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書與平埔研究
─臺大人類學系平埔古文書的蒐集與再現

Folk Documents and Pingpu Research
─ Collecting and Representation of Pingpu Manuscripts in the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胡家瑜(Chia-yu Hu)

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壹、前言

  古文書,無庸置疑是目前深受大家重視的臺灣早期歷史、社會、或經濟研究珍貴資料。透過文字書寫所跨越的時間界線,這些資料不僅凍結保留了當時人際事務處理的一些憑據物證,也顯現出過去生活中零散、片段、但又富含深意的觀念訊息。將臺灣古文書視為研究資料,而開始有計畫地進行蒐集、整理和研究工作,最早可以推溯自日本時代初期。日本取得臺灣之初,1897年新殖民政府設立「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曾對土地有關的文書展開調查和採集工作,其成果於 1904 年編印為「大租取調書付屬參考書」上、中、下三卷,書中包含了各種類型的大租契字及相關資料,是說明臺灣早期大租沿革和性質的重要書籍;11905 年編印的「臺灣土地慣行一斑」和「宜蘭廳管內埤圳調查書」,也匯集採用了許多不同的民間契書材料。1901年為了調查當時臺灣社會的習慣法和經濟習狀況而成立的「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同樣也運用了各種古文書作為基本研究材料;其成果由 1903 年至 1911 年止陸續出版了三卷十三冊的「臺灣私法」與「臺灣私法附錄參考書」,涵蓋傳統臺灣社會的法制習慣相關資料。2這段期間先後採輯了大約四千多件的臺灣各地古文書,成為研究及瞭解早期臺灣社會所運用的基礎材料。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或「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調查採集的古文書,雖然散載著與平埔族相關的資料,尤其許多涉及番大租和土地開墾的契約文書。但大體而言,這些資料主要還是為了特定行政、管理目的而衍生的調查研究成果,切入的角度大多以漢人社會為主體,而不是原住民或平埔族社會。3 以平埔族做為主要對象單位而進行相關文書收藏研究工作,是 1928 年臺北帝國大學成立之後,因學術目的才展開的專題性調查研究。例如,「語言學研究室」的小川尚義在臺南新港社一帶採集的古文書,1931 年由村上直次郎編註出版,這批資料是目前大家通稱的「新港文書」;由於這些古文書大多是以拼音方式寫成的「番語文書」,甚至是「番語」和「漢文」二者對照,因此成為研究南部平埔族群語言的重要資料。4臺北帝大另一個以發展民族學研究為主要目的單位—「土俗人種學研究室」(現今臺大人類學系的前身),在其進行田野調查工作時,也採集收藏了一些平埔相關的古文書;5這就是目前臺大人類學系古文書收藏的來源基礎。除此之外,臺北帝大理農學部學生張耀焜,因為撰寫學士論文的緣故,匯集了千餘件岸裡社潘敦家族的文書契字,進行研究;這批文書資料也於 1938 年捐給帝大圖書館。6

  早期以平埔研究角度出發而開展的相關文書契字收藏,雖有用來作為平埔社會特性或變遷等人類學研究材料的意圖,但主要還僅在資料累積和基礎介紹的階段,研究應用成果並不具體、豐富。此後,由於社會快速的變遷,以及民族學研究興趣和取向的轉移,平埔族群有很長一段時間被大家遺忘了,對於這些古文書資料的重視也日漸低落。一直到 1970 年代,王世慶先生接受美國亞洲學會委託,才再度大規模展開臺灣古文書收集和記錄工作。7 1980 年代末期以來,隨著地方歷史與鄉土文化研究風潮的興起,平埔研究成為歷史和文化研究者的熱門議題,許多地方也陸續匯集出版各個地區的平埔關係古文書,例如,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田野研究室的「台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選集─竹塹社」(張炎憲 1996)、宜蘭縣立文化中心的「宜蘭古文書」(邱水金 1995)、臺中縣立文化中心「台灣古文書專輯」(洪麗完 1996)等。同一時期,臺大人類學系接收自臺北帝大「土俗人種學研究室」的古文書資料,也在被淡忘於庫房角落許久之後,經過再發掘、整理、研究、並被出版;經過這樣的歷程,也重新刺激我們思考古文書作為人類學平埔研究材料的可能與限制,以及反省收藏與呈現之間的相對權力義務關係。

