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arching for Horizons in History
— Alternative Thinking o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李 又 寧( Yu-ning Li )
美國聖若望大學亞洲研究所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St. John's University
這大半生，幸運的事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做了中國近現代史的專業工作者。行內的史料這麼豐富，著作這麼繁榮，人才這麼眾多，很多行內的專家學者，我是由衷的敬佩。但是，在這行裡活了幾十年，總有點自己的看法。我的一位同行老朋友曾說：「你的看法，把我們這些寫政治史的人都罵了。你儘管去研究你的題目，為什麼要罵人。」我當時吃了一驚，回不出話。在此我必須聲明在先：我不想罵人，只想說點自己的看法。如有冒犯或得罪人的地方，先請諒解：我決不是有意要罵人的。各自表述，是時代給予我們的幸運。
用別人的眼睛看自己的歷史
現有的中國近現代史教科書及專題研究，概而言之，建築在一個普遍接受理論架構之上，即：鴉片戰爭之後，接著是一連串的不平等條約、割地賠款、喪權辱國、政治腐敗、經濟落後、軍閥割據、混戰不絕、造反革命、鎮壓獨裁。所羅列的史事，幾都是令人氣忿、鬱悶、羞辱，若是用顏色表示，那是灰溜溜的。
再環顧當今的海峽兩岸及香港，看到的和聽到的，又是什麼呢？權鬥、統獨、人口、失業、環保等等，能不憂心忡忡？！難道這 160 年來的中國人任憑擺布、宰割，是如此無知、無能、無力、無奈？！
我不相信！我不能相信！我們不是常說：中華民族有五千年光輝的歷史和文化。近代以前的同胞有智慧，近代以來的卻不然。可能嗎？歷史和文化的延續性到哪裡去了？民族的遺傳基因在哪裡？
經過探索和苦思，我得到一點體會：原來我們借了別人的眼鏡來看自己的近代史。
19 世紀中葉以來，由於屢次敗北，自信喪盡，連史學工作者也不例外。由於「師人之長」 ，把別國的史觀及史學方法也加以移花接木。清末民初，留學日本蔚為風氣，還有不少的政治人物流亡日本。寄居東瀛，而心懷祖國，他（她）們創辦多種刊物，宣傳各種各樣的主義和政見。他（她）們不是專業的史學工作著，但是頗知利用歷史做政治宣傳。為了描寫清廷的腐敗和國勢的危急，他（她）們從身邊的日文書報裡抓來一些史料和史論，略加翻譯，再刻意渲染一番，居然洋洋灑灑，哀感動人！傳統中國本來沒有普及的歷史教科書，有的是《廿四史》 、《資治通鑒》 、《三通》 、《九通》之類，那些史籍不是一般人民看得懂、或感興趣的。於是，乘虛而入的外來品，或改裝的外來品，適應了大眾的需求。20 世紀以來，國共兩黨，都以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為利器，把歷史的焦點放在國辱及國喪之上，不但可以激發民忿以抗外敵，而且可強調前朝之衰敗以示本朝得以於「天命」或「民意」。
20 世紀中葉以後，費正清（John K. Fairbank 1907-1991）自美國漢學界崛起，他的論說及學派也著重中國近現代史中的陰暗面。費氏以晚清史起家。1936 年他自英國牛津大學得到博士，博士論文是《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service, 1850-1858》（中國海關之由來） ，以英國資料為主。19 世紀中葉的英帝國，日正當中，對戰敗國那有什麼好話可說？！珍珠港事變後，費事先任職於重慶之美國駐華大使館，繼任美國新聞處處長。那時，美國名為中國的盟友，實則居高凌下，盛氣溢於言表，對蔣氏政權的批評，毫不含糊。1948 年，費氏回到他的母校哈佛大學，不但勤於著書立說，而且展現行政與募款的長才，逐漸把哈佛建立成為一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重鎮。在費氏編寫的多種近現代史教科書中，1949 年前的中國，沒什麼可以令人興奮。他原寄望中共建立一個「新中國」 ，天安門事件卻使他失望了。去世之前，他完成了一部自懺的書稿；但是，他已前在漢學界所描繪的中國形象，已深入人心。
