遵循道德、維護風俗的矛盾掙扎中，闢出另一條蹊徑，找到了存在立足的空間。
◆第七場研討會 主席：賴明德
康來新〈必也盜名乎—宋人小說學的雅／俗互動論〉：作者引用近人董必成的〈偶成〉詩句「盜名欺世小爬蟲，以假充真變色龍」以為正可用來形容「小說」之變—小說由「小道」之「蟲」飛昇為「最上乘」之「龍」的變異歷程。作者採取了日本京都學派的分法，認為宋代是中國的「近代」 。京都學派是以「階層流動的平民興起」來作為「近代」的主要依據。宋代不僅有經濟的變化，也有外力的介入，因此將之歸納為「近代」 。而宋代平民逐漸興起時，瓦舍的俗眾膽敢向王官、雅正的目錄學借用「小說」一名，來收編說話講史的口語演藝體材，成為一種雅和俗之間的對抗，而我們今日所謂「小說」 ，絕對是瓦舍之下的「小說」 。現代小說的分類，實際上也是按照瓦舍說書人分類，即將之分為傳奇、煙粉、靈怪、公案……等。這種俗階層向雅階層盜名的現象，即是一種雅俗互動。同樣的，也有雅階層向俗階層盜名的現象，如歐陽修的詩話體，詩話體本是由民間說話演變而來，在附表中也很務實地將「小說」及其相關指稱列出。只「傳奇」這個名稱原本是士人集團的，在瓦舍的小說中，它是專攻今日的羅曼史小說，而且主角為人，這也是小說「發跡變泰」的現象，故宋代小說的發跡「變泰」 ，建立並拓展了小說的學術層面，後世小說學之建構，幾乎不脫宋人或隱或顯的規劃。所以在時代開展的意義上極為重要，而小說之變其實也互證了歷史之變，及古／近的轉捩。至於雅 ／俗、貴／賤的跨來越去，在於封建機制鬆動解體，本文即是這種想法的演繹。
謝明勳〈《搜神記》之民間文學特性試論〉：本文旨在經由《搜神記》一書所記之內容，探討干寶編纂該書時之主要態度，及其與「民間文學」之間糾葛萬端的複雜關係。其一是關於「故事來源」的問題。由於干寶有「記古今怪異非常之事，會聚散逸，使同一貫」的企圖，並有「博訪知之者」的做法（見《進搜神記表》） ，而《搜神記．序》中亦嘗言：「考先志於載籍，收遺逸於當時」 ，由是可知，該書之「故事來源」確有「書承」與「口承」兩大系統。除卻「口承」這一與民間文學密切相關的部分之外，由「書承」轉錄而來者，許多亦是經由口傳而得，此一關於材料（故事來源）的部分，當可做較為細緻之研討。其次是關於「內容特點」與「描寫手法」上的問題。民間文學在內容、形式上的某些特點，在後人戮力研究之下，已逐一確定，而晉人干寶在昔日是否已有類似手法的雛形出現，足供後世採擷者，這一點相信經由其與現今傳世作品之間的相互關照，當可得到廓清。而《搜神記》一書在此一領域中的地位，經由此一比較當可得到確立，以之鑑照其他的六朝志怪小說，則該一文類之資料來源與時人陳述故事之手法，必可得到其應有之文學、歷史地位。
由上述幾個面向切入觀察，可知《搜神記》與民間文學既深且久的關係，且證明了其書絕非單純的文人學士的作品，而是廣泛吸收民間文學養分之後的一種新風貌的呈現。而其內容形式上的改變，也隨著「口語」轉化為「書面」的歷程中，因文人相當程度的介入，形了一種由雅趨俗的表徵。
◆特約結論 主席：徐照華
徐照華：此次會議很難得的是所有參與的各界學者都充分交流、溝通，討論得非常熱烈，尤其是農學院昆蟲系、森林系及歷史系的教授們也熱情地參與，明顯地加強學術界與社會各層面的互動。關於研討會中有部分尚未釐清的問題，或值得批評的地方，則請三位特約結論人來為我們說明。
龔鵬程：相信大家都和我一樣，在這為期兩天的研討會中，受到了很多的啟發，會中的許多論文都為我們開拓了新領域。在這過程中，也引發了不少的問題。首先，是研究者與研究的對象並不屬於同一個層次。研究的對象或許有雅俗之分，而研究純粹只是一種喜好，任何對象其實都可以進行研究，而研究工作則有它一定的規範。研究的對象無論是雅是俗，都得看看是放在什麼脈絡中來談，因此，通俗文學是可以作為研究的對象的。第二，會中有許多文章，並未完全針對雅俗的問題作探討，這當中顯示出了通俗文學研究本來就不是很發達。自鄭振鐸寫俗文學史開始，一直到花蓮師範學院所成立的民間文學研究所，應該是越來越多人從事俗文學研究，但研究的時間、規模以及研究傳統的建立，尚非十分完善；與過去雅文學的研究相比，俗文學的研究仍是一發展中的學科。正因如此，這次的通俗文學顯得特別重要，而在雅俗之間的研究，無論是方法或論點，都還有待開拓。