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敦煌學的回顧與展望
—中國大陸篇

Dunhuang Studies in the 20th Century
— Mainland China

鄭 阿 財(A-tsair Cheng)

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西元 1900 年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的發現,洞中數以萬計的寫卷文書旋即在世界近代學術史上產生了無比的光與熱,發揮無比深遠的影響,由於各國學者對敦煌藏經洞發現的文物與敦煌石窟壁畫塑像等藝術的研究,興起了一股研究熱潮,並發展成為一門國際顯學-敦煌學。

  西元 2000 年適逢敦煌藏經洞發現 100 週年,又值二十世紀結束,邁入二十一世紀的新世紀,作為新興學科的敦煌學也即將邁入百年的歷程,實有進行總結概觀之必要,特以「二十世紀敦煌學的回顧與展望」為題,分別概述中國大陸、臺灣地區及日本之敦煌學研究情況,最後則嘗試總結前賢研究成果進行整體之析論,並展望二十一世紀敦煌學發展。

  敦煌藏經洞的發現,已將屆百年。而早在 1902 年藏經洞發現不久,金石學家甘肅學臺葉昌熾就透過敦煌縣令汪宗瀚,得到藏經洞發現的一些文物。並在他的《語石》一書記載說:汪宗瀚「先後寄貽宋乾德六年水月觀音畫像,寫經卷子本,梵葉本各二。筆畫古拙,確為唐經生體,與東瀛海舶本無異」。並在《緣督廬日記》中詳載有關情況,並曾建議將藏經洞發現的全部遺書運至蘭州保管。據此則敦煌學的歷史當與藏經洞發現的時間,可說相去不遠,也將近百年了。即使以 1909 年,羅振玉、王仁俊等發表了〈敦煌石室書目及發見之原始〉 、〈莫高窟石室秘錄〉……等文章與錄文,開始算起,敦煌學的發展歷程也超過 90 年。

  關於敦煌學研究的詳細論著,1987 年筆者曾編有《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一書,提供 1908 年至 1986 年間中日兩國有關敦煌學論文著作的訊息。近十年來,由於兩岸學者的努力與資訊的發達,資料廣泛流通,敦煌學研究發展更為輝煌,成果更豐碩,為反應實際成果,並因應研究參考之需求,近期更將由漢學中心出版《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新編(1908~1997)》 ,收錄內容逾一萬餘條,其蓬勃情形不難想見。

  回顧大陸地區近百年敦煌學發展的歷程,可約略區分為二大階段:1909 年清宣統元年起,至 1949 年大陸淪陷止為第一階段;1950 年起至今為第二階段。玆分別略述各階段研究發展之概況如下:

壹、宣統元年到民國三十八年(1909~1949)  

  在這一階段中,又可以 1924 年劉復《敦煌掇瑣》一書的出版作為分水嶺,再區分為二個時期。

一、宣統元年到民國十三年(1909-1924) 

  1909 年秋、法人伯希和到北京為法國國立圖書館購買漢籍,隨身攜帶了一些 1908 年他從敦煌取走的寫卷及英人斯坦因帶走的部分寫卷照片於六國飯店與北京學界會面。當時在北京的許多著名學者如羅振玉、蔣斧、王仁俊、曹元忠等,都前往參觀、研讀、抄錄、拍照。因而引起國人對敦煌遺書的重視,進而揭開了我國學者敦煌學研究的史頁。

  就具體研究而論,1909 年 9 月,王仁俊出版了《 敦煌石室真跡錄 》 ,此書可說是我國第一部敦煌文獻資料集;同年 11 月,羅振玉和蔣斧輯錄了《敦煌石室遺書》 ,並先後出版了《鳴沙石室佚書續編》 、《鳴沙石室古籍叢殘》 、《羅振玉輯》 、《敦煌零拾》 、《沙州文錄補》 、《敦煌石室碎金》……等。這些輯錄雖然主要憑藉伯希和等所提供的零星影本資料,但已幾乎將當時所能見到的寫本的錄文和照片,加以披露。提供了敦煌學研究的基本材料。

