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Functio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Federation
of Filipino-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FFCCCI)
1954—1998
* 張 存 武(Tsun-Wu Chang) ** 王國璋( Kok-Chung Ong)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Institute of Mon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壹、前 言
菲華商聯總會（Federation of Filipino-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FFCCCI，以下簡稱商總）成立於 1954 年，至今已近半個世紀；而其前身—岷里拉（馬尼拉）中華商會更是早自 1904 年就已創立，至 1954 年領導地位為商總取代時為止，也已歷半個世紀。因此商總的歷史淵源堪稱久遠，所累積之經驗閱歷也是十分的豐富。而作為菲華社會形式上並實質上的最高領導機構，它不僅集菲華商界菁英於一身，多年來更被譽為全球華人社團中最有影響力者之一。因此我們深信，如欲深入瞭解近代以來的菲華社會發展，以商總的研究作為切入之點，無疑會是一個有效及關鍵的開始。
本文對於商總功能與發展之探討，自其草創期始至1998 年為止。惟限於篇幅，1997 年商總第廿一次代表大會後因派系爭執所導致的嚴重分裂及其影響 1，只好留待未來再另撰文處理。而商總歷年來內部派系的互動，以及它與兩岸政權之間在意識型態及利益上之糾葛，更遠非本文所能涵括。
貳、岷里拉中華商會與商總研究 之回顧
菲律賓岷里拉中華商會（以下簡稱商會）之成立遠在商總之前，1954 年商總成立後雖猶不願歸屬其下而並存迄今 2，但依其功能，基本上仍可視為商總組織的前身。本節簡略回顧一下於商會及商總相關之文獻及研究著述。
菲華各社團本身豐富的各類紀念刊、專刊及其他出版品常因「價值有限」的認知而為學院派學者所忽略，事實上這些刊物往往彙集不少該團體甚至當時時空背景下的第一手歷史及觀察資料，且負責編纂者多為大陸南來並熟悉當地情況的文人，文采並不遜色，作為菲華領導機構的商會與商總之紀念專刊，尤其如此。譬如為紀念商總成立十周年而出版的《菲華年鑑》就強調其編輯「取材以商總會務、華僑現狀為經，菲國地、文、政、教、經建活動為緯」（蔡光曼＆黃世耀編，1965 : 1） ， 除詳盡記載了從菲華社會醞釀組織全菲最高機構至商總第五屆代表大會的經過外，還有周詳的菲律賓概況簡介及另請專人撰述的有關菲華教育、新聞事業、婦女運動、社團和中菲關係等之專文，而商總其後出版的二十週年紀念特刊及紅寶石禧紀念特刊等（商總二十週年紀念刊編委會，1974；朱炳泉編，1994） ，亦富史料價值。另外十分值得一提的還有早年黃曉滄為商會編的《菲律賓岷里拉中華商會三十週年紀念刊》（1936） 。該刊體例誠為菲華各社團紀念刊之創舉，編纂之初原就有將它成就為一本「菲華百科全書」的企圖，歷時四載，編者三易其人。前述《菲華年鑑》之編輯方向，顯然就受其影響。
關於商會與商總的專題研究論著，為未出版的各校相關博、碩士論文。國內者如當年文化大學民族與華僑研究所陳福壽、邵世光的碩士論文《菲華商聯總會之研究》（1980）及《新加坡中華總商會與菲華商總之比較研究》（1981）；菲律賓國立大學方面則有 David Climacosa 的碩士論文 Federation of Filipino-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Incorporated: Its Contribution in Meeting Philippine Socio-Civic Needs, 1954-1980（Climacosa，1981）及張素玉（Theresa Chong Carino）的博士論文 Political Leadership and the Federation of Filipino-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Continuity and Change（1954 -1994）（Cari𥣈，1995）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 1970 年亦曾有過一冊由 James R. Blaker 撰述的相關博士論文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A Study of Power and Change（Blaker，1970） ，而 1994 年底甫畢業於澳洲國立大學的王國柱（Wong Kwok-chu）所撰博士論文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 Economy, 1898 -1941: A Study of Their Business Achievements and Limitations（Wong，1994） ，則為瞭解歷屆商會諸領導人背景的重要近著。以下僅就 Blaker 及張素玉二氏的論著略作回顧。
Blaker 一開始即歸納出海華研究領域的數項普遍假設以供檢驗，分別是：(1)海華社群的內聚力愈強，則社群所能運用揮舞的權力空間也愈大。(2)海華社群的內聚力愈強，則親中國的政治傾向亦愈明顯。(3)海華社群親中國的政治傾向愈明顯，則愈傾其能為中國的利益奉獻。(4)海華社群愈傾其能為中國的目標服務，則對居住國政經結構之完整性造成的威脅也愈大。這裡有三項相互牽動的因素值得注意，即內聚力、政治忠誠度與經濟力量的強弱，而這些因素往往正是海華啟人疑懼與招人敏感的基礎。
有趣的是，Blaker 的檢驗結果顯示，直到六○年代中期為止，菲華社會凝聚力之強弱與權力施展空間之間的關聯，是十分薄弱的。在他所檢視過的西文簿記案、零售業菲化案及商總「捐建農村校舍運動」這三個案例中，Blaker 發現社群內聚力的強化，並不必然就會使商會或商總的對外權力增加。反之，團結一致的景象似乎還間接導致了菲華對官方決策影響力的降低—團結一方面固有利於社群資源之動員集中，另一方面卻也往往重新催動了排華情緒的高漲。
至於張素玉 1995 年才新近完成的博士專論，基本上可以視為在 Blaker 論文基礎上構築、賡續的進一步研究。張氏首先指出，商總領導層多年來所扮演的維護社群利益及作為執政者相關政策施為之中介的雙重角色，其實仍近似殖民時代在許多海華社群都曾出現過的「甲必丹」
（Kapitan）制度設計。這種期許與商總草 𦁤初期的惡劣外在環境有關，而此後廿年間菲律賓本土狹隘的民族主義者持續於政、經諸領域上的咄咄逼人，則使商總權力與影響力獲得提升。然而 1975 年馬可仕總統開放華人集體入籍與中（共） 、菲建交後，卻使商總的力量及威望遭到打擊。此不僅由於菲華年輕一代融合的進程獲得啟動而得以跳脫「間接」政治參與之侷限，更是因為商總長期來與臺北及中國國民黨之間的密切關係。所以除了「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Kaisa Para Sa Kaunlaran）等新型政治性團體的出現動搖了其單一發言人的崇高地位外，親北京組織聲勢之上漲，也構成對其領導地位的挑戰。無論如何，1975 - 1986 年間的戒嚴法歲月，新聞自由與政團活動空間的壓縮，乃使商總大致得以維持了它代表菲華對官方發言的地位。然而自 1987 年始，大勢所趨之下，商總則已明顯流失其對於菲華社會整體的掌控能力。至於商總的未來，張素玉則認為其力量將取決於是否能扮演好整合性質的華社「團結者」的角色，而不再是最高領航人。
張氏對商總的析論無疑是繼 Blaker 以來最詳盡的，惟在重視商總與外在環境的互動之餘，似乎對其內部甚至菲華社會內部錯綜的派系與利益集團恩怨，著墨過少。菲華社會的內部分化，當不只侷限於政治方向與認同（親北京、親臺北或本土政治認同）的歧異上，而這些糾結究竟又對商總多年來的生命歷程構成了何種影響，是我們未來希望加以注意到的。
