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msui History — An Initial Study
張 建 隆(Chien-lung Chang)
淡水史田野工作室
The Tamsui History Field Research Workshop
一、淡水史的歷史斷層
二、日治時代淡水史研究的回顧
三、戰後的淡水史研究
四、淡水在地的文史工作
五、淡水史研究的現況
六、結論
十六世紀中葉，葡萄牙航海家航經臺灣海面，因驚歎臺灣山林之美而讚稱曰「美麗之島」（Ilha Formosa） 。一般咸信，此為臺灣登上世界歷史舞台之開端。當此之時，葡萄牙、西班牙與荷蘭等諸海上強權已逐步擴展其航運和貿易及至遠東地區。1624 年 9 月，荷蘭人搶先進佔大員（安平） 。西班牙人不甘示弱，也於 1626 年 5月佔領北部的雞籠港，1628 年又進佔淡水。
西班牙人實際佔領淡水的時間雖然只有 10 年，但由於多明哥會教士等的熱心傳教，如 Jacinto Esquivel 和Teodoro Quiros 等，留下了珍貴的歷史文獻 1。因此，淡水史的文字記錄是以西班牙文首次呈現在世人眼前。爾後，聯合東印度公司（VOC）以商業組織的機制經營臺灣而留下的豐富檔案和史料中 2，更是不乏淡水地區原住民部落以及早期漢人活動的記錄，迄今仍是研究十七世紀淡水史的寶庫 3。
明鄭及清初，政經重心在臺南，加以朝代更迭，嘉義以北，復歸「化外」 ，外人足跡罕至，淡水史事再度湮沈。及至流移開墾之眾，由南而北，田野日闢， 1723（雍正元年）分諸羅設彰化縣、並增設淡水海防廳，淡水復以交通要衝和軍事阨塞受到重視，因有 1724（雍正 2 年）王汧之修葺紅毛廻城、1723（雍正 10年）之添設八里分巡檢。當此之時，漢人相繼前來淡水墾殖，及至 1741（乾隆 6 年）已有滬尾庄、大屯庄和竿蓁林庄 4。此後淡水發展一日千里，十八世紀末（乾嘉之間）浸假成為河港商街。尤其 1863（同治 3 年）設關開口，淡水一躍而成通商港埠。
有清一代，承襲中國方志傳統，記述臺灣歷史，講究體例、內容豐富龐雜，雖不乏取精用宏之作 5；但修志既以府、縣、廳為範疇，又著重於治績教化，故略於鄉里聚落之沿革與發展。欲自諸志書中尋繹淡水史事，往往百不及一。至於汗牛充棟之清宮檔案，數量浩繁6 ，爬梳之難，有如大海撈針。因此前清統治臺灣 212 年之淡水歷史，迄今猶如一張破網，綱目缺殘、處處空白。
淡水設關開口之後，外國人以通商、傳教等目的，往來或定居於淡水，留下了不少文字記錄，為淡水史料添增新的形式和內容。編寫嚴謹、記載詳細的海關資料，尤為可觀；惟偏重於進出口產業與經濟物資 7。而馬偕牧師和長老教會的相關史料 8，則稍可彌補當時淡水史事的不足。
1895 年割臺以後，臺灣歷史再經轉折，進入新階段。日本殖民帝國為加強對臺灣的統治，積極進行全面的調查、測量，並透過近代化的行政系統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公文書制度，為臺灣史留下豐富的史料寶庫 9。
尤其是地方官制改正後的推動街庄鄉土志之纂修，固然是為了宣揚政績，卻也開啟了撰述鄉土史的風氣 10。因此，昭和初首度出現了以淡水街為介紹的專著 11。
但不久隨著戰事的激化，曇花一現的鄉土史書寫倏即中止。而戰後的五○和六○年代，另一波編纂地方誌的熱潮中，並沒有承續鄉土史的發掘工作，反而因為統治者標榜中華文化道統，而致臺灣文化和鄉土史受到刻意的貶抑。
雖然近年來臺灣意識抬頭，臺灣史逐漸受到重視，鄉鎮史仍是亟待開發的研究領域。尤其社會變遷急遽、老成凋零，文獻難徵，加上地方公文書類缺乏管理、隨意遺棄，土地開發利益遠遠凌駕文物保存，鄉鎮史研究倍感艱辛，淡水史的處境尤是如此 12。大體而言，目前淡水史的研究工作，尚在初步階段，除了需要努力爬梳前代留下的龐大史料，更要藉助於田野調查，出土新史料並開發出鄉土史的新生命。
西班牙傳教士的平埔族語言研究和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相關報告文件，固然出自淡水實地的調查，即使是清人著作如郁永河的《裨海紀遊》和黃叔璥的《臺灣使槎錄》等，也不乏作者親訪淡水之所見所聞。這類文獻具有一定的價值，但往往調查範圍過於廣泛，只能一窺淡水史的殘斷概貌。
真正較具科學方法的田野調查，應該是自日治時代開始。明治年間正式展開的各項調查工作，尤其是土地和舊慣的調查，為臺灣開發史的研究奠下基礎，淡水地區的古文書也相繼出土 13。
稍後，大正初年由各地公學校校長負責調查、紀錄，編輯而成的《社寺廟宇ニ關スル調查》 ，全面調查寺廟之沿革、信仰、祭祀和管理。其中臺北廳部分，包括了淡水地區 15 間寺廟的調查報告 14。最具學術成就的人類學家伊能嘉矩，在他的「蕃地探險」行程中，也曾來到淡水地區從事平埔族的田野調查；遺憾的是當時的外北投社和雞柔社已不復存在，而圭北屯社的遺老多半都已去世 15。此外，如明治 37 年（1904）精確測繪的《堡圖》 ，也詳實紀錄了當時淡水地區的地貌、聚落分布和古地名。
以上雖是屬於全島性的調查，但實際上已是在進行小區域的歷史研究了。並且以此做為基礎，伴隨著街庄鄉土志的纂修和鄉土史研究的風氣之興起，開啟了地方史田野調查的契機。