希望這類的研討會能繼續地辦下去。第三，對於雅俗之間的區分，大約有以下八個指標：（一）以作者來分，文人士大夫所寫為雅，民眾寫的為俗。（二）以題材上分，表達個別的特殊經驗為雅，表現一般民眾日常性、公眾性的為俗。（三）以文學性質的趨向而言，雅文學顯示的是種非日常的、超世離俗、隱居等的生活，而俗文學則顯示出日常的、世俗性的生活。（四）在文字方面，雅文學盡量讓文學透過陌生化及修辭的手法，讓作品藝術性增加，而俗文學則以民眾所熟悉的方言、俗語作為描述方式。（五）在風格上，雅代表的是含蓄，而俗代表直接。（六）從使用者來分，多數人可欣賞的是俗文學，而只有少數人可欣賞的叫雅文學。（七）從美學範疇上來說，如果一篇文學作品的讀者，是需要有更多修養、更多的知識、人生歷練才能了解，並具有複雜美的，就屬於雅文學；如果只要是一般人都能接受的，且具有簡單的美的，就是俗文學。（八）從表現方式來看，雅文學通常以純粹文字作表現，而通俗文學與肢體表演、口語表演結合，其音樂、戲劇特性就較強。此外，俗文學雅文學的研究重點也有不同，通常雅文學思想性、藝術性都較高較深；而俗文學則與社會的互動、結合較深。而俗文學與雅文學之間，也有可能隨著時代而變遷，即原來是雅，後來卻俗了；或者原來是俗的，後來變得雅了。過去的一些雅言，往往成了現在的俗語。例如，現在的俗語常常都是唐人的詩句。這次的論文，多半是在文學作品中作分析，較少針對研究方法上的討論，而這些討論可能有助於日後對雅俗之間的互動作說明。希望未來在這方面，能有所加強。
王文進：有關這次大會邀請學者的分布，徐主任相當花心思，從地緣上來看，分布得相當平均。在年齡層的結構方面，繼承了古典文學會舉辦學術會議的精神，老幹新枝，讓各個年齡層的學者都有機會發展潛力。而在論文的主題分布上，由於主任持別客氣，因此在邀稿時並未規定，讓各人隨自己專長發揮。通論部分只有兩篇，即胡萬川老師、蔡宗陽老師作品，這方面的研究事實上仍有很多空間可談。詩歌性的論文共有七篇，小說傳奇方面的文章有八篇，經書、《左傳》方面的研究只有一篇。就論文整體分布而言，理論性或抽象性的研究稍弱，也許在第三次的大會中，可針對這個部分稍作強化。在時代分布方面，除了徐主任一篇「論張文環《夜猿》與《閹雞》」是日據時期的小說外，當代文學部分相當缺乏，當代文學當中其實也有許多有關雅俗問題值得探討，比如黃春明的作品，或者武俠小說，或者近代小說相關論題，有關「情」與「色」之間的問題等等，都是值開拓的領域。在講評方式方面，古典文學會從民國六十八年開始，至今已辦了第二十二屆，早期的學術討論會中的講評方式，都常採用玉石俱焚、全盤否定種種方式，而被評者，則如刺蝟般全力反駁。這幾年的學術界已發展地非常成熟，兩天雅俗文學研討會中，講評方式大致有敦品勵學型，如王金凌教授；也有微言大義的，如謝海平教授；也有以天下為己任的，如陳益源教授……。從這些講評方式都可以看出種種的進步。
謝海平：中正大學今年十一月要舉辦一場唐代文學研討會，像中興大學這次大會的各項行政工作，實在教人難以趕上。首先是會場中中文系研究生熱情的招待，以及為我們省去許多繁複的填寫手續，可說是十分體貼的作法。會場佈置得很用心，很有人情味，尤其是大會時間看板的設計。在處理與會老師用膳方面，也考慮仔細，相當貼心。此外，除了中文系本身的參與，興大農學院各系教授亦踴躍參加，如台下的李久先教授，以及在場中大放厥詞的齊心教授。由此可見中文系的廣結善緣，以及各系間相處的融洽。本次雖然古典文學研究會為合辦，但有許多的前置作業，古典文學研究會都煞費苦心，我在此也向由李立信教授所帶領的古典文學會致敬。
◆本研討會之檢討與評價
（一） 對於研討會之論文議題，尚有部分屬理論範疇較少涉及，或不夠深入之處，此亦牽涉來稿所呈現之自然不均現象。日後對未能涉及之範疇，當採主動邀約專門學者論述之。
（二） 本校地處中部為全國之中心樞紐，類似研討會之舉辦，易收學術界充分交流與合作之成效。
（三） 本次研討會之特約討論，既深入又多元化的批評，不慍不火；評論的方式極具創意，值得肯定。
（四） 研討會結束，特邀全程參與之學者數位作「特約結論」；給予會議各方面的評價，有積極而正面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