參、商總與菲律賓政治的互動
在檢視商總多年來的功能及發展以前，確認其政治角色的優位性，無疑是非常重要的。商總名義上雖是商業團體，但自坡被菲華社會賦與社群權益捍衛者與領導者的功能期待，至今亦仍以本身廣泛的政治影響力為豪，因此它與菲律賓政治之間的互動，最值得關注。而五、六○年代時，關於捍衛社群權益最具體之努力，其實就是與菲律賓國會裡層出不窮的菲化提案奮戰。以下就先以影響深遠的零售業及米黍業菲化案等之抗爭為例，作為這方面觀察的切入點。
菲化案的政治抗爭（一）：零售業菲化案
商總草創初期的多舛命運，始於零售業菲化案。事實上在戰後的 1945 年，菲律賓國會就曾通過一項零售業菲化案（眾院第 355 號提案） 。該案內容還算溫和，除允許舊有的外僑零售商繼續經營外，新設者並容許外僑在菲人資本至少佔 75 %的條件下，進行合營。這項法案後為奧斯敏那（Sergio Osmena）總統所否決（劉家駒，1983 : 19） 。此後國會續有其他大同小異的相關案子提出，但終未成案。不過 1954 年打著「菲人第一」旗號競選總統的麥塞塞（Ramon Magsaysay）入主馬拉坎南宮後，民族主義氣氛一度達到高潮，該年國會七十餘件菲化提案中，關於零售業菲化的，就達 11 件之多。1954 年 5 月 19 日（即該年會期閉幕前二日） ，眾院第 2522 號零售業菲化提案在眾議院毫不費力地獲得通過，緊接著翌日又迅雷不及掩耳地在參議院二讀三讀通過。事出倉促，不僅華社嘩然，也頗使商總措手不及。
麥塞塞總統乃習機械工程出身，對於經濟方面的事務，其實並不熟稔 3。他當時顯然以為零售業菲化指的不過是「菜仔店」（閩語發音，「sari-sari」store）的菲化 4。但國會所通過的零售業菲化案不僅躁進，且對於「零售」的定義，界定得異常廣泛：也就是凡直接售賣貨品予消費者的，都算是零售。如此一來，零售業遂涵括了批發業以外的一切商業（如大型百貨商場之經營） ，而不僅僅是菜仔店了。後來商總聯合其他外僑商會發動陳情，要求總統否決，教廷大使率領的外交使節團也來晉見總統請其慎重考慮，麥塞塞一時倒也躊躇起來。但另一方面菲律賓若干民間團體也積極向他施壓，不僅發動民眾到總統府請願，全國各地支持零售業菲化的函電，也在有組織的策動下如雪片般紛紛而至。加以該案又原是麥塞塞本人所咨請通過者，既不能自相矛盾，更不能予人收受外僑好處或屈於國外壓力的聯想，最終遂簽署成法。
案既成法，立即補救之道唯有以違憲之名訴請最高法院先發禁令，以暫時阻止該律的施行了。商總於是聘請律師，由受零售業菲化法影響的華商劉維強出面控訴。兩個月後最高法院仍無消息，律師團不得已又以楊卯、許可蚶等四名零售商獻身試法，再請最高法院急下禁令，惟後者仍無動於衷。律師團至此束手無策，只好靜候出庭辯論。但過程中以身試法的楊卯已被法院判處入獄 3 年、罰鍰三千，逼得商總副理事長林為白不得不為其奔走營救，親謁賈西亞總統（Carlos P. Garcia）請求特赦 5 。楊卯因此才於入獄 12 天後，獲得釋放。然而許可蚶隨後亦被判刑，並因此身繫囹圄 10 月。
除前述問題已令商總疲於奔命外，菲律賓工商部初時亦刻意十分嚴厲地執行零售業菲化法。新例初行難免疑竇繁多，相關條文中更不乏曖昧不明確處，惟舉凡公司改組、遷移店址、轉業經營及店東死亡後的清理店務等問題卻又皆受該律規範 6，不少華商無所適從，只好又都紛紛求助於商總。另一方面，菲華不少對其無力防堵該案通過頗感難以釋懷，加以商會又乘機在旁煽風點火，商總當時的處境直可謂「焦頭爛額」 ，幾乎一事無成。然而憑恃這番慘痛經驗而來的寶貴教訓，卻也讓商總領導人迅速認清戰後新環境的侷限，而得以重新調整了其方向步伐。
商總對抗菲化案的策略調整，簡單的說，就是深刻體認「預防勝於治療」的事前防堵，遠勝於事後的陳情、反擊。西文簿記案司法抗爭勝利的時代已經遠逝 7，而菜市菲化法、零售業菲化法抗爭失敗的殷鑑則就在眼前 8。1957 年 5 月商總關於零售業菲化法的違憲訴訟確定敗訴後，國會方面得到激勵，菲化提案再度大幅回潮，但因商總已歷練得更為機靈，疏解有道，除米黍業菲化案於 1960 年再被通過外，其他竟皆獲倖免。當然，這種成果並非沒有代價，商總及菲華社會除精神上的損耗外 9，為此猶須花費不貲。防堵菲化案的「程序」逐漸被歸納如下：首先是提高警覺、密切注意。一旦某一提案較有被通過的威脅，就立即展開多管齊下的「國民外交」 。誠如商總當時的秘書長鄧英達在其回憶錄中所說：
……提菲化（案）的議員，當然以愛國家，愛民族為出發點。但有些提案人，別有居心，如不理睬，便會二讀討論，三讀通過，那時悔之晚矣。商總每於一案之提出，先調查提案人之背景與用意，託其好友疏通，情理並重，釜底抽薪 10，使其考慮收回。如果提報在某一委員會時，又要遊說該委員會之正副主席及若干委員，使不致提付討論。（鄧英達，1988:21）
換句話說，案件在眾議院時，就當設法使其擱置於審查委員會，避免提報公開討論後引起各方矚目。而若案子不幸仍遭眾議院通過，就迅速移轉陣地至參議院繼續防堵工作，反之亦然。至於遊說的資源、人力，除來自商總外，受相關提案影響的同業公會亦須配合，而仍無同業公會者，則多在商總的催促下應時組織。這種以金錢為主的遊說倒案工作誠非自商總始，但運用嫻熟後，在菲律賓當時的腐化政風下倒也收效宏大，一直要到 1960 年菲華社會因米黍業菲化案再度受挫後，才讓人驚覺其後遺症並重新思考修正策略。
菲化案的政治抗爭（二）：米黍業菲化及其他各案
所謂「米黍」 ，米為稻米，黍在這裡指的則是玉蜀黍。米、黍二者，都是菲人的主要食糧。菲律賓糧產原能自給，但美治時期由於政府提倡對糖、椰、煙、麻等經濟作物的栽植，糧食農地比例減少，遂一度由糧產輸出地淪為輸入國，一直要到八○年代後才又逐漸獲得改善。由於本身糧產不足，遇有市場供需失調時，政府若無法有效地未雨綢繆，自然容易導致糧荒，尤其是米荒。而華人自西治末期以來即掌握群島的米黍收購、碾磨及批發業務，遇有糧荒，不少敏感的糧商也難免會利用機會拉抬糧價，遂予菲先住民刻板印象，而往往將糧荒的發生全部歸罪於華人。菲律賓民族主義者因此念茲在茲，向來就將米黍與零售兩業的菲化，視為重點推動的議題。
有趣的是，米黍與零售兩業菲化的立法過程，也頗有相似之處。首先，米黍業菲化案的通過一樣讓商總感到措手不及。1960 年 5 月 2 日賈西亞總統應邀訪問臺灣，臨行前還曾公開表示不贊成米黍業菲化，但訪畢甫歸，5 月 9 日參議院就迅速三讀通過了該菲化案。商總挽救不及，只好繼續到眾議院想辦法。但策動菲化的團體此時也早認識到了商總「國民外交」的厲害，乃事先大放風聲，謂華團正以巨額金錢多方收買議員。結果「受賄」的罪名／帽子無形中強有力地箝制了部分議員的異議，眾院版的米黍業菲化案遂也迅速地在該院獲得確立。不過由於參、眾兩院各別通過的版本內容並不盡相同，彼此間對此仍費推敲 11，眼看該次會期就要結束，案子極可能又會暫遭擱置，豈料賈西亞總統在國會領袖及各方壓力下演出一幕回馬槍，在國會閉會前兩天才匆匆列米黍業菲化為要案，咨請國會通過。於是兩院迅速派員協商，又與零售業菲化案一樣，趕在會期最後一天（ 5 月 19 日）完成了米黍業菲化案的立法程序。
該案通過後，商總仍未放棄努力，在與米商會的緊密合作下，終於 6 月 21 日贏得了賈西亞總統對該案的否決。但這個艱苦奮戰得來的成果不過曇花一現，不久國會召開特會，有眾議員演說時暗指賈西亞之否決該案乃收受賄賂所致，引起特會舊案重提，稍作修改後再予通過。而賈西亞受此打擊，已再無勇氣堅持，終於 1960年 8 月 2 日將米黍業菲化案簽署成法。
再一次的功敗垂成，使商總領導人不得不重新思考策略之調整。鄧英達在 1961 年國會復會後又面臨勞工菲化等案時，就曾有過以下反省：
……可是民族思潮澎湃，菲人第一的呼聲瀰漫，又值大選之年，若硬衝直撞，要人家將提案撤消，談何容易！根據過去的經驗，以強調菲化是不近人情或違背憲法這一套說法去遊說，喊到力竭聲嘶，也是徒勞無功的。我們不能墨守成法，須要變更策略。所以大家才決定見機行事以避重就輕的方式從修改條文入手。其目標第一：假如修正而被通過，影響程度較為緩和，第二如果兩院所通過的條文各異，則尚須協商同意，方能完成立法程序，可以拖延。第三倘若一方堅持而對方又不接受，協商破裂則此案會胎死腹中。（鄧英達，1988：25）
換句話說，雖然在手段上仍是以「人情法理」去說服那些議員，但設定的工作目標，卻已從原則性的「徹底封殺」調整為更務實地但求相關提案之局部修改，以減輕衝擊並試圖分化國會兩院 12。