  此後,國人整理、刊布有關的敦煌資料則紛來杳至。主要有羅福萇〈倫敦博物館所藏敦煌書目〉 、〈巴黎圖書館所藏敦煌書目〉;李翊灼〈敦煌石室經卷中未入藏經論著述目錄〉; 王國維〈敦煌發見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 、〈韋莊的秦婦吟〉;劉師培〈敦煌新出唐寫本提要〉等。 此一階段諸家論著雖僅是撰寫序跋、提要,但卻是我國對敦煌遺書介紹、研究的開端。更由於撰者率為博學大儒,整理研究的對象以四部要籍為主,特別是經部和子部,如《隸古定尚書》 、《尚書釋文》 、《春秋經傳集解》 、《春秋榖梁傳集解》 、《老子化胡經》等等;史部典籍方面,則如《春秋後語》 、《 晉紀 》 、《閫外春秋》 、《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殘卷》 、《略出嬴金》 、《古類書》以及《貞元十道錄》 、《沙州圖經》 、《敦煌錄》 、《西州圖經》等珍貴佚書;文學部分則以不見於傳統詩文集中的《唐太宗入冥小說》 、《秦婦吟》 、《雲謠集》等則特別受到青睞。 至於利用敦煌文書進行史料研究的,如〈天寶六載龍勒鄉籍〉等數件戶籍類文書的刊布,開啟了運用戶籍文書研究唐代均田制的先河。此外,也有利用屬於晚唐五代宋初的官私文書和史籍的敦煌文獻,進行吐蕃、歸義軍史和西北民族變遷等問題的探討。對於敦煌石窟藝術的研究,此一階段則尚未見有所涉及。

二、民國十四年到三十八年(1925-1949)

  1924 年劉復在巴黎將法國國家圖書館藏的部分寫卷選輯抄錄,編成《敦煌掇瑣》出版,提供了大量的研究資料,大大促進了國內敦煌學的開展。劉復之後,相繼有胡適、向達、王重民、姜亮夫、王慶菽等人,或趁赴歐洲工作、留學之便,或專程前往英、法,對敦煌文獻進行考察、抄錄、拍照與研究。其中王重民發表了〈巴黎敦煌殘卷敘錄〉 、〈倫敦所藏敦煌群書敘錄〉 、向達〈敦煌所藏敦煌卷子經眼目錄〉……等,使國人對英、法所藏的敦煌文書有更多的了解,帶回的錄文、照片,更提供國內研究者許多寶貴的資料,也促進了北平圖書館所藏敦煌遺書的整理工作。許國霖從北京圖書館藏卷輯錄成《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為學術界提供重要研究資料。

