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學研究中心於2018年1月18日舉辦2場寰宇漢學講座，邀請本中心2017年度「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助」訪問學人，英國杜倫大學現代語言文化學院曹青（Qing Cao）副教授，及2014年度訪問學人，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博士後研究員金山森（Jonathan Chappell）先生分享在臺研究成果。

首場演講由曹青教授主講「晚清報界大辯論及其影響」，並邀請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馮建三教授主持。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中國從世界上最穩定長壽的帝國，成為社會動盪最劇烈的國家之一。發生於1905-1907年間《新民叢報》與《民報》之間關於改良與革命的大辯論，則常被認作是保守勢力對「進步」的革命力量之最後抵抗。這種闡釋是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敘述的重要組成部分，以突出革命對現代中國之進步意義。曹教授試圖以「社會有機論」為視角對大辯論的「現代性」話語進行考察，梳理論戰中所謂「建設現代中國」話語的語言特徵，並討論大辯論對二十世紀中國關於國家與社會主流話語的影響。

曹教授在演講中先解釋其研究方法、名詞定義，再以語料庫為基礎，對大辯論的16篇關鍵論戰文章（共231,781字）進行實證統計分析，得出初步結論。認為論戰雙方的共同點是：對晚清現狀都非常排斥，儘管論爭激烈且採取路徑不同，但都以各自的方法推動著激進性社會變革。此外，他們也以國家主義的角度出發，援引西方思想取代中國傳統，試圖達到富國強兵的境地。然而「大辯論」在本質上較接近一種國家面臨外在威脅時，所產生的急性壓力反應，欠缺對現狀的通盤檢討及理性思考。最後，曹教授列舉《新青年》（近三百萬字）與《人民日報》（逾十億字）大數據，展示晚清報界論戰中倡導的「國家」與「革命」話語在20世紀中的強勢擴展，與「國民」話語的逐漸衰落，論述了「社會」與「國家」在二十世紀此消彼長的歷史趨勢。

第二場演講由金山森博士講述「強權之法：1842-1895年在中國通商口岸的國際法對話」，並邀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林文凱副研究員主持。晚清列強勢力進入中國，自1842年南京條約起，利用武力及外交等手段，在中國沿海打開許多通商口岸。過往慣於以高姿態面對外國的清朝，必須學習和列強溝通交流的手腕。因此包括萬國公法和國際法等概念，將中國對外關係帶進一個嶄新的領域。

部分清政府外交官及學者，認為善用國際法將有助於國家在列強壓迫中斡旋輪轉，不致於處處居於下風。而金博士好奇的則是，現存史料顯示列強並不把中國視為文明國家，因此將中國排除在國際法的適用範圍外。假設實情如此，那兩造發生在通商口岸的「司法對話（legal talk）」又有何具體意義？金博士舉出1842至1869年間的海盜、1850年代太平天國之役受雇於清政府、太平軍和英法的外籍雇傭兵為例，並指出儘管國際法甚早便被援引來作為規範中-外關係之間權利上的依據，可是實際上爭議產生時，它無法產生實質性的影響力，終究還是由有實力的一方取得話語權。

大數據的活躍相當程度上幫助了文、史及語言學者，對過往的種種社會現象及議題進行分析。另一方面報紙不僅承載時事，更扮演史實的紀錄者。曹教授從晚清的時人在媒體公器上的活躍，衍生分析彼時國家主義和激進革命思想之起伏。金博士則延續他2014年來臺研究的題目，繼續深研國際關係和國家主權的領域，亦頗有可觀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