當時眾議院已經通過了一個由 63 名眾議員連署的勞工菲化案，重點在規定各工商事業所雇職工人數達 4人以上者，於該法生效後第一年須擁有至少 75 %的菲籍員工，第二年 85 %，第三年後則須達到 95 % 13。參議院方面雖仍未通過相關提案，但已提報討論的條文，則與眾院版無大差異。眾院方面既已無可轉圜，商總只好先從參院下手。由於鄧英達和參院勞工委員會主席林羅西禮均來自三寶顏，且林氏本身亦為華裔 14，鄧英達遂運動林羅西禮提出一份與眾院版不太一致的勞工菲化案，規定各工商事業所雇職工人數達 6 人以上者，才須於執法後第一年擁有至少 60 %的菲籍員工，第二年 70%，第三年後 80 %。該案於 1961 年 5 月 8 日在參院三讀通過時，距閉會之期尚有 14 天，由於兩院版本稍有出入，遂各派 3 人為代表進行協商。起初由於雙方各堅持 95 %及 80 %的原案，協商數度沒有成果，最後眾院代表一度提出折衷，願意接受將菲化比例微降至 90%，各工商機構職工則 5 人以下者不受影響，惟卒因參院代表─主要即林羅西禮─之堅持，勞工菲化終未成法。
商總從修改條文入手而不先奢圖「倒案」的策略調整固然奏效，當時卻未獲得華社內部的一致支持。譬如《華僑商報》就曾全力反對，謂只談修改是放棄原則、自趨滅亡，並譏罵鄧英達為懦弱及「千古罪人」（鄧英達，1965 : 8） 。無論如何，此後不惟因應立法，即便是對於不利菲華的行政措施如外僑人口登記及零售商被禁雇外僑職工等案之抗爭，商總都能更具彈性地盡量減少華社所受到的波及傷害。因此雖然五、六○年代之菲化浪潮曾使初生的商總一敗塗地、幾乎早夭，菲化案的歷練卻也使其不僅於短期內就被迫設法完善本身的遊說機制，也藉此重塑了在菲華社會中的領導威望。
中（共）、菲建交與菲華集體入籍權益之爭取
商總在面對逾期遊客案與集體入籍案（下述）之折衝爭取時，與其在抗爭菲化案策略上的最大差異，乃在試圖跨越與國會議員間之煩瑣互動，進一步直接訴諸於最高權位者（總統）的方便之門。商總與菲律賓歷任總統的關係，早期並非一直十分良好。商總以其財力資源，或明或暗地介入歷屆總統選舉各候選人之經費籌措雖是事實，但畢竟是以「照應周遍」為原則，一般並不獨厚某位候選人，且其金額相較於少數具強烈企圖與豪賭性格之財閥提供給特定候選人的捐獻而言，亦不算大，故政治獻金在商總與歷屆總統的關係構成上，並不具有決定性之意義。不過歷屆總統對商總態度的親疏遠近，卻往往影響後者的表現甚鉅，其所造成之心理衝擊，尤其明顯。譬如商總自成立時的代表大會上曾邀得麥塞塞總統致開幕詞外，接下來的三屆代大卻都因為抗爭菲化並將零售案狀告至最高法院，與行政部門的關係有些尷尬，而未再邀請總統與會。然而楊啟泰任內最後一年（1961 ~ 1962 年初）對商總來說環境卻是特別惡劣，商總迫切需要來自總統哪怕只是口頭上的肯定與支持，來提振迅速潰散中的士氣。楊啟泰望重一方，屢獲留任，已連續擔任四屆商總理事長 15，但當時行政當局卻突有種種不許已入籍外僑參加僑團活動的限制措施，迫於無奈，各地中華商會的菲籍領導人只好紛紛辭職，楊啟泰也不例外，商總頓時陷入一最低潮時期。秘書長鄧英達有鑒於此，乃力主邀請該年甫上任的馬卡巴嘎（Diosdado Macapagal）總統親臨代大演講，希望藉此驅走眾人心中的那股陰霾 16。結果這一招果然奏效，馬卡巴嘎一席表面上的親善談話適時化解疑慮，局面才逐漸恢復了常態。
1966 年馬可仕總統上台，向與馬可仕私交甚篤的高祖儒，也被眾人「硬拱」當上商總第七屆理事長 17。此後由於實踐證明這種私人交情確實受用，與層峰間的親疏關係反成了理事長候任者被期待適任與否的重要憑據。高祖儒兩屆任內除與馬可仕關係良好外，也因內外情勢緩和而頗有建樹，尤其任內推動完成商總大廈的建設，更是為商總打下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其繼任者蔡文華亦積極任事，並接續經營與總統府間的密切關係。至此，商總作為菲華民間最高代表機構之地位，才終於完全確立。
不過七○年代自有七○年代的新課題：1971 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後，美總統尼克森親訪大陸，對華政策丕變，菲律賓作為美外交政策亦步亦趨的傳統追隨者，改弦易轍已是遲早之事。在這種微妙的變局中最讓菲華感到焦慮之處，正是其本身國籍身分的未來。事實上自七○年代以來，爭取入籍已是當地僑界的主流共識，只是礙於繁雜與耗費不貲的規章程序，多力有未逮罷了。七○年代初菲國進行大幅修憲時，商總理事長蔡文華亦曾推動屬地主義的國籍法入憲，但功敗垂成。然而弔詭的是，中（共） 、菲建交卻反而促成了菲華的集體入籍。因為按國際慣例，菲律賓一旦與大陸建交，該地華僑將自動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馬可仕政府當時雖在外交上容共，內政上卻仍是以反共為依歸，自然不會樂見這種局面的發生。而這些人若堅持本身的中華民國國籍，在菲政府「一個中國」政策下，地位實已淪為「無國籍者」 ，終亦非長久之計 18。在這樣的背景脈絡下，兩全之作法即不若令他們歸化入籍，轉而為菲國效力。於是 1975 年 4 月 11 日，馬可仕頒布了一項簡化外僑歸化的第 270 號法令，讓合格外僑得以自行抉擇。
商總對此反應積極，乃緊接著邀請大馬尼拉地區的各同業商會及宗親會召開座談會，明確宣示其鼓勵與推動入籍的立場，並協調有關方面盡量派員協助外省地區──尤其是南島一帶的偏遠申請者。惟歸化之申請僅為期二月，且手續方面仍頗繁雜，至截止日止雖已有19,334 人提出申請（鄧英達，1988：152） ，但向隅及觀望者依然不少。1975 年 6 月 9 日，馬可仕終與周恩來在北京簽署聯合公報正式建交，此後隨著中共首任駐菲大使柯華的到任，對菲方處理臺菲關係及與傳統親臺華社的態度多所抗議，菲方屈於壓力，也多配合調整，乃漸使不少原無意入籍者不得不面對新的現實情勢。
中（共） 、菲建交也一度激化菲華社會內部不同政治立場者間的矛盾，甚至還延燒至商總內部。1975 年 6月 19 日，商總領導層在臨時召集之常務理事會上，就曾針對懸旗問題爆發嚴重爭議。緣因領導層內親臺的主流派認為情勢既已至此，今後商總宜「在商言商，不談政治」 ，且集體入籍後既已自視為菲律賓團體，當不再掛青天白日旗而僅懸菲國國旗即可。不料此議仍遭常務理事楊振殊反對，要求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並掛，遂與主流派各執一詞，不歡而散。此後懸旗問題挑動既有矛盾，華社議論紛紛，鬧得滿城風雨，不僅一度導致理事長姚迺崑憤而辭職，雙方甚至對簿公堂。
在這種因中（共） 、菲建交所帶來的內外紛擾情勢下，關於第十一次代表大會開幕主講人的邀請問題，又開始困擾著商總領導層。在此之前，商總向有鮮明的親臺色彩，領導人中更不乏中國國 棅謐珥𡘾A故當此變革之際，它尤需來自菲律賓官方的繼續肯定與支持。馬可仕無疑是商總力邀的不二人選，但這位與中共正值外交蜜月期的總統，卻不無躊躇。商總雖一再配合馬可仕將大會日期展延，卻仍得不到後者的明確回應。然而在商總領導人的持續努力下，11 月 26 日馬可仕終於親臨商總代表大會，不僅當眾批准了 270 號歸化法令下的第三批待審閱名單，更宣布將歸化申請於翌年初展期三月，讓向隅及觀望者有機會繼續申請。馬可仕同時還在演講中就懸旗爭議力挺商總主流派，認為五星紅旗事不必也不該再鬧。商總藉此遂不僅贏得擴大集體入籍的機會，也再一次因高層的信任，繼續鞏固了它在社群中的領導地位。
肆、商總與菲華工商發展
關於商總與菲華工商發展，大致可分對內、對外兩方面來談。首先，對內方面，作為菲政府與華社間的緩衝中介或溝通橋樑，商總不論是在代為宣導相關政令、解說稅法新例、推動有利之工商立法甚至在特定時刻聯繫華商平抑物價上，都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商總與官方之間既正式又良性的互動，尤以七○年代中期當絕大部分華商皆已順利取得菲籍後為然。另一方面，在早期缺乏菲政府「關愛」的歲月裡，作為以務商為基調的菲華社會之「民間政府」 ，商總在應付各類菲化案之餘，也努力運用了它與臺灣及東南亞華商界的關係，帶領菲華向外探索國際商機。以下就先從「對外」的這一部分談起。
國際工商網絡的拓展（一）：世界華商經貿會議