昭和初年，以淡水為體材的小冊子相續出版：《淡水街案內》（昭和 4 年 7 月） 、《詩美の鄉淡水》（昭和 5年 5 月） 、《淡水郡管內要覽》（昭和 5 年 12 月）等 16，除了介紹淡水街的地理、名勝、交通、產業之外，也以相當的篇幅敘述淡水街之歷史沿革和史蹟介紹。其中《詩美の鄉淡水》的編纂者柯設偕，更於昭和 8 年（1933）開始進行淡水史的田野調查。調查內容，主要見諸於兩本柯設偕手寫的筆記本，其一題名為《淡水に於ける兩役》（1933.5） ，另一題名為《淡水教會史》（1933.6.26） 17。前者抄寫整齊並詳加註釋；後者書寫零亂、疑為田野札記，尚未謄稿。《淡水に於ける兩役》筆記本內主要謄錄三篇文字：一為雷俊臣的〈淡水清佛戰爭概況〉18，頁眉空白處寫滿了田野調查的記注，一為抄錄明治 30 年 8 月臺灣總督府軍務局海軍部編纂《 臺灣小史 》書中的〈佛軍臺灣ニ衝ク〉一文，另一為柯氏自己整理的〈帝國領臺前淡水概況〉 ，文後並註記 5 月 9 日完成。《淡水教會史》筆記本主要是記載淡水教會堂之沿革和早期受洗教徒名錄，並繪出教堂一帶的街道圖。從這兩本出土筆記的字跡，也可以讀出當年柯設偕在淡水街上調查訪問的情景。其中有兩點值得一提：第一，為了要精準紀錄，柯設偕同時以日文、羅馬拼音、漢字、和英文書寫。第二，儘量註明採訪時間和受訪者姓名。雖然只是薄薄的兩本調查筆記，卻記錄了相當寶貴的淡水清末史事，尤其柯設偕在淡水土生土長，寫來倍感親切。
翌（1934）年，柯氏應邀在「淡水歷史講習會」講述淡水歷史，再翌（1935）年也在「淡水鄉土講座」主講 19，熱心推廣淡水史教育，但不知何故淡水史的田野工作似乎並未持續。無論如何，柯氏以臺北帝大文學士的學養返回故鄉從事鄉土史的田野調查，不僅為淡水史研究奠下基礎，更開啟了鄉土史學嶄新的一頁。只可惜後繼無人，又遭逢戰事變局，方才升火待發的淡水史田野調查工作戛然而止，並竟此中斷了數十年之久。
戰後首倡纂修縣志的臺北縣政府，於 1952 年成立縣文獻委員會，歷時八載完成 28 卷之《臺北縣志》 。 總編纂盛清沂修志態度嚴謹，勤於下鄉實地訪查，其所負責編纂之〈史前志〉 、〈開闢志〉 、〈文藝志〉和〈人物志〉等卷，不乏以田野採集資料撰述之實例，其中以考古遺址之調查成果最為豐碩 20。另有關開闢史事，多採古老傳說，也保存了不少寶貴的調查報告；惟當時全縣34 鄉鎮，村里地望繁多，或力有未逮，無法逐一詳加考證，故難免疏漏遺誤。總之這部被稱譽為當代「模範方志」的《臺北縣志》21，的確也為戰後之地方史研究建立了良好之開端。其中關於淡水史事部分，迄今仍有足多可採者。但可惜的是後繼者未能據此成果，繼續深入田野，展開地方史的實徵調查，致使淡水史的研究工作只有原地踏步 22。
繼盛清沂之後 23前來淡水做鄉土史之田野調查，最早也是最著名的是林衡道，他於 1963 年發表的〈臺北近郊史蹟調查〉文中，雖然只是簡單介紹淡水街上的幾座寺廟，寥寥數筆，但卻為後人留下寶貴的紀錄，如晉德宮的年代及其早期照片，還有庄仔內福德祠和滬尾文昌祠的早期照片等 24，可見田野調查的重要性。另外林衡道更於 1968 年 6 月 4 日和省文獻會的王詩琅、張春生，邀請當時淡水三位極具分量的耆宿杜聰明、李奎璧和柯設偕，並由鎮長鄭永富作陪，召開了一次史無前例的「淡水鎮鄉土史座談會」 ，可惜所談內容並不深入，不過也別具意義 25。其後，林衡道又數度前來淡水，除對「和義軒」和「南北軒」的年代留下紀錄外，收穫不大 26。又稍後張清和的〈淡水鎮史蹟勘考〉 ，對古廟、舊街和洋樓等也均有所訪查 27。整個六○年代至七○年代，見諸學術期刊的淡水史田野調查成果，大概只有上述數篇短小的報告，由此亦可見知當是之時臺灣鄉鎮史之不受重視。
因故，同一時期，淡水史研究之學術論文，也只有姜道章、賴永祥和陳國棟等數篇 28。姜道章的〈淡水之今昔〉可能是戰後最早、最完整之淡水史論述，作者引用相關志書與著述，起自明朝及西荷時代，詳列淡水之開闢、移墾、開港、貿易、建設，並以統計數據說明淡水街之現況；文中特闢專章詳述 1863 至 1943 年間淡水港之貿易，突顯開港貿易在淡水史上的重要性。賴永祥之〈淡水開港與設關始末〉則進一步陳述「天津條約」後淡水開港設關之經緯與外商之經濟活動，並列舉當地居民敵視洋人之涉外事件。值得一提的是，賴永祥 1956 年發表於《臺北縣文獻叢輯第二輯》的〈十七世紀西班牙人在臺灣的佈教〉一文—譯自中村孝志的力作，詳述早期西班牙宣教師在淡水地區的佈教活動與教化事業，填補了十七世紀淡水史的一頁空白，尤其對當時原住民的部落分布和戶口調查留下了珍貴的資料。
陳國棟的〈西班牙及荷蘭時代的淡水〉基本上也是整理自日人村上直次郎和中村孝志的研究成果，對西荷時代之淡水史做進一步之鋪陳。
相較於學術界，淡水當地的民間歷史工作者吳勝雄，於 1978 年 1 月自費出版《北門鎖鑰》一書，書中詳述淡水各大小寺廟沿革、典故，以及鄉土信仰和傳說等，無論是田野調查的用心或深度，都遠超出同時期曾來淡水調查的歷史專業者。他勤於閱讀歷史文獻，多方訪問淡水耆宿 29，實地探查 30，並加以求證 31，往往能有所新發現。吳君原是淡水一製冰店老闆，其所以會投注心力於鄉土史的田野調查，主要是出於對家鄉的熱愛，如其書中所言：「生在這一代的地方人士，應該多加關照，為保存淡水固有的古蹟而努力。」 32但其時代背景，則是當時民間發起討回紅毛城的呼籲之聲當熱之際 33。許多淡水的有識之士也開始注意到地方文化史蹟的重要性，包括當時在淡江文理學院唸書的學生，如李雙澤、孫嘉陽、李利國等 34，他們分別以繪畫、攝影和報導文學，記錄他們所關心的淡水小鎮 35。在這一群朋友之中，有一位年輕的建築學者李乾朗，自 1971 年開始以影像紀錄淡水老街和古建築，此時也開始對淡水老街聚落的形成進行初步的田野調查 36，其調查成果迄今仍是許多相關著述的藍本 37。雖然這一波「淡水熱」隨著曲終人散而消退 38，但卻是戰後第一代知識分子對淡水歷史的第一類接觸 39。