  這一時期國人已逐漸能接觸到大部分法藏的敦煌文獻 ,同時也能更加廣泛的利用英藏敦煌文獻的錄文與照片。在使用資料較多較廣的情形下,敦煌文書的研究層面自然更為開展,研究成果也更為豐碩。尤其陳寅恪〈敦煌劫餘錄序〉(1930)和〈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匯編序〉(1939) ,不僅具體介紹了北京圖書館藏敦煌寫卷的價值,並以宏觀的史學角度論述敦煌文書在中國學術史的價值,更首度提出「敦煌學」一詞。雖然文字簡短,但卻是影響敦煌學發展最為深遠序文。 此外,傅芸子〈敦煌學三十年〉 、傅振倫〈敦煌藝術論略〉 、常書鴻〈敦煌藝術與今後中國文化建設〉 、姜亮夫〈敦煌經卷在中國學術文化上之價值〉等,都是以宏觀的角度來探討敦煌學的意義。 這段期間裡,有關敦煌文書的整理與研究,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史地方面,有關歸義軍史的研究,主要有王重民 〈 金山國墜事零拾 〉 、唐長孺〈 白衣天子試釋 〉等,對史籍記載語焉不詳的金山國史事進行了開創性研究。 向達〈玉門關陽關雜考〉 、〈記敦煌石室出晉天福十年寫本壽昌縣地境〉 ,則開闢了結合敦煌文書、考古發掘、文獻記載與洞窟壁畫進行敦煌史地研究的新途徑。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則是用敦煌寫本《常何墓碑》探討李世民在玄武門事變中取勝的原因,以實例向學術界展示新史料可「補釋舊史所不能解之一端」;〈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考 〉 ,亦利用敦煌寫本吐蕃詔書以印證作者的結論。 社會、經濟方面,曾了若〈隋唐之均田〉利用敦煌戶籍研究均田制。《食貨》4 卷 5 期更出版了《唐戶籍簿叢輯》專刊,將當時所得見的 20 件敦煌戶籍、丁籍資悔羅一起,對研究均田制、百姓負擔和社會組織都有重要意義。陶希聖〈唐代管理水流的法令〉 ,利用敦煌寫本《水部式》結合文獻探索唐代關於灌溉用水的管理、水碾碨的管理、河上交通的管理及海上運輸的有關規定。 法律文書方面,董康《書舶庸譚》中根據內藤湖南提供的照片校錄了〈神龍散頒刑部格〉 ,並與唐律進行比較研究。王重民〈巴黎敦煌殘卷敘錄〉也介紹了敦煌本《唐律》及《唐律疏議》 ,並考證寫卷的抄寫年代,比較與今本的異同。金毓黼〈敦煌寫本唐天寶官品令考釋〉 ,針對敦煌本進行校錄與研究,指出可補《職官志》之錯漏。 文學方面,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及《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均設有專章討論敦煌寫本中的唐代民間文學,如佛曲歌贊、曲子詞、白話詩、變文等,對中國文學史、俗文學史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向達〈記倫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學〉 、〈論唐代佛曲〉 、〈唐代俗講考〉特別對唐代俗講的體制與儀軌之研究奠定了厚實的基礎。孫楷第的〈敦煌寫本張議潮變文跋〉 、〈敦煌寫本張淮深變文跋〉 ,也是研究敦煌變文的重要篇章。另外,陳寅恪《秦婦吟校箋》 ,利用以詩證史的方法對僅存於敦煌寫本韋莊的史詩《秦婦吟》進行校箋。 四部典籍方面,經部有趙政〈敦煌左傳殘卷校記〉 ,王重民〈巴黎敦煌殘卷敘錄〉 。王氏敘錄中介紹了敦煌寫本中傳世的經部要籍,如《古文尚書》 、《今字尚書》 、《春秋經傳集解》 、《春秋榖梁傳集解》等。潘重規〈敦煌唐寫本尚書釋文殘卷跋〉 ,利用敦煌本與傳世宋本的比勘,考察宋人刪改《尚書釋文》的情況。 史籍方面,主要為王重民《敘錄》 ,所介紹的史部佚籍,有《春秋後語》 、《閫外春秋》 、《帝王略論》 、《略出籯金》 、《唐高宗天訓》 、唐張仁亶《九諫書》等。傳世史部則有《史記集解》 、《漢書》等。地理書方面則有《沙州都督府圖經》 、《大唐西域記》等,並分別進行考證、研究與比勘。 宗教史方面,董作賓〈敦煌紀年─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年表〉依據寫經題記初步考察了敦煌莫高窟窟寺之創建與寺觀名。史岩〈敦煌石室畫像題識自序〉利用敦煌文獻結合莫高窟供養人題記考證寺院的名稱,並對這些寺院的寺址與興建存廢等情況進行了初步探索。胡適《神會和尚遺集》 ,是國人整理敦煌禪籍的先驅。陳寅恪〈武曌與佛教〉 ,據敦煌本《 大雲經經疏 》考出武則天所頒《 大雲經 》 , 乃薛懷義取後涼曇無讖舊譯附以新疏,巧為附會而成。

  〈大乘稻芊經隋聽疏跋〉 ,依據敦煌寫本題記考證係出自吐蕃法成大師之手。道教方面,有王維誠〈老子化胡說考證〉 ,考察了敦煌本《 胡經 》在「化胡說」發展過程中的歷史地位。逯欽立〈跋《老子化胡經玄歌》〉 ,認為《化胡經》卷十有太武帝滅佛的背景因素,並推斷此卷為北魏時作品。其他,有關景教的則有朱謙之〈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贊及尊經考〉及〈景教經典一神論〉。 敦煌石窟藝術方面,賀昌群〈敦煌佛教藝術的系統〉 ,是國人第一篇有關敦煌石窟藝術的重要篇章。既對敦煌藝術作了全面、系統的闡述,又簡介了伯希和《敦煌圖錄》所錄 376 個洞窟的壁畫,使國人對敦煌千佛洞內容和結構能有進一步的了解。 40 年代初,向達、閻文儒、謝稚柳、何正潢等到敦煌考察,他們不僅勘查了大部分洞窟,而且還抄錄過碑文題記,對洞窟壁畫的內容、建窟年代進行了考證。何正潢〈敦煌莫高窟現存佛洞概況調查〉就是最早的一份內容總錄。50 年代謝稚柳《敦煌藝術敘錄》 ,記錄了 415 個洞窟的形制、窟像、壁畫、供養人題記等內容。其他如衛聚賢〈敦煌石室〉 、史岩〈敦煌千佛洞概述〉 、《敦煌石室畫像題識》等,都是敦煌藝術研究的重要著作。 畫家吳作人、關山月、黎雄才等也先後到敦煌石窟臨摹壁畫,並撰文介紹敦煌石窟藝術。王子雲率領「西北科學考察團」中的美術家臨摹的壁畫,也在重慶展覽。