提到商總在國際工商網絡方面之拓展，就不得不先從其與臺灣之間深厚的互動淵源談起，而這稠的要素之一，就是「世界華商經貿會議」的發起與組織。跨國性華商經貿會議組織之出現，實濫觴於 1956 年 10 月 28 - 30日在臺北市舉行的「華僑經濟檢討會議」 。但論其具體成形，則有待 1962 年 10 月同樣是在臺北召開的「華僑經濟發展研討會」 。此後這類集會就成為中華民國僑委會多年來持續在幕後推動的重要成果之一，亦曾獲商總的大力支持參與，其間的互動十分值得一提。
世華經貿會議的前身—「亞洲華商國際貿易交誼會」1963 年 4 月 24 日成立於東京，而商總的鄧英達，正是領銜倡導該組織的 9 名頭面人物之一 19。會議至第二屆時正名為「亞洲華商貿易會議」 ，成為一特殊之永久性機構；至第五屆時又因參與人數愈眾、範圍愈廣，乃再度易名為「世界華商貿易會議」 ，並將常年集會的規定改為兩年一度，輪流在世界各地舉行 20。
商總毫無疑問與世華經貿會議的成長息息相關。僅由歷屆會議的集會地點來看，它就曾代表菲方主辦過第三屆（1965）及第十七屆（1990）的會議，而 1975 年的第十屆原也已預定在菲舉行，惟因當時突遇菲國與臺北斷交，才只好改回臺北召會。其次，歷屆會議中，菲方（其實主要即商總）代表團的規模除臺灣方面者外，往往若非最龐大的，也是數一數二。至於從世華經貿會議所衍生的其他專業會議，商總也都經常組團參加，尤其第一屆金融會議就是在馬尼拉舉行，而在會議推動下創立的「世華聯合商業銀行」 ，其首任董事長更是當時甫卸任商總理事長的蔡文華。世華經貿會議的重要性往往不在其行禮如儀甚至有些乏味的正式議程，而在跨國華商界的新舊朋友之間，兩年一度的晤面交流。因此除開幕、閉幕典禮時人聲鼎沸外，常見場內冷清而場外卻各路人馬飯局、聚會熱絡不斷的情形。在臺灣經濟漸入佳境的七、八○年代，這種聯繫不僅有助商總引領菲華工商界持續其長期在臺的投資交流，更是開啟了一道與各國—尤其是東南亞地區華商間互動的方便之門。惟九○年代後商總內部親北京勢力抬頭，而大陸方面為與臺北別苗頭，也仿世華經貿會議的模式另行創立了一個類似的會議組織，此後商總赴世華經貿會議的熱情即逐漸轉移，赴會的功能取向也明顯降低。加以 1998 年商總正式分裂，另起爐灶的「菲華工商總會」領導層與臺北關係素來較為親近，甫成立即派出龐大代表團赴臺參與該年的世華經貿會議 21，既欲打響首炮，亦圖互別苗頭。而臺北方面對菲華工商總會也是加以籠絡，但如此一來卻也無形中侵蝕了商總的地區代表地位。所以我們當可預見，商總未來恐將與世華經貿會議漸行漸遠了。
國際工商網絡的拓展（二）：工商考察團及亞細安工商研討會
世華經貿會議雖是商總帶領菲華工商界與國際華商互動的重要契機，但商總在這方面的努力，其實早自五○年代就已開始。1958 年11月，商總首度組成一行 16 人的訪問團前往北婆羅洲（即現在馬來西亞沙巴州）的納閩、亞庇、山打根，砂勞越的詩巫、古晉，以及新加坡、吉隆坡、西貢、曼谷、香港等城市訪問。這趟東南亞之旅雖未孕生任何具體的合作計畫，但在增進與各地華商會的聯繫方面卻是頗為成功，商總當時甚至就已有倡組「東南亞華商聯誼會」的構想。惟前述構想最終卻在菲先住民民族主義勃興的大氣候下退縮，為免敏感而不了了之。世華經貿會議出現後，商總除固定與會外，多年來並未就此終止其以考察團方式出訪的傳統作法。譬如高祖儒重掌商總時代，1982 年裡就曾先後出訪西歐及南韓考察。
在拓展國際工商網絡的努力上，商總值得一提的另一嘗試，就是獨力召開的「亞細安（東協）工商研討會」 。商總雖也曾主辦過數屆華商貿易會議及相關的金融會議、旅遊會議，甚至配合菲律賓總商會召集過「亞洲商會大會」 ，但若論真正由其內部自發創議並籌備成形的國際商務會議，說來也惟有前者。1978 年，東協工商聯合會要在菲律賓舉辦一場大規模的商展，負責統籌的菲國貿易部為此乃特別致函商總，委託其代為邀請該地區各國的華商會組團參加。商總方面一見機會難得，遂起意藉機於商展期間，針對東協華商會代表召集一次工商研討會。由於研討會是搭東協商展的便車，當時又值商總與官方—馬可仕政府的蜜月時期，所以籌備工作進行得十分順利。研討會於該年 5 月 15 日起至 18 日一共進行 4 天，而東協五國出席的華商會代表竟達673 人，可謂盛極一時。惜會議結束時原決議下屆在馬來西亞舉行 22，但或因遭逢經濟衰退的衝擊，兩、三年後馬來西亞華商會方面頓由當時出席最踴躍的積極態度變得對此興致缺缺，遂使研討會難以為繼，就這樣沒了下文。
商總在菲的工商服務
商總在對內的工商服務上，貢獻最著者當數其在相關立法上發揮的影響力。姑不論遊說之手段為何，一法的立與廢或其修訂增補，往往都可為相關華商的生存與發展帶來決定性的影響。因此多年來商總不僅面面俱到，對執政者及立法議員諸多討好，九○年代後甚至主動出擊，積極鼓勵菲華參政並重點支持特定之華裔候選人，企圖進一步確立對立法過程的影響。1998 年國會改選時，商總成功將其外交委員會副主任洪于柏（Harry C. Angping）送入眾議院，就是一例 23。關於立法方面的遊說，由於前已多有論及，這裡不再贅述。
至於協助政府出面聯繫華商平抑物價，倒是項比較具有菲律賓本土色彩的任務。獨立後至今的菲律賓經濟發展，曾經歷不少大小起伏，其中若因政府緊急措施／條例影響民生物品來源，或因幣制失控造成大幅貶值，或遇天災人禍致農產歉收而商人又乘機囤積居奇，以致供求失衡、物價飛漲、民怨沸騰時，華商往往首遭攻擊指責甚至成為代罪羔羊。因此菲華商界主動出面配合謀求平抑物價，是件攸關自身發展與生存的大事，實無法置身事外。
商總應付政府要求協助平抑物價的方法，大致說來，不外以下數種：首先，是一方面由理事長或重要領導人出面，率相關商會代表晉見執政者「澄清、保證、承諾」；另方面則儘快協調內部，對這些商會代表們「曉以大義」 ，壓制他們乘機發財的念頭。譬如 1962 年10 月 9 日馬卡巴嘎總統任內，就曾因物價波動問題邀商總負責人至總統府共進晚餐，當時蔡孝固就親率雜品商會理事長張家良等人赴會。結果經總統親自開口要求華商合作後，商總在三天後馬上就召集一場各同業商會聯席會議並作成支持決議，迅速將事件擺平。當然，所謂「曉以大義」 ，並不單只是針對那些確實在暗地裡囤積居奇的商家，有時為情勢所迫，華商縱有冤屈，也還是得騰出資源應付。而菲政府在這方面要求得最多、商總卻最積極配合的，還要數馬可仕時期。如前所述，菲華社會往往自覺虧欠馬可仕政府不少「人情」（尤其是集體入籍一案） ，而馬可仕對此也心知肚明，有時亦不免予取予求。六○年代末期始菲國政局漸亂，每遇糧價、物價激烈波動，不論是否已經證實確有華商在暗中操縱，馬可仕率多仍將高祖儒、蔡文華等人直接找來，要求他們出面擺平。比較倒楣的 例子如 1970 年初菲國央行改採浮動匯率後，一般物價因成本攀升而高漲，民怨四起；與此同時馬可仕政權正遭逢左翼反對力量的威脅，急於穩住局面，乃透過高祖儒放話要對華商採取行動，希望華商們先自行「有所表示」 。結果經商總協調後，雜貨入口商會及雜貨商聯合會只好俯順上意，獻出所存日常必需品 3 萬箱，以舊匯率成本略加 5 %的微利，交官方的糧食轉運局轉售給消費大眾（鄧英達，1988： 49）。
其次，在處理物價問題上的經驗逐漸豐富後，商總後來不僅消極配合，甚至還學會了主動出擊，挽回劣勢。以 1983 年的必需品短缺事件為例 24，官方馬上又將矛頭指向華商，工商部長王彬除派出上百名物價監察員到市場勸止民眾搶購外，又突擊搜查了華人區某華商庫房，將其價值逾千萬元的必需品存貨盤點後加以標封。完成這個震撼性的警示動作後，王彬接著才通知當時重掌商總的高祖儒理事長，請其代邀相關的同業商會代表出席工商部會議。華商頓生恐慌，遂又紛紛求救於商總。高祖儒倒很高明，首先就要這些人「自首」 ，點算自家的必需品存量後，造清單上呈工商部。而另一方面，他則轉向部長建議不必如此費人費事，需要什麼貨品時，再向相關商家取出即可。此外，在赴工商部會議的前夕，商總就已透過召集多次的各同業商會聯席會議先達致一個內部共識：即建議組織「臨時流動商店」 ， 由商總出面權當義務代理商，向廠家及入口商採購大宗必需品後，透過流動貨車完全依原價再轉售予消費大眾，藉以穩定物價。這種大犧牲式的建議，王彬自然沒有拒絕的理由，事實上他眉主動答應為商總張羅白糖的貨源 25。像這類主動出擊的方式，姑不論是否真能在穩定大環境的物價上起關鍵作用 26，但它無疑會為商總邀來輿論的喝采，自有助於將民間的排華情緒消解於無形。
簡言之，商總參與平抑物價之舉，不僅在為那些暗地囤積居奇的華商謀亡羊補牢之道並向當局贖過，另方面更是要為其他未涉事的華商討個平安，避免因事件情緒性的擴大渲染而受波及。
伍、商總與「捐建農村校舍運動」