時序進入八○年代，短短十年間，從解嚴到股市狂飆破萬點，臺灣全島在政治撞擊和金錢遊戲中快速奔馳。隨著戒嚴體制的解體，學運、社運等各種新興社會運動也紛沓而至，臺灣意識和社區意識此時已悄然登場。
1983 年，兩位年輕的歷史學者陳國棟和戴寶村，不約而同以新的視野撰述了淡水史的學術論文。陳國棟〈淡水聚落的歷史發展〉一文 40，除運用文獻資料和學術著述外，更引用田野調查成果 41和寺廟碑文及先人地契等民間史料，而得以對滬尾街聚落的發展史作較完整之鋪陳。戴寶村〈清季淡水開港之研究〉一文 42，則是運用海關報告和產經調查等資料，巨細靡遺地敘述各項進出口商品之種類、數量，及其對產業、經濟乃至對社會之影響，使十九世紀淡水港的歷史圖像更為清晰可見；文末又特舉馬偕傳教為例，論述淡水開港與西方文化輸入之關係，觸及了淡水開港史的文化面相。1987 年葉振輝的〈淡水英國副領事館的設置〉 ，引用英國外交部檔案，詳述淡水英國副領事館租用三合院舊館舍和紅毛城主樓新館舍的經緯，並提出三點新發現 43，澄清了一般對淡水紅毛城領事館歷史之誤解。而在 1987 和1989 年，也出現了兩篇關於淡水地方派系和空間變遷的碩士論文。蔡明惠〈現行臺灣地方自治實施下之地方權力結構—河口地方派系分析〉44 以田野訪談和數據分析，探討戰後淡水鎮地方派系的形成與發展，以及權力人物如何透過組織參與、選舉運作，佔有政治及經濟資源，掌控並影響地方權力結構。
周守貞〈日據時期淡水之空間變遷〉45 以詳實的文獻和地圖資料，分析不同歷史階段，各種支配力的介入，如何影響淡水空間結構的變遷；尤其對日據時期的行政改制、公共建設、港埠轉變、產業變化、商業發展、教育普及、宗教變化、遊樂空間和戰爭影響等，均有深入之探討。
以上列舉的五篇論文，在新史料的運用、田野調查的參照，或研究領域的開展，皆能有所突破，為日後的淡水史研究奠下新的基石。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出身淡水地區的陳國棟、戴寶村 46，或在淡大唸書的周守貞，都開始從淡水當地的觀點論述淡水史。這種「在地觀點」 ，在另一位民間歷史工作者周明德 47的兩篇著述中尤為明顯可見：〈臺灣現存最古老的地名—淡水〉 48一文，引用方志文獻說明「淡水」乃臺灣島獨一無二現存最古的地名，字裡行間流露出淡水人與有榮焉的愛鄉之情；〈秋天裡的戰爭—光緒中法戰役「滬尾血戰」史話〉49 參照中外記載、民間傳說以及田野訪查，娓娓道出百年前家鄉史的一頁滄桑，作者在「後記」中，充分說明了撰述的動機與心情：「筆者不忍自己的鄉土史蹟隨時光沖刷或消失……半世紀來由老一輩之傳述，或實地勘察，或收集史籍之記載，盡數列入……。」姑且不論「吾愛吾鄉」的感性訴求 50，以淡水人的觀感和對家鄉事物的熟稔，檢視家鄉的歷史，的確為淡水史的研究開啟了一扇新的大門 51，同時也為淡水當地的文史工作搭起了一座展演的舞台。
八○年代中期，一群由文化愛好者組成的「滬尾文教促進會」 52，為了對抗當時塵囂甚上的淡水環河快速道路案，毅然從書房走入社區 53，於 1987 年 3 月在淡水公明街設立「淡水茶友會」作為據點，廣結地方人士，舉辦各項文化活動，包括漢文班、本土畫展 54、讀書會、專題演講等，並為淡水鎮志初稿之缺失向鎮公所提出質疑，也向社會各界表達了反對興建環河道路的立場，是為戰後淡水在地文史工作之嚆矢。「滬尾文教促進會」雖然於 1988 年因故解散，卻埋下了日後淡水在地文史運動的種子，原促進會成員以分途並進的方式走入社區。
1990 年，前滬尾文教促進會成員張建隆成立「淡水史田野工作室」 ，開始進行淡水開發史的田野調查工作。同年，前促進會成員紀榮達和李志仁，與蘇文魁、吳春和等成立「 滬尾文史工作室 」 ，推動古蹟解說、導覽；並在周明德和李乾朗的協助下，於是年 7 月創刊發行《滬尾街》55，介紹淡水歷史和史蹟。1993 年，張建隆在淡水鎮公所委託下，創辦了淡水鎮刊《金色淡水》 ，大篇幅刊載田野調查報告 56。另外，由淡江大學建築系老師陳志梧、黃瑞茂和曾旭正帶領學生組成的「淡水社區工作室」 ，也自 1993 年開始進駐淡水， 推動社區營造、空間規劃和相關調查工作 57。
當是之時，適逢文建會大力提倡「社區總體營造」；1994 年 3 月，臺北縣政府選擇在最富地方文化資源的淡水鎮，舉辦「懷想老淡水」系列活動；在上述各工作室的協力襄助下，揭開了「全國文藝季活動」的序幕，同時也大大打響了淡水小鎮的知名度，無形中把戰後第二波的「淡水熱」推向高潮。1995 年 6 月，前滬尾文教促進會成員許慧明、謝德錫等，結合地方政商各界成立「淡水文化基金會」 ，推動各項社區文化活動 58，並於 1997 年 1 月創刊發行《文化淡水》；1995 年 10 月淡水老街居民成立「淡水老街發展協進會」 ，積極參與中正路的造街運動 59；1996 年 5 月「山河工作室」成立，協助老街規劃諮詢 60；同年，中正路商家籌組成立「淡水老街商圈聯誼會」 ，致力於提昇商圈服務品質 61。