  1941 年,張大千率領子、侄、夫人等前往敦煌,系統、科學地全面了解和整理敦煌石窟,他清理了309 個洞窟,並加以編號,作成敘錄(即後來出版的《漠高窟記》) 。同時進行壁畫的臨摹復原工作,先後在成都、重慶、上海展出其臨摹的成果,並撰文介紹,出版了《敦煌臨摹白描畫》三集,對敦煌藝術發揮極大的宣導作用。 1944 年「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不但對敦煌石窟開始有所維護,同時更帶動敦煌石窟藝術的研究。首任所長常書鴻從內地徵聘一批自願的美術工作者,如史岩、李浴、董希文、段文傑、史葦湘、李承仙、霍熙亮等人,繼張大千之後,開展了大規模的臨摹工作。1948 年 10 月,在南京舉辨了敦煌藝展,展出了他們的臨摹作品數百種,並發表了一些有關敦煌藝術的研究文章。

貳 民國三十八年(1949)以後  

  在這一階段中,又可以文化大革命(1966 ~1976)作為分水嶺,而區分為二個時期。

一、文革以前(1949∼1966)

  1949 年以後,大陸地區的敦煌學研究立足於民國 38 年以前的基礎上,繼續發展,直到 1966 年文革開始,1976 年文革結束,這 10 年期間,傳統文化遭受摧毀,一切學術陷於停頓,敦煌學研究更是一片空白。 1954 年英國劍橋大學受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庫委託,將英國博物館藏敦煌漢文寫卷 S.0001─ S.6980 攝製成微卷流通,1957 年北京圖書館通過交換得到了一套,使學者不必遠渡重洋即可查閱英藏敦煌漢文寫卷,大大改善了敦煌學的研究環境。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由王重民、劉銘恕編纂的《敦煌遺書總目索引》 ,提供國人了解國內外敦煌文獻的方便工具。這段時期有關敦煌文書的整理與研究,主要的成果大致如下:

  寫卷目錄方面,王重民、劉銘恕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 ,此書除著錄了北京圖書館藏、英藏、法藏和散藏的兩萬多件敦煌文書外,並附篇題筆畫索引,是了解、調查、利用敦煌文獻極為方便的工具,也是編纂較為完全的敦煌寫卷目錄。是敦煌學研究者人手一冊的工具書。 總論方面,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錄》 ,是國人整理和研究敦煌四部書成果的總結。 史地方面,有關瓜沙史事的研究,有唐長孺〈關於歸義軍節度使的幾種資料跋〉 ,根據敦煌文書的新資料提出了新問題,並進行解決這些問題的新探索。金啟綜的〈唐末沙州(敦煌)張議潮起義〉 , 對張議潮如何鞏固政權進行探討。 利用敦煌文獻結合其他材料考察莫高窟史。有宿白〈莫高窟記跋〉 ,考證了莫高窟的始建年代、窟數及一些窟像的建造年代。金維諾〈敦煌窟龕名數考 〉 ,據敦煌文書對部分洞窟的名稱和建造年代進行了考證。