商總的「捐建農村校舍運動」（Operation Barrio School）始於 1961 年，至今仍在陸陸續續的開展當中。早年作為其拓展「國民外交」的重要手段之一，該運動無疑是多年來最廣為菲律賓主流社會注目與最成功的一個。關於它的緣起，據鄧英達的說法，乃源出於他自己的構想。鄧氏覺得撇開「被動」方面的工作不談，在主動經營的活動上，商總為爭取菲先住民的同情與友誼，無論主流社會中的紅十字會、紅羽毛會、防癆協會或協助聾啞殘障等之慈善方案，商總皆必予以財政上的協助支持。然而年復一年，這些努力卻始終未獲應有之重視。故為此思索再三，「每欲擬具一有利菲人，（又）輕而易舉方案，深入菲人腦海之中，改變其對華僑之印象。」（鄧英達，1988：53）後來他因閱報得知菲國及齡學童日增，政府卻因經費短絀而致各地校舍嚴重不足，才從中得到這項贊助計畫的靈感。不過 James Blaker 對此倒有較不一樣的看法。事實上，他把商總對於菲先住民教育的支助，與菲華對其中文教育的自保聯繫了起來，易言之乃意圖以此「換取」華教的安寧。Blaker 指出鄧氏的上述構想，早在 1959 年中時就已曾向商總領導層提出（而非如鄧氏自己在回憶錄中所言，至1960 年初才因閱報偶得靈感） ，但所得到的回應，並未令其感到十分鼓舞。部分領導人並不能體察捐建菲先住民校舍與紓緩華校壓力間的關連，而另一部分領導人雖肯定運動之價值，但卻因其可能需要付出的高額經費而躊躇。此外 Blaker 還提到，為說服商總的決策人物，秘書處還補充提出這項方案將有助於強化商總與各省商會之間的關係，以及鞏固其對華教事務發言地位等之觀點。同時為激勵外省商會踴躍捐獻校舍，商總將以對各該省份華校的資助為回饋，顯見藉機加強與外省商會的關係，也是商總領導人接納這項運動的重要考量之一（Blaker, 1970 : 254 - 255）。
捐建農村校舍運動最終於 1960 年 6 月的商總第三次代表大會中獲得通過，並於該年 11 月 26 日的理事會與各同業商會聯席會議中通過了具體辦法 27。大致說來，這項運動可概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期當自 1960 年該運動之概念醞釀始至 1966 年蔡孝固理事長的任期結束止；第二期則自 1966 年 8 月底商總第六次代表大會始至 1970 年高祖儒理事長卸任時為止。至於第三期，則是自 1970 年後蔡文華理事長上任始，歷姚迺崑、鄭龍溪、高祖儒、莊清泉、李永年、姚榮輝、董尚真、楊海章諸理事長任期迄今。商總推動該運動多年來一直是斷斷續續、起起伏伏，但簡單地說，第一階段為探路摸索期。當時菲華社會仍未脫多事之秋，商總領導人對該運動之成效多持觀望保留態度，故初期並無突出表現，總共完成之校舍僅卅餘座。第二階段高祖儒上任後因菲國已進入馬可仕時代，菲華外在環境壓力趨緩，商總的捐建農校運動，遂開始進入一更有條理、組織模式更具體明確的常態發展方向，故可稱之為運動的鞏固期。至於第三階段涵蓋時間雖長，其間亦多起伏，但基本上該運動的價值已獲共識，各屆理事長只要尚有餘力，多能積極推動，故當可視為運動的發展期。關於歷年來該運動之成果，可整理如下表：
表一：商總歷年捐建農村校舍成果
（以正式移交年度為準）
| 年 度 | 校舍座數 | 年 度 | 校舍座數 |
| 1 9 6 1 | 1 1 | 1 9 7 8 | 5 7 |
| 1 9 6 2 | 1 4 | 1 9 7 9 | 5 4 |
| 1 9 6 3 | 4 | 1 9 8 0 | 9 7 |
| 1 9 6 4 | 2 | 1 9 8 1 | 3 0 |
| 1 9 6 5 | 3 | 1 9 8 2 | 4 4 |
| 1 9 6 6 | 5 | 1 9 8 3 | 6 2 |
| 1 9 6 7 | 6 | 1 9 8 4 | 8 3 ？ |
| 1 9 6 8 | 2 8 | 1 9 8 5 | 7 0 |
| 1 9 6 9 | 1 7 | 1 9 8 6 | 5 4 |
| 1 9 7 0 | 9 | 1 9 8 7 | 7 7 |
| 1 9 7 1 | 1 7 | 1 9 8 8 | 1 0 6 |
| 1 9 7 2 | 1 1 | 1 9 8 9 | 6 0 |
| 1 9 7 3 | 9 | 1 9 9 0 | 7 7 |
| 1 9 7 4 | 2 6 | 1 9 9 1 | 8 1 |
| 1 9 7 5 | 3 5 | 1 9 9 2 | 6 4 |
| 1 9 7 6 | 1 2 | 1 9 9 3 | 5 4 |
| 1 9 7 7 | 1 0 | ||
|
總 計 |
1 2 8 9 |
來源：
整理自（鄧英達，1988 : 57 - 62）；（商總二十週年紀念刊編委會，1974 : 335 - 342）；（朱炳泉編，1994 : 341 - 517）。
說明：
(1)本表所列校舍以正式移交年度而非捐建者答應捐建之年度為準，故與各屆之「認捐成績」會稍有落差。
(2)1985 年前之資料主要參酌自鄧書，1985 年及以後之資料則以朱炳泉主編之《商總紅寶石禧紀念特刊》相關內容為本。
(3)絕大部分商總捐建的農村校舍雖為菲國公立教育局規定格式之二室校舍，但仍有少數較例外的三室校舍（如 1968 年姚迺崑、莊清泉、莊長泰三人合捐者） 、雙層四室校舍（如 1976 年蔡文華與 Ifugao 省各菲華商會合捐者） 、雙層六室校舍（如1980 年姚迺崑所捐建者） 、八室校舍甚至十室校舍（如 1986 年吳振益所捐建者） 。在本表的統計中，四室校舍即視同為 2 座農村校舍，六室校舍則等同於 3 座農村校舍，餘類推。
圖一：商總歷年捐建農村校舍成果
（以正式移交年度為準）從圖一中我們當可清楚窺見，商總捐建校舍成績之頻密起伏。自七十年代以降，這項運動之價值雖已普獲商總內外人士的肯定，但顯然運動推行的熱絡與否，卻仍深受以下數項因素之影響：
（一）政治大環境之順逆：商總捐建農村校舍運動的發起動機，原就非單純地只為支援窮鄉僻壤地區的菲童教育─以此換取無形之政治利益，是其夾帶的一個重要考量。然而如果當時的政治大環境實在太糟，不僅立即影響華商們的經濟處境，也必將使到他們對於這類無法「立竿見影」的運動興致缺缺或轉持觀望態度。六○年代前半期運動推展的欲振乏力，明顯就與菲化案的紛紛擾擾未塵埃落定有關；而七○年代初期社會的動盪不安與馬可仕戒嚴令的頒布，也是令運動相形遜色的重要因素。除此之外，同樣重要的一個關鍵即商總與歷任總統之間的關係。以高祖儒掌商總時為例，一來華社的外部壓力稍減，二來運動之開展亦能發揮明顯而立即的獻媚效果（運動的成果均能迅速上達，並獲總統高度肯定） ，華商們自然樂於踴躍捐輸。不過該運動在 1987-1991 年間李永年理事長任內達致的另一高峰，則又是出於比較不一樣的考量。李氏固然也與當時的總統阿奎諾夫人私誼深厚 28，但華商們的積極配合則多半是出於一種「討饒補過」的心情—為多年來與垮台之馬可仕淵源過於深厚「討饒」，同時也為選舉期間疏於在阿奎諾夫人身上經營來略事「補 過」 29。
（二）經濟情勢的變化：農村校舍的建築費自運動初起時的 3,500 披索至八○年代中旬，雖已升漲至七、八萬披索以上，但總的來說就量而言，捐建成績是明顯的逐漸增加。從初時的每年十座八座起，到如今每年至少都能維持 50 座以上的成就，實與菲華數十年來整體經濟實力的變化有關。菲華社會在美治時代及戰後的復建初期雖都曾經歷過一段經濟上的「黃金時代」 ，但基本上大多侷限於外商與本地生產者之間的中介角色，鮮有大型企業出現。五、六○年代時雖因層出不窮的各類菲化案而陷入一片愁雲慘霧，但卻也因為這個機緣而被迫改弦更張，轉戰製造業、重工業或跨國貿易諸領域，開拓了另外一片新天地。所以菲律賓經濟雖自七○年代後逐漸惡化，華商的整體經濟實力卻不退反進，也因此才更有餘裕贊助各項社會活動。
（三） 領導者的個人衝勁：這項因素雖不具決定性，但不能說沒有影響。譬如 1977 - 1981 年鄭龍溪在位期間達致的輝煌成績，雖與馬可仕簽署法案讓菲華大舉入籍後華社「感恩戴德以報」脫不了關係，但其個人的積極努力仍不無影響。當然，領導人對於該運動的態度，往往正是與外在的政、經環境密切相關。
陸、商總其他社會工作