費正清等學者的史觀，史學界通常以一個程式來表現，西方的衝擊→中國的回應，也就是說，先進的、有活力的西方刺激了、帶動了落後的、停滯的中國。這種史觀，不但暗含著白種人的優越感，而且分割了近代與先近代，使近代中國變成沒有源頭的水，或像是沒有根的樹，因此引起一些學者的重新解釋。以劉廣京教授為代表，他（她）們認為中國近代史應往上推至少二百年，上限不是鴉片戰爭而是明末清初，強調在西方勢力進入之前，中國的社會、經濟、思想等等方面，已經開始在變化。
無論是費派，或是劉派，他（她）們的凝眸深處，仍是中國本土。
中國大陸開放以後，近現代史的研究活潑多了，豐富多了，這十餘年來的研究成果及人才的培養，非常可觀。不過，以「革命」為正統的仍是主流派。所以自大陸出來，現居美國的幾位學者，以劉再復教授為代表，表示要「告別革命」（否定「革命神聖」 、「革命必然」 、「革命動力」 、「革命唯一」等觀念） ，要重寫中國近代史。無論是主流派或非主流派，其目光仍投在中國本土。尋找藍天
研究中國近代史，如果把視野限於中國本土，所看到的顏色，恐怕是灰暗的多，而且有些地方灰的濃重。
歷史如人生，是多面的，是相對的，是多種顏色的。每一個時期的歷史，都有它的陰暗面，也有光輝面；每一個時期的歷史，都有它的延續性，也有它的突破性和創造性。這是常理，但怎樣運用它來闡釋中國近現代史？
老子：「禍福相倚」 。史不絕書的禍患，給近代中國又帶來什麼樣的福益？
外國人常笑話中國人很自大，自以為是萬邦之首，居中而統領，故曰中國。中國者，天下之中心也。「天下」是個朦朧的觀念，略指有接觸的周延四邊，並不是地理上的認識。歷史上，中國有條件、有環境以老大自居，這本是福，但也是禍根。老大做久了，會變成老昏老朽，只愛 聽恭維話，而拒絕承認世變。明末，耶穌會教士利馬竇（Matteo Ricci 1552-1610）來華。他懂世界地理，但為明廷所繪製的世界地圖，有意的把中國置於地圖的中央。兩百多年後，列強的砲火轟碎了自大的迷夢。九死一生之餘，才發現國境之外還有世界，這世界很大，無奇不有，值得看，值得學，值得模仿。先是在國內跟傳教士學習，繼而年青人飄洋過海到國外上學，就是留學。留學美國，開近代國內留學風氣之先，究竟始於何年？很難確定。誰是近代第一個留學生？說法不一。但是，毫無疑問的，最早畢業於一個美國長春藤大學的，是容閎（1828-1912）；最早聞名中外的近代留學生，也是容閎。他於 1847 年來美上學，距今 153 年。因此，一般認為 1847 年是留美史的開端。
出國留學不始於近代。唐代玄奘及以前，就有人出國留學。但是，19 世紀中葉以來，才有眾多華族青年有組織、有計畫、有系統的到國外學校接受正規教育。留學的制度化，是近現代中國的一項創舉、一大成就，也是近現代史上最光輝的一章。
留學生在國外居住一段時間，經歷文化的震撼和適應，能夠做文化的比較和選擇。當他（她）們向國人傳播世界知識時，不同於外國傳教士，不但語言比較方便，而且具有說服力、誘導力、及親和感。因此，留學生的一項重要功能，是引導國人逐漸與世界溝通。換言之，留學生是本國與世界的橋樑。
還有，19 世紀中葉以來，由於人口壓力，戰亂頻繁，經濟不景氣，政治不安，向外移民成為不可遏止的趨勢。近十餘年來，價碼高昂的非法偷渡，成為有組織的「人蛇」活動，什政府都無法取締。
從明末到民初，廣東和福建是主要的僑鄉，他們從海路出國，所以長期以來有「海外華僑」之稱，在它國異鄉僑居多年，賺足了錢，還想還鄉「落葉歸根」 。自中共取得政權以後，絕大多數的「華僑」已不再「落葉歸根」 ，而變成了「落地生根」 ，因而有「華人」 、「華裔」之稱，還有「純華人」 、「土華人」 、「半華人」、 「 泛華人」（與非華人結婚者）的分別。
當今，在海峽兩岸之外的廣大地球上，分布著三千三百餘萬華人、華裔。那一處沒有炎黃後代？他（她）們多數定居於所在地，而且老死於斯地，儘管與祖國有種種的聯繫和情誼，他（她）們不再是「華僑」 ，而是所居國的永久居民或公民。經過長時期的文化適應及社會整合，他（她）們漸漸創造出新的文化，其中含有中華傳統的成分，更有當時當地的因素。這種現象，從很多方面可以看出來，如語文、生活方式、意識形態、社會行為、藝術、及飲食。而且，移民與它族婚配的機會較多，創造新血輪。天長日久，種族的體質和品質逐漸在改變、在增進。20 世紀的炎黃子孫，與前此的相比，在許多方面，變異甚多。這是歷久彌新的族群，不但密集於天內，而且廣布於天外，說它是「新新人類」，或是「日不落族」，也無不可。