貳、臺大人類學系的平埔古文書收藏

  臺大人類學系的古文書收藏,前面已經提及,主要是 1928 年臺北帝國大學設置土俗人種學研究室以來,持續累積的臺灣民族學研究資料。這些資料收藏有其特性:(1)主要都是民間契字,包括房地買賣、招墾(樸)耕、典貸借洗、鬮分合約、租稅帳簿、書函等各種不同類型;僅有少部分為訴訟狀、或官府諭示、布告、證照等;(2)其中將近三分之二左右的古文書收藏與平埔各社相關,甚至是在田野調查時直接採自平埔聚落。這些文書總數計有 420 件,作成時間大多在 1700 至 1900 年代之間清朝政府統治時期,最早從 1739 年(雍正 4 年),最晚到 1903 年(明治 36 年);從時間階段而言,可以說是平埔族社會在面臨大清王朝強勢政權統治及大量漢人移居開墾,而無可避免地必須與外界發生頻繁接觸、競爭、調整變遷的時期,因此正是反映平埔族群與清朝政府官僚體制、和漢人移民社群互動往來的重要資料。

  從區域分布來看,這些平埔文書所涉及的聚落,主要涵蓋:(1)宜蘭地區的抵美福社、武煙社、奇武荖社、里腦社、武罕社、新自理簡社、流流社;(2)臺北、淡水、基隆附近的金包里社、八里坌社、毛少翁社、大直社、塔塔攸社、里族社、錫口社、峰仔峙社、武[灣社、坑仔社等;(3)苗栗地區的新港社;以及お南部的芒仔芒社、茄藤社、力力社等地。這些聚落,如果採用1900 年以來伊能嘉矩奠定而至今仍然廣泛沿用的平埔族群分類架構來定位,主要屬於噶瑪蘭族(宜蘭地區的)、凱達格蘭族(臺北地區)、道卡斯族(新竹苗栗地區)、和西拉雅族(南部地區)等四族範圍。8

表一、臺大人類學系平埔古文書社別族群統計

相關族群 相 關 社 名 件 數 百分比
道卡斯 新港社、後壟社 138 32.86%
噶瑪蘭 抵美福社、辛仔罕社、武煙社、武罕社、新自理簡社、南搭吝社、奇武荖社、流流社、里腦社 65 15.48%
西拉雅 茄藤社、力力社、芒仔芒社 38 9.04%
凱達格蘭 金包里社、大基隆社、大直社、塔塔悠社、里族社、峰仔峙社、錫口社、毛少翁社、武澇灣社、擺接社、龜崙社、霄堛嚏B坑仔社 73 17.38%
其 他9   106 25.23%
總 計   420 100%

  這些平埔古文書收藏範疇表現的偏向,其實也反映出「土俗人種學研究室」的平埔田野調查侷限;二者之間有相當程度的脈絡連貫性。換句話說,也就是土俗人種學研究室的田野調查方向,與目前所藏古文書的採集歷史有關。由於當時研究室的主要興趣是在臺灣「高砂族」;對於平地的民族學調查非常有限,大致僅有移川子之藏的宜蘭噶瑪蘭、基隆大雞龍社、台南頭社等地調查,宮本延人的道卡斯新港社調查、以及馬淵東一的宜蘭和埔里附近平埔族調查等。這些平埔古文書因為來源性質和調查採集者的差異,也使得藏品本質呈現一些不同的獨特性。