在地的知識分子，鑑於對鄉土的關懷，投身地方文史和社區營造工作，其實也是知識分子對鄉土的重新自我認同之歷程 62；因此，故鄉的歷史首先成為尋求認同的標的。儘管淡水各文史工作團體對歷史的認知有所不同 63，但先期階段，對史料的發掘、歷史的探討和歷史的書寫，其熱衷之情並無二致。尤其是深入民間的田野調查，成果最為豐碩。其中：張建隆對寺廟的沿革、滬尾街聚落的形成、鄉野傳奇、以及舊地名的考證等，皆有深入的發掘 64。周明德對日治時代淡水史事的追述、考據，以及淡水史料的出土孜孜不倦，時有新的發現。紀榮達對「二二八事件」淡水地區受難者史事的調查，有相當生動的報導 65。黃瑞茂對淡水街空間發展的調查，張天祥和吳春和對人物的採訪報導，蘇文魁對淡水教會史料的出土，謝德錫對淡水詩社的研究等，都有一定的成績。
由於鄉土史逐漸蔚為熱門，因此又吸引了更多的團體加入田野調查的行列，如淡江大學中文系自1996 年開始進行的「淡水地區田野調查」 66，淡水文化基金會於 1998 年初開始進行的「老街老店史」的口述歷史訪談計畫 67等。另外建築史學家李乾朗於 1988 年完成《鄞山寺調查研究》後，再於 1996 年完成了《淡水福佑宮調查研究》 ，對淡水寺廟建築進行了細部的調查研究，巨細靡遺、極具深度 68。
然而，在地文史工作者所關注的焦點並不只在於田野調查。一方面由於鄉土熱的風潮，使得一部分文史團體急於趕搭流行列車，匆忙推出書刊問世，捨耗時費力之田野工作不做，任意抄襲拼湊成章，每每造成誤導又自以為是，使得在地文史工作的研究成果大打折扣 69。另方面則是由於近年來財團大力在淡水炒作房地產，使得都市空間急遽變貌，老街古蹟破壞殆盡，文史工作紛紛投入搶救古蹟工作 70。而環保議題和社區文化也頗受到普遍的關切，1998 年，為了反對興建沿河快速道路，淡水文史團體擴大結盟組成「搶救淡水河行動聯盟」；1999 年，結合社區居民、文史工作者、中小學老師和專家學者共同推動生態保育和社區教育的「臺北縣河川生態保育協會」籌組成立，以及同年 12 月「淡水文化會議」的召開，都預告著淡水文史工作者未來的新方向。
不論如何，淡水在地文史工作的田野調查成果，長期以來透過刊物發行、書籍編寫，以及鄉土旅遊報導的傳布，逐漸引起學界的重視。1998 年 12 月，淡江大學歷史系舉辦史無前例的「淡水學學術研討會」 ，特意邀請淡水在地的文史工作者參與論文發表，和學界交流對話，一方面是對在地文史工作成績的肯定，另方面也是對近年來淡水史研究成果的一次總驗收。
此次研討會提交報告的 16 篇論文，分別從原住民族群類緣、平埔族分布、故宮檔案、馬偕書信與日記、外國人墓園、中法戰爭、永代借地權、紅毛城地位、美術畫作、文學作品、田野調查、基督教建築、大道公信仰、關渡宮今昔、國小鄉土教材和社區行動等不同的領域，論述淡水歷史 71，充分展現了淡水史涵蓋的豐富面相。
中研院臺史所研究助理詹素娟，仔細爬梳歷代文獻和論述，參照語料研究和考古材料，重新釐清了淡水河流域原住民的族群類緣關係。師大歷史系教授溫振華，以新出土的地契資料仔細考訂小雞籠、大屯、圭柔、圭北屯、外北投等諸社之社址與地權領域。故宮研究員莊吉發，以《宮中檔》及《軍機處檔》資料補述滬尾的歷史變遷和中法之役等史事。長老教會牧師林昌華，引用馬偕書信和日記，對馬偕在臺灣北部佈教，以及從事醫療、教育工作經過，做了相當完整的鋪陳。
淡大歷史系主任周宗賢，調查了埋在淡水「外國人墓園」的 76 座墳墓，試圖解讀出滬尾開口通商以來外國人在淡水的生活史，並考據出監造砲臺有功榮獲清廷頒勳的巴恩士的簡歷。中山大學教授葉振輝，引用英國外交部檔案，考訂文獻，娓娓道出 1884 年的中法戰爭淡水之役經過。淡大歷史系副教授林呈蓉，從 1895 年日本接收淡水海關產權的處理方式，探究日本明治政府對外「條約改正」過程中的「永代借地權」問題，凸顯出臺灣史研究與日本歷史發展之關聯性。臺大歷史系助理教授張洋培，從1950 年英國承認中共至 1972 年中英正式建交，英國與臺灣的變形外交關係，剖析英國對臺實質外交的背景及發展，並介紹該時期紅毛城的領事業務。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蕭瓊瑞，從日治時代以來畫家的淡水畫作中，逐一解說畫家眼中的淡水風情，並歸納出淡水景觀的特質，足以代表臺灣文化精神的故鄉。淡水工商管理學院臺灣文學系助教林慧姃，舉柯設偕、西川滿和鍾肇政等 3 位文學家的作品，試圖解讀文學經驗的淡水情懷。淡水史田野工作室張建隆，從歷史變遷陳述淡水史研究之概況，並以田野工作心得，論述田野調查與淡水史研究之關係。文化大學建築系副教授李乾朗，以建築形式分述馬偕的設計風格、吳威廉的建築成就和羅虔益的設計才華，概析 1880 至 1930 年代淡水的基督教建築。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副教授戴寶村，以田野調查資料，陳述淡水三芝大道公信仰祭祀圈活動情形與信仰文化特色，並論述保生大帝信仰相關研究。滬尾文史工作室紀榮達等，引用各種相關論著和田野調查紀錄，分述關渡宮之沿革、建築和彩繪。八里國小老師郭秀琴，以淡水坪頂國小鄉土教材的編輯經驗，陳述個人的感想。
淡江大學建築系講師黃瑞茂，從「淡水社區工作室」參與淡水「社區設計」行動的經驗，分析生活空間形塑的支配性力量、論述社區行動中「表徵空間」的抵抗作用，並提出「文化運動」新議程作為未來努力的方向。
相較於八○年代，九○年代的淡水史研究顯得更加多元而豐富 72。究其原因，固然與臺灣史研究大環境的改善有關 73，然而在地文史工作者的投入，也有一定程度的貢獻，尤其在田野調查方面，往往能展現在地研究的優勢 74，在地的生活史觀，也為歷史研究注入了生活史的新視野，成為淡水史研究的一支生力軍。