  法制方面,利用敦煌文書研究土地制度、租佃關係、徭役制度與農民的生活狀況等問題。鄧廣銘〈唐代租庸調法研究〉 ,主要據敦煌戶籍文書推論唐代均田制實際並未實施。岑仲勉〈租庸調與均田有無關係〉 、 韓國磐〈唐代的均田制與租庸調〉 、胡如雷〈唐代均田制研究〉 、王永興〈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釋〉 、唐耕耦〈從敦煌吐魯番資料看唐代均田令的實施〉等,均是 利用敦煌吐魯番文書相關資料進行進一步梳理與研究的典型表現,對後來探索均田制具有實質的啟發。唐長孺〈關於武則天統治末年的浮逃戶〉 ,利用敦煌文書揭示了武則天長安年間關於逃亡人戶法令的變化。 社會、經濟方面,利用敦煌文獻研究唐代的社會史是這一階段開闢的一個新領域。趙守儼〈《唐代婚姻禮俗考》〉 ,依據敦煌寫本《新集吉凶書儀》和《下女夫詞》中的婚禮資料,結合史書、筆記、詩文等,考察了唐代婚禮過程及禮俗的淵源。有關經濟文書的整理,有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的《敦煌資料》第一輯,主要輯錄了敦煌寫卷中的戶籍、契券、手實等社會經濟文書,提供當時研究敦煌經濟文書和唐代經濟便利的寶貴資料。 語言、文字方面,蔣禮鴻《敦煌變文字義通釋》主要根據《敦煌變文集》 ,對其中的語詞進行考証、疏解,是研究敦煌變文必備的工具書,對漢語方言俗語詞彙及漢語史的研究極具參考價值。姜亮夫《瀛涯敦煌韻輯》是敦煌寫本韻書集大成的校錄,提供《切韻》研究極為豐富的材料。 文學方面,有周紹良《敦煌變文彙錄》;王重民、王慶菽、向達、周一良、啟功、曾毅公合編的《敦煌變文集》 ,都是有關敦煌變文的校理工作。尤其《變文集》 ,廣泛校錄國內外公私收藏的寫本 187 個,整理出78 種變文,是當時規模最大的一次敦煌變文整理成果,成為往後研究俗文學及敦煌學者案頭必備的書籍。王重民輯《敦煌曲子詞集》 、任二北編《敦煌曲校錄》 、任二北著《敦煌曲初探》等,則是敦煌曲子詞的總結整理與研究成果。也是後代研究敦煌曲的重要資哽 石窟藝術方面,先是中共中央文化部委託西北地區文化部接管國民政府時期的「敦煌藝術研究所」 ,1950年改為「敦煌文物研究所」 ,仍由常書鴻擔任所長。分設美術、考古、保護、資料四個室,有各類專業人員三十餘人。

  有關敦煌石窟的保護工作,1950 年搶修了唐宋木構窟簷,1956 年起對破敗不堪的早期洞窟進行加固;使洞窟通道上下銜接。對窟內壁畫和塑像也進行了搶修,使壁畫和彩塑得以保護。並進行大規模的臨摹壁畫工作。從 1952-1965 年十餘年間,共臨摹了通史性代表作、專題資料和原大整窟模型等共 1014 幅,計 749.74 平方公尺。並校補《石窟內容總錄》 、《供養人題記》;編輯出版《敦煌壁畫》 、《敦煌彩塑》 、《敦煌唐代圖案》 、《敦煌壁畫臨本選集》等圖冊,並先後在國內外舉行了大小 20 餘次展覽。出版了謝稚柳《敦煌藝術敘錄》 、潘絜茲《敦煌莫高窟藝術》等系統性論著。又 《文物參考資料》1951 年 2 卷 4 期和 5 期出版了《敦煌文物展覽特刊》(上下冊) ,其中有向達《敦煌藝術概論》 、徐悲鴻《我對於敦煌藝術之看法》以及探討敦煌藝術的源流、風格、敦煌樂舞、建築、史地等方面的重要篇章。1955 年敦煌文物研究所與故宮博物館聯合舉辦敦煌藝術展覽,也促成了王遜〈敦煌壁畫和宗教藝術反映生活的問題〉 、金維諾〈豐富的想像,卓越的創造-論敦煌莫高窟壁畫的成就〉等論文的出現。 1966 年文革浩劫起,一切學術荒廢,「敦煌學」當然也被迫中斷。

二、文革以後至今 (1976-1999)

  1976 年文革結束後,大陸地區敦煌學的研究逐漸恢復。特別是八○年代以來,在日本等國敦煌研究風潮的刺激下,敦煌學被列為中共國家學術發展的重點項目之一,因此這階段可說是大陸地區敦煌學研究的蓬勃期。

  首先,在研究資料的普遍流通方面,七○年代後期,由於法國巴黎國立圖書館將所藏全部敦煌漢文文獻攝製成顯微膠卷公開出售,大陸透過交換取得微卷。再加上臺灣黃永武主編的《敦煌寶藏》 ,將英、法及北京圖書館藏的微卷影印成書。九○年代,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英藏敦煌文獻》與上海古籍出版社敦煌吐魯番文書集成的《上海博物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敦煌文獻》 、《俄藏敦煌文獻》 、《法藏敦煌西域文獻 》 、《天津藝術博物館藏敦煌文獻》等陸續印行,採用先進技術,根據原卷重新攝製,以大八開銅版精印。學者既不必遠渡重洋;又不必受制微卷閱讀機,可在圖書館、書桌上,任意披閱,極為方便。且這些圖版遠較以往印本、微卷清晰,頗便於校錄工作的進行。石窟藝術也有中日合作《中國石窟-莫高窟》5 冊,《敦煌石窟藝術》35 冊、《敦煌石窟全集》28 卷等大型圖錄的印行,或斷代分期;或依窟編纂;或分類輯錄,均以高科技的影像技術,系統的提供良好石窟壁畫圖像,大大改善了研究的條件與環境。加上日本等國研究風氣的激勵,造成整理、研究敦煌文獻的熱潮,各學科、各領域的研究者均注意利用敦煌的相關資料,促使敦煌學研究得以快速發展。茲略述其主要成果如下: 目錄方面,有關遺書目錄,主要有《敦煌劫餘錄續編》 ,著錄了繼《敦煌劫餘錄》之後,北京圖書館收集到的敦煌卷子 1065 件。另外〈敦煌文物研究所藏敦煌遺書目錄〉著錄該所藏敦煌遺書 367 號。