一、道卡斯新港社古文書

  臺大人類學系所藏的平埔古文書中,數量最多、範圍也最集中的是與道卡斯新港社相關的古文書,這 130多件資料涵蓋的時間自 1762 年(乾隆 27 年)至 1897 年(明治 30 年)止,持續近一百三十年左右。根據土俗人種學研究室標本入藏登錄記載,這些古文書編號為「1419」,是一次整批的入藏,時間為 1931 年 11 月,原是新港社劉登春舊藏,由宮本延人採集帶回臺北。宮本延人當時是「土俗人種學講座」的助手,他曾到新港社進行二次的田野調查。根據宮本在 1949 年《民族學研究》第十四卷第二期的〈臺灣新竹州ソ新港熟番部落〉一文中記載,當時這一批資料受贈於新港社舊土目劉小乃家;除了古文書外,同時還採集了一些器物,並且拍攝田野照片和珍貴的十六釐米紀錄影片,留下的一系列不同類型的新港社相關資料,現今都收藏於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宮本延人實地到新港社調查二次,第一次是1931 年7、8月,第二次是 1936 年 11、12 月。雖然他在村內停留的時間並不長,但卻是距伊能嘉矩到新港社踏查三十多年之後,另一次為新港社留下重要民族學資料的里程碑。宮本在紀錄中提到,當時他在新港社訪問了劉小乃(77 歲)、劉承恩(72 歲)、劉武抵(77 歲)和劉阿雲等長者;從他們那裡採集了 50 個道卡斯語詞彙、一段祭祖歌謠,和一些文物收藏。目前臺大保存所藏的新港社相關收藏,除了這些古文書外,還有二個青銅人形鑄像;都是1931年第一次調查時的採集品。由於早期有關平埔的資料留存非常稀少,因此這些具體的田野材料,無論對平埔族、道卡斯族或新港社研究而言,都是彌足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後來宮本面對平埔資料的快速流失,還後悔當時由於土俗人種學研究室的調查重心在山地而忽略了平埔族的研究,否則一定還可以來得及蒐集到更多的資料。10 

  這一批新港社古文書的獨特之處,在於它們不但來自同一個聚落,而且幾乎全部來自一個家族。從這些資料中,我們可以窺見一個「平埔」聚落、或一個「平埔」家族所遭遇的問題和變化。這個家族,就是在漢人和日本人的歷史紀錄中赫赫有名的「貓老尉家族」;11 將整批家族所藏古文書,送給宮本延人的劉連震父子,也就是「貓老尉家族」後人。「貓老尉家族」代代相傳保存下來的這些重要家族文件,不僅有與漢人的交易契約,也有與族人相互協議簽訂的文件、官府諭示、或行政往來的呈文批文等。由於包含的文書類型多樣化,且具有一定的時間深度,因此能夠對應出這個家族內部與不同層次群體間複雜的利害關係;例如,從文書類型和時間交錯比較可以看出,十八世紀後中期之前,貓老尉家族成員在文書中經常扮演向同社族人購買土地的買方角色;但從十八世紀末期之後卻變換角色,成為文書中一再出售、典當土地給漢人、或付高利向漢人借貸銀元粟穀的一方。此外,從長期的文書內容發展中也可以隱約看出新港社會內部的糾紛;例如,不同家族之間的權力爭奪和角力,與漢人勢力的結合,土目與業戶之間因為收納社租而衍生的矛盾糾紛等。

二、宜蘭噶瑪蘭古文書

  宜蘭地區古文書在人類學系收藏共有 70 件,其中從文書內容中可見與噶瑪蘭有直接關係者約 65 件;12 分屬於多個不同聚落,如抵美福社、武煙社、奇武荖社、里腦社、武罕社、新自理簡社、流流社等。其中數量最多的是與抵美福社相關者。這些資料,主要來自帝大學生速水家彥 1931 年的採集;分屬於二個捐贈者:(1)流流社林大謹獅所贈與流流社相關古文書共 4 件;原始入藏編號為「1395」、「1396」,分二次入藏;(2)武暖社偕夏氏阿悲所捐贈的古文書共有 56 件,入藏編號為「1397」,是一整批同一次進藏。根據速水在南方土俗〈宜蘭雜記〉中所記,他於 1931 年 9 月 5 日到宜蘭調查,訪問宜蘭、羅東附近的平埔族人偕夏氏阿悲(女、七十三歲)、徐那眉(男、五十二歲)、林大謹獅(男、五十五歲、流流社)、高進億(男、五十歲)等,採集了一些有關噶瑪蘭來源傳說、遷移、習俗等口述資料。速水在文中也提到偕夏氏阿悲和林大謹獅擁有舊契收藏。他採回臺北的流流、武暖社等地古文書約 50 件。13