除對捐建農村校舍運動及菲華教育發展的付出外，商總福利委員會長期持續在擔負的，還有對菲律賓大社會「救災恤難」的重要工作。事實上，就常年經費的運用而言，據我們的觀察，商總在這方面的資源投入，並不亞於其政治上疏通、遊說的支出。菲律賓群島一帶原就多風災、水災、震災，偶爾還會遭遇旱災，弘鎮內仍多擁擠的木屋聚落，火災往往一發不可收拾；加以貧富嚴重不均、城鄉發展失衡，因此施賑濟貧，勢所難免。何況商總念茲在茲者，本就在如何改善與主流社會的關係，對此自然倍加賣力。賑濟資源的募集主要還是來自全體華社，惟商總各當屆之理事成員與領導人負擔頗重，往往不得不帶頭慷慨解囊，出錢又出力。因此商總雖不是這方面資源的直接供給者，但卻是救災恤難行動上關鍵的組織與發動者，角色絕對重要。
由於商總賑濟活動的性質與過程一般而言大同小異，這裡並不擬細談，惟其中數點變遷，或值一提：首先，就是賑濟對象的擴大。早期商總賑濟對象多以華社本身的成員為主，但如今其慈善救災工作已幾乎「無役不與」 ，遍及全國各中下階層及災區。這種轉變固然與商總四十多年來的鞏固發展（或更廣義地說，菲華社會的鞏固發展）有關，但更重要的，還是這類活動與菲主流社會構成的一種良性互動所孕生的驅力。菲律賓主流輿論對於華商雖多有「狡獪鑽營」之刻板成見，但於此類慈善救災活動，卻往往不吝其肯定的掌聲。另一方面，就華裔富商而言，撇開悲天憫人之心不談，施小惠以換親善，何樂而不為。何況有的也不過是若干人在逃漏巨額稅賦後，再回繳菲律賓民間的一點「小稅」罷了。
其次，商總的賑濟方式經過摸索，也有了轉變。這個轉變一言以蔽之，就是盡量轉間接為直接。商總早期救災，多透過官方的社會福利署發放其募來的賑款、物資 30，如此既可能存在效率與發放作業上的舞弊問題，就宣傳效果而言亦不夠直接。所以商總後來即逐漸轉為直接出面或經由地方上的華商會發放物資，並以印有商總名號的運輸車輛及物資袋等加深災民印象。
最後，我們要指出來的另一項轉變，是菲華社會近年來因慈善團體的多元蓬勃發展，以致商總在擴大賑濟對象的同時，其慈善功能卻也已逐漸地被取代。譬如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在其政治、文化功能之外，也扮演了一定的慈善角色，且與商總相較，其活動的持續性與穩定性都來得更佳。商總的賑濟活動大致說來還是消極被動的，大多只在各地碰上嚴重的天災人禍或逢年過節（尤其是聖誕節）時為之；而華裔青年聯合會方面，僅就其長年執行的捐藥方案為例—由會員於每星期二上午赴菲律賓總醫院探望貧困的病人並贈藥，其所反映出來的積極主動精神，就非商總所能及。此外如「菲華防火福利聯合總會」 ，雖並非施賑單位，但仍是由菲華社會所孕生的一個重要社福組織。該會的前身即「菲華防火協會」 ，成立之初組織上大致從屬於商總，惟自七十年代初期已脫離商總而獨立，近年來發展迅速，亦頗活躍。從這些趨勢來看，商總當初在領導華社參與整個大社會救災恤難與其他福利工作上的中樞統籌角色，已是逐漸式微了。
柒、結語
在菲華社會風雨飄搖的五○年代孕生之商總，自始即被賦予極高的期待與統籌性之領導角色，但這樣的期待卻也迫使商總在草創初期事事參與，形如菲華社會中諸事負責的「中央政府」 ，甚至連道德勸說性的生活節約運動（一度還曾發行、推動婚喪喜慶的統一禮金券等）及隨之而來的集體婚禮活動，都不能免。然而當時國會裡的菲化提案接踵而至，商總在疲於奔命之餘，乃不得不思集中精力，逐漸只將活動的焦點擺在與菲華政經發展切身相關的事務上。與此同時，「菲律賓各宗親會聯合會」（宗聯）與「菲律賓華僑學校聯合總會」（校聯）等統合性團體的陸續誕生，也起了重要的分擔作用，讓商總得以在功能上進一步的精簡與明確化。
簡言之，四十四年來的商總，在政治、經濟與社會諸領域的長期服務上，都有著相當耀眼的成績表現。只不過隨著時代的變遷，它在社會工作上的角色已是逐漸萎縮，另一方面在政治領域的重要性卻是不降反升。七○年代以後，菲律賓本土的民族主義氣焰稍歇，加以商總領導層與馬可仕總統關係的密切，使其在政治方面可以發揮的影響，遂得以漸入佳境。商總對此的自覺，事實上也明顯反映在它對本身領導人檢選的喜好上：理事長人選除雄厚之經濟基礎外，更重要的，還是得具備與執政高層的親暱關係。然而「與執政高層的親暱關係」 ，說穿了主要還是和錢有關。在菲律賓的金權政治運作下，華商們只要在某些關鍵時刻押對寶，作了正確的「投資」 ，或與這些政治人物之間有糾葛極深的利益勾結，有朝一日都有可能晉身為「國之大老」 ，成為菲華社會與執政者間溝通的重要橋樑。
展望未來，我們相信商總雖已面對不少新興菲華社團在功能上的競爭，但以菲華社會整體的發展脈絡及商總近年來的出色表現來看，它的領導地位依然強固而難以撼動，即便是 1998 年甫成立即展現出強大競爭企圖的商總分裂團體—菲華工商總會，看來也難望其項背，甚至仍不免走向當年商會與商總對峙失敗後的命運—亞級或次級社團。此外，基於菲華社會近年來漸成氣候的政治覺悟與面對菲律賓之詭譎政局，商總在卸去許多原有累贅的社會服務工作之餘，它的政治功能勢將被進一步擴充，甚至可能於未來逐漸演變而為一個兼具準政黨機制的特殊商會組織。
【參考文獻】
朱炳泉編。1994。《菲華商聯總會紅寶石禧紀念特刊》。馬尼拉：菲華商聯總會。
何若庸。1966。《菲化十二年與華僑》 。香港：東南亞研究所。
宋平。1995。《承繼與嬗變：當代菲律賓華人社團比較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周南京。1993。《菲律賓與華人》 。馬尼拉：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
邵世光。1981。《新加坡中華總商會與菲華商總之比較研究》 。中國文化大學民族與華僑研究所碩士論文。
施雪琴。1997。〈論戰後菲律賓華僑、華人政策對菲華僑、華人經濟發展的影響〉 。刊於《南洋問題研究》，1997 年第 3 期，頁 66 ~ 71。
高慶雲。1974。〈商總的誕生與壯大〉 。載於《商總廿年：菲華商聯總會成立二十週年紀念特刊》 ，頁87-100。馬尼拉：菲華商聯總會。
張存武。1995。〈菲華商聯總會之成立與演變〉 。刊於《海外華人研究（第三期）》 ，頁 179 -193。臺北：中華民國海外華人研究學會。
陳烈甫。1969a。《菲律賓的資源經濟與菲化政策》。臺北：正中書局。
陳烈甫。1969b。《菲律賓民治制度的理論與實際》。臺北：正中書局。
陳福壽。1980。《菲華商聯總會之研究》 。 中國文化大學民族與華僑研究所碩士論文。
商會五十週年紀念刊編委會。1955。《菲律賓岷里拉中華商會五十週年紀念刊》 。馬尼拉：菲律賓岷里拉中華商會。
商總二十週年紀念刊編委會。1974。《商總廿年：菲華商聯總會成立二十週年紀念特刊》 。馬尼拉：菲華商聯總會。
商總銀禧紀念刊編委會。1980。《菲華商聯總會銀禧紀念特刊》。馬尼拉：菲華商聯總會。
黃滋生。1998。〈菲律賓華人的同化和融合進程〉 。刊於《東南亞研究》 ，1998 年 5 月及 6 月號，頁 55 - 60 及頁 47 - 53。
黃滋生＆何思兵。1987。《菲律賓華僑史》 。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黃楷楠＆鄭海壽 Ss。1975。《菲律賓岷里拉中華商會七十週年紀念刊》 。馬尼拉：菲律賓岷里拉中華商會。
黃曉滄編。1936。《菲律賓岷里拉中華商會三十週年紀念刊》。馬尼拉：菲律賓岷里拉中華商會。
鄧英達。1965。〈回首十年〉 。載於蔡光曼＆黃世耀主編之《菲華年鑑》（商總十週年紀念刊） ，頁 6 - 10。馬尼拉：菲華商聯總會。
鄧英達。1988。《我在商總三十年》 。馬尼拉：鄧英達。
蔡光曼＆黃世耀編。1965。《菲華年鑑》（商總十週年紀念刊）。馬尼拉：菲華商聯總會。
劉芝田。1964。《中菲關係史》 。臺北：正中書局。
劉家駒。1983。《菲律賓菲化運動之研究》 。香港：香港學津書店。
蕭曦清。1995。《中菲外交關係史》 。臺北：正中書局。
Appleton, Sheldon. 1960.“Overseas Chinese and Economic Nationalization in the Philippines.”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 ( 2 ) : 151-161.
Blaker, James R. 1970.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A Study of Power and Change.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Ohio State University.