淡水，位居北臺灣之入口，外力出入、朝代更迭，淡水歷史有如一部臺灣史之縮影。舉凡西荷明鄭、移民墾殖、海賊兵燹、分類械鬥、開口通商、涉外關係、產業興替、城鄉變遷、宗教活動、文教風化等，無不與焉；兼以東西文明交流頻繁，景色優美、人文薈萃，累積了豐富之歷史文化資源，誠為史學研究之寶藏。
有清一代，因受囿於傳統方志偏重治績教化的歷史書寫，淡水地方之歷史圖像始終隱晦難現。日治時代，較具科學方法的田野調查和近代史學首度登場，淡水史事終能以鄉土史書寫的形式出現；可惜不久遭逢戰事變局，加以戰後戒嚴體制長期宰制教育文化，以致淡水史之研究為之中輟。其間雖有少數史界學者也嘗前來淡水探訪採集，或整理文獻資料連綴成篇，但總是時續時斷，難以累積成果。值得一提的是，先行的民間工作者，熱心訪查紀錄老街舊跡，再度呈現淡水特有的鄉土史活力。直到八○年代以降，臺灣意識抬頭，臺灣史研究受到重視，淡水史的學術研究才正式邁開步伐。
十數年來，史學界積極爬梳文獻檔案、親至田野探查，並致力於各種研究領域的論述，逐步展現了淡水史豐富的面相；同時淡水在地文史工作者也相繼投入田野調查，發掘民間史料，補綴生活史圖像，共同為九○年代的淡水史研究寫下嶄新的一頁，而揭開「淡水學」的序幕。似乎學界的努力再加上民間的活力，淡水史研究的願景可期；然而，首屆的「淡水學學術研討會」只是學界與在地文史工作者的同台亮相，還未進行真正的對話交流，而且淡水史研究的基礎工程乃有待各方合力建構。
即以淡水史之田野調查為例，目前仍有許多工作亟待進行，包括史蹟探考、耆老訪談、民間傳說採掘、家族史和產業史調查、族譜古契的出土等等。在地文史工作者雖有人親地利之便，但長期以來都是自力且業餘；巨量的田野工作需要更多的財力和專業，唯有寄望於研究機關和學術單位，一方面積極培養田野專業人才，並且挹注淡水在地文史工作，善用民間的活力。同時在地文史工作者也必須虛心向學，培養專業能力，並且勤於研讀史料及論著，提昇研究品質與歷史視界。
當然，任何一門學科之成就，皆係相關研究之相互挹注、齊頭並進，並經長期累積之結果。淡水史之研究，實與整個臺灣史學學術環境的提昇息息相關；但相對的，如果史學界願投入較多的心力，發掘淡水史此一史學研究的寶藏，相信也將有助於臺灣史研究的進展。
＊本文所論述之淡水史以現行之行政區劃淡水鎮為範圍。
Jos* Eugenio Borao 著，李毓中譯，〈有關臺灣的西班牙史料〉，《臺灣風物》45 卷 3 期，1995 年 9 月，頁 174∼188。
衛思韓〈西班牙文獻中臺灣早期開拓史初探〉 ，國學文獻館編，《臺灣地區開闢史料學術論文集》 ，1996 年 6 月，頁 197∼205。曹永和〈荷蘭時期臺灣史料介紹〉，張炎憲、陳美容編，《臺灣史與臺灣史料》，1993 年 12 月，頁 1∼21。
中村孝志著，吳密察譯校，〈荷蘭東印度公司史料與海牙的國立總文書館〉 ，《臺灣風物》41 卷 4 期，1991 年 12 月，頁 159∼196。中村孝志主講，曹永和翻譯，高玉似、陳怡君記錄，〈十七世紀中葉的淡水、基隆、臺北〉 ，《臺灣風物》41 卷 3 期，1991 年9 月，頁 118∼132。
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卷 5〈城池附坊里〉。
陳捷先，〈平議臺灣地區地方志書中的開闢史料〉，國學文獻館編，前揭書，頁 51∼ 75。
尹章義，〈清修臺灣方志與近卅年所修臺灣方志之比較研究〉，《臺灣開發史研究》，1989 年 12 月，頁 477 ∼ 526。莊吉發，〈國立故宮博物院現藏清代臺灣檔案史料〉，國學文獻館編，前揭書，頁 1 ∼ 36。
張偉仁，〈略述內閣大庫檔案中有關臺灣的開闢史料〉，同上，頁 37 ∼ 39。林滿紅，〈海關資料與清末臺灣史的研究〉，同上，頁 349 ∼ 366。
另外，「怡和洋行檔」等相關洋行檔案，也有一些關於外商在淡水活動的零星紀錄。見黃富三〈簡介怡和洋行檔中的臺灣史料〉 ，同上，頁 237 ∼ 248。〈清代臺灣外商之研究─美利士洋行（上）〉 ，《臺灣風物》32 卷 4 期，1982 年 12 月，頁 104∼136；〈清代臺灣外商之研究─美利士洋行（下）〉 ，同上，33 卷 1 期，1983 年 3 月，頁 92 ∼ 126；〈清代臺灣外商之研究─美利士洋行（續補）〉，同上，34 卷 1 期，1984 年 3 月，頁 123 ∼ 140。
而葉振輝的〈英國外交部有關臺灣文件簡介〉則以英國外交部檔案仔細羅列出 216 個文 件，其中不少有關淡水副領事館的相關資料，見《臺灣文獻》36 卷 3、4 期，1985 年 12 月 31 日，頁 432 ∼ 502。賴永祥，〈基督教臺灣宣教史文獻〉，鄭連明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1965 年 6 月，附錄五。
王世慶，〈介紹臺灣史料：檔案、古文書、族譜〉，張炎憲、陳美容編，前揭書，頁 59 ∼ 74。
田健次郎，〈總督諭告〉第三號；古舜仁、陳存良譯，《臺北州街庄志彙編》，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8 年 7 月。張炎憲〈臺北縣的再發現──臺北縣地方誌的特色〉，同上，主編序。
王世慶，前揭書，頁 62。比較著名的是柯設偕編寫的幾本小冊子：《詩美の鄉淡水》（昭和 5 年）、《淡水の歷史》（昭和 11 年）等。
由於土地炒作和新市鎮開發等因素，使淡水老社區加速體解，耆老凋零，史事舊蹟消失於無形。又如淡水日治時代的地籍資料竟在一次無名火中被燒燬殆盡。