三、西拉雅古文書

  臺灣南部平埔族相關的古文書總計 38 件,大都是土地契約;幾乎都來自大武壟群(芒仔芒社)和馬卡道群(加藤社、力力社)的聚落;包括芒仔芒社14件、加藤社 19 件、力力社1件、其他 4 件。14 這批文書的來源,從土俗人種學研究室的入藏登記中推測,主要應該有二個方向:(1)帝大附屬醫學專門部宮原敦博士所藏之 61 件平埔古文書,於 1940 年 3 月以每件日幣二圓的價格賣給土俗人種學研究室;入藏編號為「2851」。15 え1932 年潮州糞箕湖潘定捐贈 4 件的糞箕湖地區加藤社相關古文書。

  宮原敦的古文書收藏,入藏記錄中僅載有「熟蕃契字」幾個字,並未提到相關的族群地區。不過,在村上直次郎 1931 年出版「新港文書」所附的幾件宮原敦所藏古文書,有三件出現在人類學系藏西拉雅古文書中。這三件古文書都是加藤社附近十八世紀中葉以前的舊契,分別簽訂於 1727 年(雍正 5 年)、1733 年(雍正 11年)、和 1739 年(乾隆 4 年);三件文書當中,一件全用番語拼音方式書寫,一件以漢文番語雙重對照書寫,一件以漢文書寫內容、番語拼音書寫附記和年代。將這樣變異型態,拿來與其他人類學系的加藤社舊契併比,可以發現大約 1750 年代(乾隆 20 年代)以後,當地契約就都轉變為漢文書寫。除此之外,這一批西拉雅收藏中還有十四張與大武壟群有關的舊契,對於大武壟群向山區遷移的地點,也提供了一些可以參考的訊息。16

四、凱達格蘭古文書

  臺大人類學系藏的臺北地區相關古文書共有 141 件,由文書內容、圖記印章、或田野資料,可以判辨出凱達格蘭關係者,約有 73 件。時間延續 186 年,最早的是 1754 年(乾隆 19 年)塔塔攸社夷生賣地給同社番親嘎勞辦的賣地契,最晚是 1903 年(明治 36 年)武(澇)灣社頭目陳長波收過二重庄小租戶李清繳納口糧所發給的執照。涵蓋至少 10 個聚落:金包里社 20 件、八里坌社 4 件、毛少翁社 4 件、大直社 6 件、塔塔攸社10 件、里族社 4 件、錫口社 4 件、峰仔(峙)社 4 件、武(澇)灣社 6 件、坑仔社 6 件等;主要包括,買賣、(樸)耕、典當胎借、鬮分合約、諭告證照等不同類型。17 

  這一部分文書收藏來源並沒有任何明確的原始記錄,可能其中有部分也來自宮原敦舊藏的 61 件文書。由於這些北部平埔族相關文書的時代和聚落太過分散,所以僅能從其中架構性地對應出這個區域範圍的些許歷史變遷傾向。較特殊的是,有些古文書涉及不同聚落間的權力互動關係;例如:其中一件光緒 18 年為了海山保和三角湧地區公大租問題所簽訂的永(樸)認納合約字,係由武(澇)灣社、宵堛嚏B龜崙社、擺接社頭目代表共同簽字蓋印生效。這樣的材料,對於理解現有平埔分類架構中凱達格蘭族不同聚落的實際控制範圍或互動關係,可能提供一些新的觀點。

參、整理研究與再現過程

  這些珍貴的資料收藏,隨著時代的移轉被忽略了將近六十年。近五年起,才開始展開相關的古文書整理工作。首先是 1995 年,人類學系與宜蘭縣立文化中心合作,將初步理出來的 51 件宜蘭相關古文書出版一冊《系藏宜蘭古文書》。1997 年初,人類學系由於與資工所、圖書館學系、總圖書館等單位商討進行「臺灣大學電子圖書館與博物館計畫」,希望以「平埔族探源」為數位化主題,整合校內相關的平埔族資料收藏,更進一步開始構想較全面的平埔藏品資料清點與初步研究。1997 年 8 月起,獲得國科會補助「台大人類學系平埔藏品整理研究與資料庫建立」二年計畫經費,才有足夠經費支援真正展開有系統的平埔古文書、標本和田野照片等不同型態藏品的整理、維護、以及資料分析、掃瞄、建檔等繁瑣細節的工作。主要計畫參與成員包括主持人謝繼昌(前任系主任),協同主持人崔伊蘭、胡家瑜,協同研究人曾振名、童元昭,以及專兼任助理和工讀學生等十餘人。經過二年的時間,原來散佚四處的數百件古文書,總算能夠重見天日,並透過不同管道向大眾公開。這一系列整理、研究、和再呈現的過程,大略可以區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一、實物清點與整理研究