Cari𥣈, Theresa Chong. 1991.“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 among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Continuity and Change.” Asian Culture, ( 15 ) : 49-58.
Cari𥣈, Theresa Chong. 1995. Political Leadership and the Federation of Filipino-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Continuity and Change (1954-1994).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Climacosa, David. 1981. Federation of Filipino-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Incorporated: Its Contribution in Meeting Philippine Socio-Civic Needs, 1954-1980. Unpublished Master Thesis,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McBeath, Garald A. 1973. Political Integration of the Philippine Chinese. Research Monograph No.8. Berkeley: Center for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acho, Arturo G. 1981. Policy Agenda of the Ethnic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Kent State University.
See, Chinben. 1988.“Chinese Organization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the Philippines.” In Jennifer Cushman & Wang Gungwu(eds.), Changing Identi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II.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pp.319-334.
See, Chinben. 1989.“The Ethnic Chinese in the Phili ppines.” In Leo Suryadinata (ed.), The Ethnic Chinese in the ASEAN State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pp. 203-220.
See, Teresita Ang. 1997.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Problems & Perspectives (Vol.I & II). Manila: Kaisa Para Sa Kaunlaran.
See, Teresita Ang. 1997.“The Ethnic Chinese as Filipinos.” In Leo Suryadinata(ed.), Ethnic Chinese as Southeast Asian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s Studies. pp.158-202.
Tan, Allen L. 1968.“A Survey of Studies on Anti-Sinoism in the Philippines.”Asian Studies 6 ( 2 ) : 198-207.
Wickberg, Edgar. 1992.“Notes on Some Contemporary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Manila Chinese Society.”In Aileen S.P. Baviera & Teresita Ang See ( eds.), China, Across the Seas / The Chinese as Filipinos. Manila: Philippine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
Wong Kwok-chu. 1994.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 Economy, 1898-1941: A Study of Their Business Achievements and Limitations.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本文撰寫期間，蒙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資助，謹此致謝。）*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 國立臺灣大學政研所碩士。1 以楊彼得為首的楊派於商總第廿一次代表大會後失勢，乃率眾另起爐灶，於翌年（1998）成立「菲華工商總會」，冀與商總互別苗頭。
2 商會理事長施性水於 1954 年商總成立期間曾承諾帶領商會以團體會員身分加入，但施性水旋即反悔，領軍與商總卯上。除憑恃過去與官方的往來關係繼續開展其「全僑性」工作外，商會代表更每藉華團慶典場合裡商總代表致詞完畢後的發言機會，上台批判商總工作，大潑其冷水。兩大團體間的這種冷戰喧囂持續多年，其間商總理事長楊啟泰基於華社的團結，也曾主動以忍讓的態度企圖修好，但都無功而返。商會方面不但不領這個情，施性水甚至還藉 1957 年 5 月商總關於零售業菲化法違憲訴訟的敗訴，鼓動召開「全菲僑團會議」 ，檢討商總。結果商總毅然接受挑戰，主動籌備召開這個帶有總結與清算意味的華團大會，並贏得菲華各界普遍的信賴支持，而商會影響力此後即更趨沒落。施性水去世後，至 1968 年時商會領導人已由洪開年再交李峻峰接掌，而商總方面也已歷楊啟泰、蔡孝固而至高祖儒。高祖儒與李峻峰私交甚篤，最終促成了眾人期盼多年的「大團結」 ，商會乃在該年 5 月加入商總為甲等團體會員。不過雖然如此，商會主流人物多年來因與商總中人缺乏互動，早已自成一系，這種情形於兩會相融後並未有多大改變，以致這些具商會背景者多未積極參與商總會務。九○年代商會在李逢梧理事長任內，終於再度與商總分道揚鑣。
3 據說，有一回總統府召開會議討論物價波動問題時，中央銀行行長曾以經濟學上的「供需律」（Law of demand and Supply）來解釋物價的上漲，此時麥塞塞突然插嘴道：「這個 Law 是國會哪一屆制定的，這個 Law 不好，我們應該加以廢止。」（陳烈甫，1969 b: 76）
4 所謂菜仔店乃一種小本經營的日用品小商店，當時遍布全菲各個角落，因為便利，常為家庭主婦所光顧。這種商店也出售簡單的點心和飯菜，招待雖簡單，價格卻便宜，而以一般下層勞動大眾為服務的對象。菜仔店零星買賣，只博蠅頭小利，而華裔店主多天未明就開業、深夜才歇業，對於熟客且能予賒欠之便，故往往能較菲先住民經營者來得興旺成功，進而奪得該領域的主導地位。
5 此時麥塞塞總統已遇空難撞機身亡。
6 零售業菲化法施行之初，對於原經營該業之外僑，採取以下的方式處理：個體經營者可繼續經營至本人身死為止。而店主身死後，其家人則可獲 6 個月的清理店務時間。惟如有違法情事（如牴觸最低工資法、星期天及假日強制休業法、限價法及其他許許多多的經濟法令），該名外僑零售商的營業執照就會被永久吊銷。至於合夥或公司經營者，則准予繼續經營 10 年。