「土地調查局」和「舊慣調查會」出版的《大租取調書》和《臺灣私法》等，大量收錄全臺的古文書（老字據）近三千件，其中包括十件以上淡水地區的上手契，為淡水開發史提供寶貴的史料。
包括：鄞山寺、龍山寺、福佑宮、祖師公宮、土治公宮、文昌祠、上帝公宮、劉王爺宮、全[金]福宮、三爺館、靈應宮、將軍爺、蘇王爺、清水祖師、行忠堂等十五間寺廟。另外，於大正 7 年調查完竣，陸續編訂的《寺廟臺帳》 ，應有更詳盡的調查報告，但可惜一半燬於戰火，一半於戰後接管之際遺棄殆盡。見劉枝萬，〈臺灣民間信仰之調查與研究〉 ，張炎憲、陳美容、黎中光編，《臺灣史與臺灣史料（二）》 ，1995 年 9月，頁 43∼64。
伊能喜矩著，楊南郡譯，《平埔族調查旅行─伊能嘉矩〈臺灣通信〉選集》 ，臺北：遠流，1996 年 9 月，頁 128 ∼ 129、頁133 ∼ 139、頁 150 ∼ 168。
《淡水街案內》由南鵬案內社編輯發行，《詩美の鄉淡水》由臺灣評論社發行，《淡水郡管內要覽》由淡水郡役所發行。
此兩本筆記本於 1992 年淡水長老教會整理柯設偕遺物時所發現。關於柯設偕的事蹟，可以參見黃富三的〈柯設偕先生訪問記〉，《臺灣風物》34 卷 2 期，1984 年 6 月 30 日，頁 105 ∼ 107。
雷俊臣為當時淡水街有名的漢文老師，也是柯設偕的恩師。筆者在主編《金色淡水》時，曾請李欽賢將該文譯成中文，刊登於《金色淡水》第 7 期（1993 年 9 月 15 日）。
「淡水歷史講習會」為淡水郡役所和淡水街役場共同主辦，自昭和 9 年 2 月 9 日至 2 月 13 日，連續五個晚上。「淡水歷史講座」由淡水街教化聯合會主辦，自昭和 10 年 1 月 16 日至 3 月 20 日，每週一次。見柯設偕，《淡水の歷史》序言，昭和 11 年 8 月。
發現新遺址四十餘處，採獲遺物千餘件。見《臺北縣志》卷 4〈史前志〉序言。
尹章義，〈清修臺灣方志與近卅年所修臺灣方志之比較研究〉，前揭書，頁 521。
如事隔三十年後出版的《淡水鎮志》 ，1951 年前之淡水史事幾乎連篇抄自《臺北縣志》 ，有些章節尚能註明出處，但有些章節竟連篇照抄不註出處。
23 盛清沂在完成《臺北縣志》之後又繼續從事考古遺址之調查，發現許多新遺址，包括淡水的港子平遺址、測候所遺址及竿蓁林遺址，成績斐然，見所撰〈臺北縣港子平遺址〉 ，《臺灣文獻》12 卷 3 期，1961 年 9 月 30 日，頁 142 ∼ 151；〈臺灣省北海岸史前遺址調查報告〉，《臺灣文獻》13 卷 3 期，1962 年 9 月 30 日，頁 60 ∼ 125。
收錄於《臺北文獻》第 4 期，1963 年 6 月 30 日，頁 59 ∼ 100。
林衡道紀錄〈臺北縣淡水鎮鄉土史座談會紀錄〉，《臺灣文獻》19 卷 3 期，1968 年 9 月 27 日，頁 124 ∼ 129。
參見林衡道，〈淡水清水巖清水祖師簡介〉 ，《臺灣風物》23 卷 1 期，1972 年 3 月 31 日，頁 30 ∼ 31；蔡相煇〈淡水鎮忠寮里之史蹟〉 ，《臺灣文獻》27 卷 2 期，1976 年 6 月 27 日，頁 303 ∼ 308；林衡道，〈淡水的北管結社〉 ，《臺灣文獻》30 卷 4 期，1979年 12 月 31 日，頁 56 ∼ 57。
《臺灣文獻》32 卷 2 期，1981 年 6 月 30 日，頁 201 ∼ 207。
姜道章，〈淡水之今昔〉 ，《臺灣文獻》12 卷 3 期，1961 年 9 月 30 日，頁 111 ∼ 141；賴永祥，〈淡水開港與設關始末〉 ，《臺灣風物》26 卷 2 期，1976 年 6 月 30 日，頁 3 ∼ 17；陳國棟，〈西班牙及荷蘭時代的淡水〉（上） 、（下） ，《臺灣人文》 ，第 4 期，1978 年 4 月 25 日，頁 27 ∼ 34、第 5 期，1978 年 7 月 25 日，頁 25 ∼ 33。
吳勝雄告訴筆者，《北門鎖鑰》書中所寫的許多淡水舊事，都是得自於張洪蚶老先生的口述。按張洪蚶業醫，與杜聰明博士屬同時代人。
譬如他為了調查晉德宮內所供奉的助順將軍是何許人，還特地跑到萬華景德宮負責人的家裡去採訪，《北門鎖鑰》 ，頁 106 ∼110。
如對「敗滬尾」由來的查證，同前書，頁 191 ∼ 194。
同前書，頁 99。
筆者於 1990 年 11 月 8 日採訪吳勝雄時，他也曾提起此事。經由各方的努力，紅毛城終於在 1980 年由臺灣當局收回。
筆者當時正就讀於淡江文理學院歷史系（1973 ∼ 1977），與上述諸人均有交往。
李利國還因此獲得時報報導文學獎，並於 1980 年由時報文化出版公司出版《我在淡水河兩岸作歷史的狩獵》一書。另外李雙澤也寫了〈誰能「代管」紅毛城？〉和〈淡水鎮民對紅毛城的看法〉兩篇報導，見《再見，上國》 ，1978 年 9 月，頁 135 ∼149。關於聲討紅毛城的呼籲和報導，李利國編寫的《紅毛城遺事》（長河出版社，1977 年 9 月）有很詳細的介紹，書中也收錄了一些孫嘉陽當年拍攝的照片。
李乾朗對臺灣歷史的興趣主要是源自於童年的成長經驗，而個人之投入臺灣傳統建築研究，多少也受到七○年代臺灣建築界興起的鄉土運動的影響。筆者於 1998 年 11 月 7 日電話訪問李乾朗，據他表示：七○年代當時還對淡水的傳統土木匠師進行訪談，包括洪仔泉（埔頂洋樓的建造者）的徒弟張福清師和中寮石頭厝老匠師李滬師。另外，他早在 1976 年 7 月就發表過一篇〈淡水古洋樓的回溯〉，登在《夏潮》雜誌上。