  整個計畫進行方法,先從基本的古文書清點、辨識、編號、裱褙維護、影像拍攝等工作著手。之後,再以收藏實物作為具體的研究切入點,重新檢驗、分析、比較收藏相關資料,包括原始記錄的清查、以及相關文獻資料的彙整。另一方面,也重新展開與古文書來源相關地點平埔相關聚落的田野調查工作;藉著彌補藏品記錄資料不足的同時,也利用藏品為媒介展開聚落現代變遷資料的補充。由於本系這些平埔文書收藏涵蓋的範圍很廣,因此主要以劃分區域的方法,由不同研究者根據藏品資料特性,各自進行不同區域的子計畫研究。主要分為:東北部噶瑪蘭區域,由曾振名負責;北部凱達格蘭區域,由謝繼昌負責;西部道卡斯新港社,由胡家瑜負責;南部西拉雅區域,由童元昭負責。主要田野工作地點包括宜蘭五結鄉季新村的流流社舊址、苗栗後龍鎮新民社區的新港社舊址、以及屏東新埤、萬巒、高雄六龜一帶的茄藤社舊址。所得資料對補充各社的位置和範圍、關係人事背景、以及變遷過程與現況瞭解相當有幫助。

二、資料數位化

  隨著古文書資料整理研究的進行,也同步建立資料庫和網路數位博物館,以期能使這些古文書資料夠獲得更有效的管理,以及更廣泛的研究應用。雖然,土俗人種學研究室當初收藏這些古文書的目的絕不只是為了累積增加庫藏數量,而是希望藏品所賦含的知識訊息能夠發揮作用。但是,這麼多年來基於藏品管理和維護保存的考慮,卻經常犧牲了研究或教育需要,而將資料深鎖箱底。因此,將珍藏資料數位化,可能是解決維護和使用對立的一種方法,同時也可以讓不同單位收藏的平埔材料聚集、整合、並擴大向外呈現的範圍。藉由電腦檢索技術和網路傳訊功能所提供的不直接接觸、分散多元使用者、以及多途徑連結和交叉索引等特性,未來應該可以創造出更便利的資訊查詢和學習環境;或許可以由此建立不同的研究思維模式,擴展對臺灣平埔文化研究的方向。

  目前人類學系所建置的古文書資料庫,每一筆文書都包含幾種基本類型的資料:(1)相關收藏歷史資料─如採集者、採集時間、採集地點、採集過程等;(2)實物本身和內容解讀資料─如材質、尺寸大小、關係人、文字內容等;(3)相關文化脈絡資料─如族群、時代、使用功能、文化意義等;以及(4)相關管理資料─如編號、儲藏、現況等。除了全文關鍵字查詢外,所有資料欄位都經過分類和名稱統一處理,是可以個別查詢的途徑;例如編號、族群、社名、地點、主題名稱、關係人、時間、採集者等,都可以切入查詢或連結搜尋。

  資料庫內現今已經輸入了 362 件古文書之全文、影像、和內容分析資料等。這些古文書資料,除了建置在系內專屬的人類學藏品資料庫(ACIS)外;並配合「臺大數位博物館與圖書館」的發展,納入「臺大數位博物館─淡水河探源」(http://mars.ntu.edu.tw.tamsui)的『資料蒐尋』區內,與臺大總圖的「淡新檔案」、「岸里大社文書」、「伊能文庫」等重要檔案中其他平埔相關資料整合。發展以電腦、多媒體、和網際網路作為主要溝通媒介的數位博物館,可以說是嘗試打破時空界線的一種資料呈現和運用方式;藉著與高科技的結合,沈積百年以上的泛黃破損文書資料可以天天對外展現;而且能使各處珍藏的資料匯集在一起,容許使用者從不同管道進入,自由隨興地與資料訊息對話。