7 1921 年 2 月 10 日，菲殖民地議會通過第 2972 號的西文簿記法案（Bookkeeping Law） ，規定凡任何個人、商店、公司或社團，在菲島經營工、商業或他種事務，依法均須用英文、西班牙文或任何一種菲文記賬，否則即視為違法。該案通過後，岷里拉中華商會召集菲華各界代表，決議成立抗爭機構，一面在本島從事法律途徑抗爭，一面推派薛敏老、吳克誠兩位代表前赴美國宣傳，俾尋求輿論支持，但結果只獲將實施期限稍作展延。為一勞永逸計，薛敏老、吳克誠乃再以菲華社會代表名義，向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提出西文簿記法違憲（指違反美國聯邦憲法）的控訴。1926 年 6 月 7 日，最高法院終於宣判西文簿記法違憲而使其失效。
8 菲律賓獨立後，違憲案的終極審判已不在美國，而是落在菲國本身的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有法官 11 人，而要宣判一項法律違憲，則須取得其中 8 位的同意，這在獨立初期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年代，談何容易。
9 商總當時的秘書長鄧英達就曾回憶道：「每年國會常會開幕後，在這百日期間，商總負責人士，總是提心吊膽，我更日夕思維，臥不成眠……商總被這些五光十色的不利提案，弄得頭昏眼花，窮於應付。」（鄧英達，1988：21）
10 其實即「議價」，以花錢、給好處的方式擺平。
11 菲國國會運作大致承襲自美制，因此如遇參、眾兩院針對同一主題的議案內容不一致，一般即需由兩院各推代表組成委員會，進一步研究、妥協、修正並併為一案後，才再由兩院分別通過，成為法律。
12 事實上，商總早在面對米黍業菲化案時，就曾試著提出爭取條文局部修改的方向，惟未獲有關同業接納（鄧英達，1965：7）。
13 95 %菲化 緾漸D張，是議員們依據人口比例而來的自然結論。當時菲律賓人口約 2,700 萬人，而仍未入菲籍的華僑不過 30 餘萬人。
14 林羅西禮雖是華裔，當年眾院討論零售業菲化案時，他卻曾積極贊成通過。而另一方面，在面對華社時，林氏往往又抬出其華裔身分要求支持。類似這種立場極富彈性的議員，菲律賓國會裡當時頗不乏人。
15 事實上按照商總章程，理事長原只可以連任一屆，但當楊啟泰兩屆任期終了時，因其時外有菲化浪潮、內有岷里拉中華商家處處尋隙攻詰掣肘，商總的理事長高位，竟無人肯當。於是眾人為擁戴楊氏再度蟬聯，不惜曲解章程相關文意（章程第六章／會期及任期／第 38 條：本會理監事均為義務職，任期兩年，連選得連任，惟理監事長一職不得連任過兩屆……﹝蔡光曼＆黃世耀編，1965 : G-34 ﹞） ，認為他只「連任了一屆」 ，尚未連任「超過」兩屆，所以繼續選他。而據高慶雲的說法，這個餿主意，還是當時中華民國僑委會派來「指導」代大的副委員長黃天爵出的（高慶雲，1974：97） 。迨楊氏第三任任期又屆滿時，因外部情勢依然嚴峻，商總代表大會竟以時值非常，通過將相關章程規定暫予凍結，再選他留任一屆。於是楊啟泰就這樣成了商總歷史上，唯一連任長達 8 年的領導人。
16 馬卡巴嘎向有鮮明的民族主義者形象，當時對菲華的態度亦未明朗，而這正是造成商總理監事們踟躕不前的最大心理障礙。所以鄧英達的意思就是以這項邀約作為試探，萬一不幸碰壁，「那就不必說了，商總無繼續存在的必要。」（鄧英達，1988 : 118）不過高慶雲對此倒有不同法。高氏曾提及是楊啟泰先向理監事們轉述段茂瀾大使的話，謂馬卡巴嘎曾對其表示「不滿意楊啟泰，也不信任商總」 ，眾人為了求證，才推舉蔡文華、姚迺崑晉見馬卡巴嘎，如證實段氏所言非虛，就可考慮結束商總。結果卻發現總統對商總「非常看重」，並主動表示了願親蒞代大演講（高慶雲，1974：97-98）。
17 蔡孝固兩任屆滿時，適當的繼任者主要有蔡文華和高祖儒，而蔡文華則極力推薦高祖儒。蔡氏的推薦理由中最強有力、也最深得共鳴的，就是高祖儒和「今上」馬可仕的親密關係。關於這兩人間長期友誼的發端，雖曾有過一些相異說法（譬如提及馬可仕於二戰負傷期間，細心照料過他的一名護士，就是後來的高祖儒夫人；或謂馬可仕剛出道時，高氏即因於馬可仕北呂宋的家鄉採購煙草，而開始和他往來頻密） ，但無可否認的是交情發展甚早，而高祖儒當年亦為馬可仕的競選挹注過不少資源。高祖儒本無意於商總高位，但「人人都知道他和馬可仕交誼較厚，關係較密切，商總理事長須和菲總統配合，所以非高祖儒不可」（高慶雲，1974 : 99） 。不過高祖儒卻仍堅持不就，如是延宕多日，最後在金孔雀飯店開會時才由莊清泉提出抽籤的建議，由蔡文華、高祖儒、姚迺崑、莊清泉和李鋒銳 5 人抽籤，抽中者乖乖就位，餘則擔任副理事長，結果竟然還是由高祖儒得籤。據說高祖儒當時還「非常衝動，眼淚幾乎奪眶而出」（高慶雲，1974 : 99；鄧英達，1988 : 123）。
18 菲政府與中共建交後不久，亦即 1975 年 6 月 19 日，馬可仕於總統府接見商總領導人時曾提出保證，謂兩國建交後，華僑可自行抉擇加入菲籍、變成中共僑民，或因堅持而為無國籍之外僑（蕭曦清，1995 : 422-423） 。無論如何，從事後的發展來看，因屈於中共的壓力，菲政府並未予選擇無國籍之路者應有的尊重。
19 另 8 人則是日本的薛本貴、李華卿，臺灣的陳啟清、何傳，香港的謝伯昌、張軍光，以及李明炫、蔡奇文等。
20 1990 年 9 月 9 日在馬尼拉召開的第十七屆會議上，為進一步擴大參與層面，與會者又決定再度易名，將自第十八屆起在臺北召開的會議喚作「世界華商經貿會議」 。又，該會議為加強並突出華商的專業性，還曾於 1964 至 1966 年間分別成立了金融、藥業、航業及觀光等四個專業性的聯誼會。聯誼會的組織召會情形原欲仿華商貿易會議本身，但從它們歷屆的召會情形來看，顯不若華商貿易會議來得穩定。
21 換句話說，該屆會議菲方共有商總、菲華工商總會與中華總商會（原岷里拉中華商會）三支隊伍出席，代表總人數達到了138人。
22 當時會上曾決議往後每兩年至少召開一次，輪流易地舉行。
23 洪于柏出線的選區為馬尼拉市第三區，其範圍包括 San Nicolas、Binondo、Santa Cruz 等三大區域，換句話說即涵括了首都市內的主要華人區，而洪氏當時的主要對手，其實也是一名華人。值得注意的是，當選眾議員後，洪于柏仍繼續擔任商總理事並兼稅務委員會事務，與所謂的「傳統華社」仍保持緊密聯繫，而這就與其前輩—華裔女參議員許爾琦等人積極融入主流社會的同時，卻疏於耕耘甚至刻意淡化本身華人色彩的作風，明顯有別。（選舉事筆者在馬尼拉親見親聞，後許錦輝先生復再度函告，謹此申謝）。
24 當時菲幣再度貶值為 18 披索兌 1 美元，影響到物價攀升。
25 王彬部長後來即迅速與官方的糖業署取得聯繫，由該署售予商總一萬包的白糖。
26 其實僅就大馬尼拉地區而論，以該地域人口之眾，即便將商總八百餘萬披索的批發價必需品流通至市面，看來也不過杯水車薪，於大局並不會造成十分顯著的影響。
27 這些具體辦法包括：
( 1 ) 依據教育局核准之校舍藍圖，由商總負責統一設計；
( 2 ) 每棟校舍建築費估計約為 3,500 披索，由商總福利委員會補助 1,000 披索，其餘則由各地商會代為籌足；
( 3 ) 地點由商總指定。選擇最迫切需要校舍之農村地區，交由該地商會或附近地區的商會負責督建；
( 4 ) 工作完成後，由該商會配合村長訂期移交，商總則派員主持；
( 5 ) 1961 年開始發動。28 李永年和 1983 年遭馬可仕唆使殺害之菲律賓前反對黨領袖阿奎諾曾為同窗摯友，有通家之誼。
29 據李永年先生於 1998 年 5 月 2 日和我們的訪談中指出，阿奎諾夫人為競選總統籌措經費期間，還是他們夫婦親自開的車，將前者送至當時的商總理事長莊清泉家中收取商總提供的政治獻金。這筆款子據說不大，頗帶著點敷衍性質，豈料阿奎諾夫人隨後竟在人民革命的浪潮下顛覆馬可仕政權，並於就任總統後力挺李永年接掌商總。結果因形勢比人強，原理事長莊清泉遂於一任任期屆滿後，即識相地讓李永年接掌。
30 如救濟 1955 年 4 月岷答那莪島上的嚴重震災，1957 年 4 月三描（Samar）省甲描朗岸地區的大火災，以及 1960 年 5 月馬尼拉市近郊因颱風豪雨所釀成的水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