這一部分調查成果收入於李乾朗 1979 年出版的《臺灣建築史》中，後來許多著述談及淡水舊街肆之形成，都沿用其說法；另外，1980 年 5 月李乾朗也發表一篇〈從城市發展的觀點看淡水〉，刊登於《雄獅美術》111 期。
先是孫嘉陽於 1977 年夏出國留學，同年 9 月李雙澤意外淹死於淡水興化店海邊，之後李利國也離開淡水到臺北報界工作。
有趣的是當年的「淡水熱」是夾雜著鄉土情懷和大中國的民族意識。
陳國棟，〈淡水聚落的歷史發展〉，《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2 卷 1 期，1983 年 6 月，頁 5 ∼ 20。
如吳勝雄的《北門鎖鑰》、李乾朗的《臺灣建築史》和李利國的《我在淡水河兩岸作歷史的狩獵》等。
戴寶村〈清季淡水開港之研究（一八六○─一八九四）〉 ，《臺北文獻》直字 66 期，1983 年 12 月 31 日，頁 127 ∼ 348（即作者 1983 年 6 月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之碩士論文）。
葉振輝，〈淡水英國副領事館的設置〉 ，《臺灣文獻》38 卷 4 期，1987 年 12 月 31 日，頁 109 ∼ 122。三點新發現是（一）英國副領事郇和初抵淡水時並非在船上辦公；（二）所謂同治六年中英「紅毛城永久租約」並不存在；（三）淡水英國副領事館曾租用一座改修過的三合院作為館舍，而且長達三十年。
蔡明惠，〈現行臺灣地方自治實施下之地方權力結構─河口地方派系個案分析〉 ，1987 年 6 月，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碩士論文，指導教授張茂桂。
周守真，〈日據時期淡水之空間變遷〉，1989 年 5 月，淡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指導教授米復國。
陳國棟是淡水人，戴寶村是三芝人。
周明德，1924 年出生於淡水，1942 年畢業於淡水中學校，與李登輝同班同學。日治時代任氣象臺技手，戰後歷任預報股股長、基隆測候所所長等職。1981 年退休後，致力於鄉土史料的蒐集與鄉土史之撰述。因兒子旅居美國，時常前往新大陸，沈浸於馬利蘭大學及華府國會圖書館，每能從日本及美國文獻檔案中發掘新資料，以補國內史料之不足。作品散見報章雜誌及期刊，1994 年集結成《海天雜文》一書（臺北縣立文化中心出版，收錄於「北臺灣文學」第 2 輯）。
1988 年 9 月 20 日，刊載於《臺灣新生報》。
1988 年 11 月 12 ∼ 20 日，刊戴於《自立晚報》。
周明德在《海天雜文》自序中稱：「筆者固然非寫中文的料子，更非寫鄉土史的才能，祇憑依『吾愛吾鄉』這份熱情為原動力，致力蒐集史料，不遺餘力研究鄉土史。」
也許是出於相同的認知，1978 年當淡水鎮公所委託淡江大學中文系編纂的「淡水鎮志初稿」剛出爐之際，由於收錄甚多與淡水不相干之舊志資料（甚且將淡水廳誤植為淡水），尤其疏於淡水當地人耳熟能詳之重要情事和人物，終而引起「滬尾文教促進會」的抗議。事件的經過也反應了「在地觀點」與文人（尤其是非在地的文人）修志態度的歧異：先是被聘為《淡水鎮志》編纂顧問的周明德，閱讀了龔鵬程等所編撰的鎮志初稿後大表疑慮，遂向同鄉老友文學家王昶雄先生表露不滿；一向熱情洋溢的王先生於是將此事告知「滬尾文教促進會」 ，並自周明德處取來鎮志初稿。促進會於是請歷史系所出身的淡水子弟張建隆、戴寶村和謝德錫等人仔細研讀鎮志初稿，逐一羅列其中的缺失和謬誤，向鎮公所提出嚴重質疑。後經鎮公所出面邀請雙方對話，鎮志編纂白惇仁、申慶璧教授皆表欣然接受促進會諸多建議，鎮長李文德也信誓旦旦保證絕會等到毫無錯誤可舉才會出版；但隔年 8 月，《淡水鎮志》即匆匆問世。
「滬尾文教促進會」成立於 1984 年 12 月，主要成員有張建隆、劉秀美、李欽賢、謝德錫、許慧明、許垂鎮、陳金興和王嘉成等。該促進會可追溯至七○年代以蔡憲崇等人為結合的淡水知識青年之聚會，當時偏重於針砭時弊，並投入反對運動；美麗島事件之後，政治運動一時受挫，延續上一階段之聚會，逐漸偏向於文化議題，並開始關懷地方文化，因而有促進會的創立。
「滬尾文教促進會」原先比較是近於清談的聚會，但受到「環河快速道路案」即將破壞家園的刺激，因而轉型成目標性的行動團體。
曾邀展過日治時代閨秀畫家林玉珠、素人畫家李永沱、本土中堅輩畫家陳來興等。
《滬尾街》自 1990 年 7 月創刊，至 1996 年 9 月共出刊 9 期，曾聘周明德、李乾朗、張建隆、謝德錫等為顧問。創刊期間，周明德和李乾朗提供了許多文稿和資料，促成《滬尾街》的順利創刊。有意思的是，「滬尾文史工作室」的創會成員都是民進黨籍立法委員盧修一的競選幹部，因此盧修一也掛名為《滬尾街》的名譽發行人。
《金色淡水》月刊創刊於 1993 年 3 月，主要工作成員有：張建隆、劉秀美、施恒德、沈德傳等人。自創刊號至第 24 期（1995年 2 月）止，由張建隆擔任主編。各期均以大篇幅刊登有關淡水歷史和文化之文章，其中不少是田野調查報告。
1993 年 10 月舉辦「淡水文化市集」活動；1994 年 9 月完成《淡水河岸遊憩規劃》報告；1995 年陸續推動「淡水屎礐渡頭公廟重建案」、「淡水福佑宮廟埕及市場改建規劃設計案」及「淡水河岸自行車道設計」等。
「淡水文化基金會」自 1995 年正式運作以來，持續推動兒童布袋戲、古詩文吟讀、書法寫生比賽、社區音樂會等活動。