三、古文書專輯出版

  臺大珍藏的古文書資料,除了數位化呈現之外,也經過分類、編排和補充說明,輯為專書出版。目前大部分與平埔相關的古文書皆已正式出版;除了 1995 年最初與宜蘭縣政府合作出版的一冊《系藏宜蘭古文書》外;1998 年 9 月至 1999 年 12 月間,經由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和日本豐田基金會的補助,更進一步將其餘平埔古文書挑選、編排、付印,連續出版了三本平埔古文書專輯。這三本專輯為了表現收藏特色和人類學族群文化研究興趣,主要依區域族群或社別的差異規劃類主題:(1)《道卡斯新港社古文書》(胡家瑜主編,1999);書中收錄了道卡斯新港社 80 件古文書;另外還有同時採集的新港社相關文書 57 件,因為在完稿後送廠印刷時才找到,因此未能來得及放入書中出版。(2)《凱達格蘭古文書》(謝繼昌主編,1999);書中收錄全部凱達格蘭相關古文書 73 件。(3)《噶瑪蘭西拉雅古文書》,五號,(曾振名、童元昭主編,1999);書中收錄噶瑪蘭相關古文書 19 件(是 1995 年與宜蘭縣立文化中心合作出版「系藏噶瑪蘭古文書」之後的補遺);以及西拉雅相關古文書 38 件。

  三本古文書專輯的出版,是以整理研究成果作為基礎,因此包含相關導讀論文,同時並列打字印刷文書全文和文書彩色圖版提供相互對照。此外,每件古文書資料的解讀與分析結果,也儘可能配合每冊古文書的特性,以附錄方式置於書中,包括「年代表」、「內容解析表」、「類型分類表」等;以便呈現文書內容脈絡中的一些重要訊息,例如文書性質、立據人或重要關係人、文書發生原因、地點、權利轉移代價、約定年限等資料。

肆、結論:平埔古文書與人類學研究

  從這一批平埔古文書的採集保存經過,我們可以知道當時土俗人種學研究室設想用此作為人類學平埔研究的物證。由於有關早期平埔社會狀況的資料,留存下來的非常稀少,而整體社會環境又已經歷了劇烈的變遷;因此對於平埔族群文化特性的解釋,經常僅能從零散而片段的筆記或舊志記錄中,找尋一些含混而概化的敘述。近年來,隨著「平埔研究」風潮的興盛,各地古文書資料紛紛匯集再現,為臺灣歷史和平埔研究增加了不少新材料。不過,這些古文書雖然對於許多社群聚落的人物、事件、群體互動、權力變遷、以及背後隱藏的生活情境提供了難得的線索;但檢視這些契約文書資料,我們從人類學的視野角度,還必須注意平埔古文書所呈顯的一些特殊意義,反省思考資料的偏差或限制。

一、無文字社會中的文字材料

  整體而言,古文書其實是文字社會、國家制度社會、或私有財產社會所醞釀出來的產物。對於平埔社會而言,其實是外來的文化要素。從語言、考古和文獻記錄,我們瞭解過去臺灣各地的平埔族群都是屬於南島語族,他們的社會近千年來主要是以漁獵、採集和游耕農業為生的部落社會,並無國家組織,也沒有文字使用。這些文字書寫材料,主要是從十七世紀起,因為受到外來文化接觸影響而產生的特殊產物,反映出錯綜複雜的對外互動過程與權力關係。

  明顯可見,不同平埔聚落掌控書寫能力的年代各有差異。臺灣南部地區,由於荷蘭人在十七世紀初期的統治,最早掌握文字書寫能力者是能寫荷蘭人紅毛字的「教冊仔」,他們將母語以羅馬拼音方式做成書面記錄。採用這種文字書寫的契約憑證,就是日後大家通稱的「番語文書」。隨著後來清朝政府的統治、漢人移民的增加、土地開墾關係的變化,平埔族與漢人簽訂的漢字文書數量比例也逐漸增高。由於較有勢力的平埔聚落也設立社學推展漢字教習;因此,部分平埔族人也同樣具備有漢字書寫的能力。18 

  當然,真正能夠掌握文字能力的平埔族人還是極少數;絕大部分平埔相關文書契字,從簽名內容字可見多是由漢人代筆書寫。這些文書無論書寫的目的是為了買賣土地房產、招佃納租、或協議約定記錄,經常還是符合漢人社會習慣和利益的需要,字裡行間時時可見漢人的政治經濟優勢。此外,由於這些契約文書的用語、格式相當公式化,敘述內容的侷限性很高;而且因為內容大多具有法律認證的性質,時時浮現權力爭奪、較勁痕跡;因此,究竟能夠顯現哪些平埔社會文化的特殊性,的確值得再加考慮。19