新的發展、新的存在、新的現象，必須有新的名詞來表現、來形容。1996 年 3 月，當我在紐約市創立「華族留美史研究會」時，我用「華族」這名詞以代替「中華民族」 。1997 年 1 月在《天外集刊》的創刊詞中，我對「華族」這名詞作了解釋，以它來涵蓋普天之下的華裔同胞。直到最近， 2000 年 1 月初，在臺灣，才知道，大概在 60 年代，新加坡用「華族」二字來代表當地的漢人。那年代，我在美國，正埋首讀博士學位，未及注目東南亞的大事。孤陋寡聞，深以為愧。
日文裡，早有「華族」一詞，意為「貴族」；無礙於新加坡以「華族」指漢人。前兩者，也可無礙於我在20 世紀的 90 年代及以後以「華族」泛指普天下的華裔同胞，不分國籍疆域，不分漢滿蒙回藏，也不分混血成分；當然，更無貧富之分。沒有界限，沒有門檻，泱泱華族，有容乃大。華族廣布全球，是當今的，也一定是今後的重要現象，必須有一新詮釋。同樣的詞語，在不同的時空中，可以有不同的意思。過去曾有，現在也可見。
「華」字涵義豐富，既意味「壯麗」（splendid） ，又含「多樣化」（variegated）之意。而且，「華族」一詞具有伸縮性。稍加變化，可用來指稱某一國度的類同族群，例如：「華美族」用來指稱在美國的華族，此一名詞是我為這個新世紀新創造的。在此並提議：「華加族」可用以指稱在加拿大的華族，「華英族」指稱在英國的華族，「華法族」指稱在法國的華族。在此新世紀之交，新名詞令人精神一振，而且可促進認同感及黏著力。有人或許要問：為什麼不沿用華人或華僑之稱？前面提過，「華僑」是屬於過去的名詞。「華人」可以是一個、兩個，等等，不能明確地表明是一族群；而且，不能表明這族群生活所在地。如果我們要進入所居國的主流社會，我們必須與所居國認同。在族群的名稱上如此標明，是一種標誌，既明白又可發生種種功能。
無限空間的開拓
關於中國近代化、現代化，學者專家有種種的解說和闡釋，此處不擬討論。個人認為，近現代化是一個空前的、獨特的歷史過程，期間我同胞經歷一系列的空間開拓和發展。所謂的空間，種類甚多，有形的及無形的、有聲的及無聲的、可見的及不可見的，例如：生活的空間、學習的空間、工作的空間、職業的空間、精神的空間、歷史的空間。不但在國境之外的華族獲得了種種樣樣的空間，並且享受種種樣樣的空間，就是國境之內的人們也因此才可以有活動的空間。不說別的，試假設：這 3 千 3 百餘萬在國外的華族，都回母國去「落葉歸根」，那會引起怎樣的爆炸？
歷來的中國近現代史呈現一片黯灰色，不但是因為其中充滿了「禍」 ，而且是因為史者沒有呈現因「禍」而引來的「福」 。史者習慣於把目光放在國境之內，研究和撰述也就是限於國境之內。歷來的「華僑史」 、「 留學史」 ，僅是史學的邊緣，聚合零星資料而成編，不是有計畫的著作，而且主其事者多生活於國境之內，對國外的人與事，難免不知其詳。這是廿世紀中國史學，也是世界漢學的一個遺憾。如果史者願意把目光射到天外，並且有時看一看天內與天外的關係，必定可以發現近現代史中的大「福」 。門戶開放以前，中國人的空間，只限於中國那只是全世界的一小部分；而現在呢，吸收了許多新血液、新文化後，原為一部分的中國人已演變為天外華族，其活動及影響廣布全球，其數目難以估計，其力量及潛力也難以估計。可以確定的是，他（她）們在各行各業已有種種傑出的表現，其力量將隨日月而增加，其所拓展的空間也將日益擴大，那將是華族空前的新時代，也將是世界的新紀元。
從有限發展為無限，怎能不算是大「福」？！怎樣不算是偉大的成就？！這些偉大的成就，怎能不納入歷史？！所以我想建議一個新題目：Chinese as A Global People。這個題目做來不易，但在這 global age，是一個必須認真、努力去做的要目。Global Studies 現在正寿頭；研究 Chinese as A Global People，具有優越的條件、獨特的條件。在研究的過程中，我們一定會發現處處有歷史的藍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