「淡水老街發展協進會」主要的發起人洪家富、李志仁、陳信雄等，也是「淡水文化基金會」的主要成員。該協進會成立之後，積極介入中正路的拓寬案，並結合居民與專家學者向鎮公所提出老街規劃建議，其中部分意見獲公所採行。
「山河工作室」由建築師李滄涵和都市設計學者王淑宜、林宗慶、李鴻鈞等人組成，進駐中正路，為「淡水老街發展協進會」諮詢指導。
「淡水老街商圈聯誼會」係由「淡水老街發展協進會」委託「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為中正路店家進行經營輔導而組成的商圈組織，除發行《淡水老街》社區刊物，製作共同標誌，致力於提昇商圈服務品質之外，也時常聯誼，關心並參與公共事務。
戰後臺灣長期處於威權統治和思想教育宰制，社會菁英淪為邊緣化，地方政治掌控在黨國侍從結構的地方派系手中，知識分子無力參與地方公共事務，逐漸成為在鄉的異鄉人。
「淡水史田野工作室」著重於以田野調查輔助歷史研究；「滬尾文史工作室」偏重於古蹟解說與導覽；1995 年從「滬尾文史工作室」分裂出去的「淡水鄉土研究會」則把重點轉向承攬與推廣鄉土教材；「淡水社區工作室」著重於社區規劃與造街運動；「淡水文化基金會」致力於推廣商街社區的文化活動。
「淡水史田野工作室」的田野調查成果，自 1992 年陸續撰成文字，分別刊登於《北縣文化》 、《金色淡水》和《臺灣風物》等刊物上，1996 年集結成書《尋找老淡水》 ，由臺北縣立文化中心出版，收入「北臺灣文學」的「臺北縣作家作品集」第 4 輯中。
紀榮達關於「二二八事件」淡水受難者的報導，陸續刊於《滬尾街》3、5、6、7、8 等各期。
1996 年的「民間藝文報告」採訪了兩位所謂的文藝工作者，一位前輩作家，一位文史工作者和兩間書院；1997 年的「藝文人物誌」採訪了三位畫家，三位音樂工作者，兩位詩人，一位兒童文學工作者，一位退休老作家；1998 年的「淡水地區人物誌」採訪了一位素人畫家，兩位匠師，一位建築史家，一位插畫家，一位文史工作者，一位寺廟管理委員；1999 年的「淡水地區人物誌」採訪了九位傳統產業的經營者和一家舊書攤的老闆。
自 1998 年 3 月開始，以口述訪談和錄影紀錄，採訪了「淡水農會」 、「淡水信用合作社」以及包括「保安堂」 、「保生堂」 、「基合發」等中正路老街的商家。
《鄞山寺調查研究》 ，臺北縣政府委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補助，李乾朗古建築研究室出版，1988 年 1 月；《淡水福佑宮調查研究》，臺北縣政府委託研究，1996 年 5 月出版。
如把戰後才有的街名「重建街」誤解成「相傳因八里城為水災所毀，大批災民渡海到此加入建設家園之行列，而稱『重建街』」 ，蘇文魁編《淡水人文旅遊手冊》 ，1993 年，頁 19。甚至為了強解滬尾地名之由來而擅自篡改文獻：「姑且看看最早資料《臺灣府志》的記載：『以碎石築海坪之中曰「滬」 ，為漁民捕魚之所，村處其尾，故曰：「滬尾」』 。」見〈漸被遺忘的古老地名─滬尾〉 ，蘇文魁編《滬尾街》第 1 期，1990 年 7 月，頁 7。按，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原文如下：「滬用石碎圍築海坪之中，水滿魚藏其間，水汐則捕之。」（卷之五，賦役二，水餉，澎湖廳附考）。
如 1996 年「滬尾文史工作室」聯合各文史工作者發起搶救海關總稅務司官邸「小白宮」；1998 年「淡水文化基金會」 、「淡水史田野工作室」 、「滬尾文史工作室」和「淡水社區工作室」發起搶救迺生產洋行和海關碼頭等古蹟遺址；1999 年「淡水文化基金會」聯合「淡水史田野工作室」、「滬尾文史工作室」和「淡水社區工作室」發起搶救中正路老街。
十六篇論文依發表順序分別是：詹素娟，〈分類的迷思──淡水河系原住民的族群類緣問題〉；溫振華、江蔥，〈清代淡水地區平埔族分布與漢人移墾〉；莊吉發，〈從故宮檔案看清代的淡水〉；林昌華，〈馬偕牧師與淡水─書信與日記的考察〉；周宗賢，〈淡水外國人墓園的初探〉；葉振輝，〈西仔反淡水之役（1884）〉；林呈蓉，〈殖民地臺灣的條約改正─一八九五年淡水海關接收過程中的「永代借地權」問題〉；張洋培，〈論一九五○年∼一九七二年之間淡水紅毛城的變形地位與英式實質外交〉；蕭瓊瑞，〈人文與自然之交映──美術家眼中的淡水風情〉；林慧姃，〈文學中的淡水〉；張建隆，〈田野調查與淡水史研究〉；李乾朗，〈一八八○年代至一九三○年代淡水的基督教建築〉；戴寶村，〈淡水、三芝地區的大道公信仰〉；紀榮達，〈關渡宮的今昔〉；郭秀琴，〈國小鄉土教材的編輯經驗─以淡水坪頂國小為例〉；黃瑞茂，〈社區行動與地方生活文化的重建：淡水的實踐經驗〉（見周宗賢編，《淡水學學術研討會：過去．現在．未來》 ，國史館印行，1999 年 4 月）。
除了上述諸研究領域，還有劉益昌在北海岸地區的考古研究，以及翁佳音利用海牙檔案館史料解讀荷蘭時期大臺北古地圖。
臺灣史研究已成為顯學，縣市文化中心（文化局）持續推動各種地方文化活動，文化出版界相繼推出相關書籍，臺灣社會也普遍將臺灣認同視為主流價值。
文史工作者以對當地的熟稔，田野工作往往能深入各角落，而且容易取得信任和發掘民間史料，對照文獻記載的解讀往往能有新的發現，如對「福佑宮」和「上帝宮廟」年代的考訂、「北港塘」地點的發現、「滬尾」地名的考辯等，見張建隆，《尋找老淡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