二、史料中交錯的異文化資料

  不可否認,試圖由古文書這樣片段的歷史材料重建過去異文化體系,是完全不可能落實的想像;即使想要從中釐清或掌握其社會文化特性也極為困難。但是,如果我們打破個別文書內容所記錄的歷史事件主軸脈絡,而將不同性質的記錄交錯放置在其他文化脈絡架構中解讀,其中反而隱然可見許多新的線索,讓我們可以進一步討論平埔社會文化的性質與變遷。

  例如,平埔社會女性與財產繼承關係,在西拉雅文書中即能觀察到土地是可以由開墾者的女兒與外孫女繼承(T315)、甚至女性可以繼承夫方親屬的土地(T316);且契約中有時還特別提到土地典賣時先問過「房親叔伯姪姊妹」(T321)。20 這些材料可以支持過去不少舊志記錄中提到的平埔社會對女性重視、女性地位較高的現象。如《東番記》(1603 年)所記載:「故生女喜倍男,為女可繼嗣,男子不足著代故也」(陳第1959:25);《彰化縣志》(1835 年):「番俗、雜俗」記「重生女,贅婿於家,不附其父,故生女謂之有賺,則喜。生男出贅,謂之無賺。無伯叔甥舅,以姨為同胞之親,叔侄兄弟各出贅離居,姊娣皆同居共爨故也」(周璽 1962:309)。《臺海使槎錄》(1722 年)也曾提到:「一女則贅婿,一男則取婦。男多者聽人招贅,惟幼男則娶婦終養;女多者聽人聘娶,惟幼女則贅婿為嗣」(黃叔璥 1957:131)。

  另外,從道卡斯新港社大批的古文書資料中,我們可以看見當地平埔族人命名特性和變化。乾隆至嘉慶期間的早期文書簽名顯示,當時族人的名字幾乎都是前後二名相連的「連名制」,並沒有姓氏;如「加唏•己劉」、「烏毛•己劉」、「馬馬•澇姨」、「老尉•澇姨」等;類似的命名法也見於許多臺灣原住民族群。早期文獻如《海東札記》(1773 年)也曾記載「番以父名為姓,以祖名為名,如祖名為甲,父名為乙,即呼曰乙礁巴甲,礁巴者,番口語也」(朱景英 1958:61)。而且,男、女各有一定的「名譜」,所以同時期同社中常有多人同名,因此後面連結的名字成為區辨的符號。經常同樣的名字還出現不同的漢字書寫方式,如「老尉」、「老吻」、「仔吻」、「尉」、「麻尉」和「麻嘮勿」都是「varaui」的同音異譯。新港社在文書簽名中使用連名式「土名」的現象,在十九世紀初期還普遍可見(T199,T120);直到十九世紀中期,咸豐、同治年間以後,文書簽名才大多改為漢式姓名(T230)。21

  無論前述的財產繼承概念、土地買賣優先權所涵蓋的親屬範圍、或基本命名原則等,皆是涉及社會文化特性討論的重要層面;雖然留存下來的文書資料只是少數,而且是經過變形、扭曲,但在蛛絲馬跡中卻還能反映出當時的獨特思維觀念。換言之,當這些古文書在打破內容所記述的歷史脈絡之後,在文字符號背後所隱涵的深層思考觀念,或許可以作為解讀不同時代特定平埔文化思維的重要切入管道。

  從另一方面來看,這些文書材料,具體代表了無文字社會與其他有文字政權接觸、互動、和受到衝擊的過程中,當時所採取的主動或被動回應。現代社會中的平埔古文書,無論是被視為史料,或是族群研究材料,都還只是有限的解讀方向。這些資料本身其實刻畫和凝聚著過去平埔族人生存活動的痕跡;對於當代平埔族人而言,可能更重要的反而是它們蘊含的族群過去記憶象徵意義,以及可以作為再造「文化傳統」的基礎!22

參考書目

王必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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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原版見臺大圖書館收藏。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963 年重新整理這批資料出版,定名為「臺灣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臺灣文獻叢刊第 152 種)。

  2.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於 1960 至 1963 年間,重新將臺灣私法及附錄參考書整理出版,編排為債權編(2 冊)、商事編(2 冊)、人事編(5 冊)、及物權編(9 冊)。

  3. 參見翁佳音 1988:52。

  4. 主要包括新港社、卓猴社、麻豆社、大武壟、下淡水、茄藤社等相關古地契共 87 件;參見村上直次郎 1931。但書中提到帝大收藏的這一批「番語文書」目前不知下落。

  5. 帝大「土俗人種學研究室」的原住民調查是以高砂族為主,成果主要見《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ソ研究》;移川、宮本、馬淵,1935。

  6. 被稱為「岸裡大社文書」的這批資料,包含岸裡社相關地契、碑文、輿圖等 1,131 件,現亦藏於臺大圖書館。另一批日本時代匯集保存於臺中博物館的岸裡社潘家古文書也有約 200 件;臺中圖書館編印,現藏於國立臺灣博物館。

  7. 該計畫所採輯的公私文書,編輯為 120 冊,影印典藏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

  8. 見伊能嘉矩 1899:127。對於平埔族群的分類,現今仍然有不少爭議,尤其有關凱達格蘭和西拉雅的範圍,但因沒有更強力的證據推翻舊有的分類,因此還是沿用。本系收藏的西拉雅古文書,主要屬於大武壟群和屏東地區馬卡道群的資料,這二群與西拉雅的關係至今仍經常出現爭議。

  9. 包括彰化半線社(1 件)、以及漢人或不詳者(32 件)。

  10. 宮本延人 1932:61、1949:164;魏桂邦譯 1992:66。人類學系之後又於1953年由宋文薰隨石璋如進行環島考古調查時,到過新港社;並從劉友梅處採得以漢文記錄的母語發音「祭祖用歌曲簿」;見宋文薰 1956:59。

  11. 根據伊能嘉矩的記載:新港社傳說最早是「武力加六希」帶領族人由海外乘船到臺灣;大約距今三百五十年前左右由頭目「加苞」開始歸順明鄭。「加苞」就是「貓老尉」的父親;到了貓老尉時歸順清朝政府,且因為協助清廷平亂有功,因此被賜漢姓「劉」;楊南郡譯 1996:108-109。

  12. 大約還有 10 件是看不出與噶瑪蘭人或聚落的直接關係;入藏登記中所載服部正夷的 1933 年在宜蘭採集的二件執照、墾照,並非噶瑪蘭古文書,另外來自宜蘭地區的古文書,還有 1935 年送贈於當地居民李陽興的二件。現有古文書的件數與原始登記並不符合,因為本次整理時,將 7 件契尾分別拆開裱褙並另行編號,所以件數的計算有 7 件誤差。

  13. 速水還提到偕夏氏阿悲所保存的約 50 件契字,多是同治二年以後的文書;速水家彥 1931:120。

  14. 雖然有關西拉雅、大武壟、和馬卡道三群的所屬關係有不少爭議,但是因為還沒有更新的資料能夠突破;因此人類學系整理研究時,還是參考現今學術界通用的方式將之放在西拉雅大武壟群和西拉雅馬卡道群的分類概念中討論;參見童元昭 1999:11。

  15. 宮原敦任職於臺北帝大附屬醫學專門部衛生學教室;金關丈夫 1953:106。同時也是南方土俗研究會的同人。

  16. 參見童元昭 1999:11。

  17. 參見謝繼昌 1999:3。

  18. 《諸羅縣誌》卷八風俗志曰:「習紅毛字,橫書為行,自左而右,字與古蝸篆相彷彿;能書者,掌官符檄課役目,為之『教冊仔』」;周鍾瑄 1717:163。《重修臺灣縣志》云:「雍正 12 年(1734 年)命各番社立社師,擇漢人之通文理者,給以館穀,教諸番童,使習漢字藝文」;王必昌 1752:408。

  19. 相關討論參見謝繼昌 1999:8;童元昭 1999:12。

  20. 童元昭 1999:12。

  21. 胡家瑜 1999:31-33。

  22. 參見潘英海 1998: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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