  秦明智〈關於甘肅省博物館藏敦煌遺書之淺考和目錄〉 ,榮恩奇〈敦煌縣博物館藏敦煌遺書目錄〉 ,曹懷玉〈西北師院歷史系文物室藏敦煌經卷錄〉 ,吳織、胡群耘〈上海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目錄〉 ,劉國展、李桂英〈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敦煌遺書目錄〉 ,張玉範〈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目錄〉 ,均分別著錄各館藏的敦煌卷子。榮新江《海外敦煌吐魯番文獻知見錄》則對訪求英、法、俄、日等國公私收藏敦煌文書的介紹。 研究論著目錄主要有劉進寶《敦煌學論著目錄》 、師勤〈中國敦煌吐魯番學著述資料目錄索引〉及李德範《1886 ~1992 敦煌吐魯番學論著目錄初編(日文部分)》總論方面,主要有甯強、林平家《中國敦煌學史》以內容摘要式介紹敦煌學的研究歷史、姜亮夫《敦煌學概要》 、劉進寶《敦煌學述論》 、榮新江《話說敦煌》 、胡同慶、羅華慶《敦煌學入門》 、胡戟《敦煌史話》……等則概要的介紹敦煌遺書的發現、內容與價值等。季羨林主編的《敦煌學大辭典》 ,則是結合敦煌學者針對敦煌學進行大規模分工編纂的一部較完備的工具書,也是深具總論性質的參考書。 史地方面,有關歸義軍的研究是此一階段的最大特色,也是最大的創獲,成果最為豐碩。

  如關於曹氏家族的研究,有賀世哲、孫修身〈瓜沙曹氏年表補正〉 、〈瓜沙曹氏與莫高窟〉 ,孫修身〈談瓜沙曹氏世譜的幾個問題〉 ,唐耕耦〈曹仁貴節度沙州歸義軍始末〉均是探討首任歸義軍節度使的問題。譚蟬雪〈曹元德曹元深卒年考〉 ,則是對曹議金、曹元德卒年有所考定。榮新江〈初期沙州歸義軍與唐中央朝廷之關係〉和〈沙州張淮深與唐中央朝廷之關係〉 、吳震〈張淮深論節始末補證〉 、楊秀清〈晚唐歸義軍與中央關係述論〉等文,則是探討歸義軍與中原王朝的關係。 在歸義軍的官制方面,則有榮新江〈沙州歸義軍歷任節度使稱號研究〉 ,對歷任節度使生前死後各種加官稱號做了系統分析。盧向前〈關於歸義軍時期一份布紙破用曆的研究〉 ,則考察了歸義軍所屬各機構的名稱和各機構長官的職銜。

  榮新江《歸義軍史研究》 ,則是對歸義軍史的問題有較為全面、系統的論述,是歸義軍研究的代表作。 社會、經濟文書方面,主要有唐耕耦、陸宏基《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1 ─ 5 輯,收錄敦煌文書中有關社會經濟文書的資料,計分 34 類,共 1664 件。這是有關敦煌社會經濟文書較為完備的參考資料。王永興《敦煌經濟文書導論》 ,則是探討敦煌文獻中保存的戶籍、差科簿及有關田制、徭役等文書的重要參考書。宋家鈺《唐朝戶籍法與均田制研究》利用敦煌文書的相關資料,從戶籍法來探討均田制的相關問題。 歸義軍時期的戶口、土地制度和賦稅做了開創性探索,則有冷鵬飛〈唐末沙州歸義軍張氏時期有關百姓受田和賦稅的幾個問題〉 ,楊際平〈唐末宋初敦煌土地制度初探〉 ,劉進寶〈 P.3236 號「壬申年官布籍」研究〉 。利用敦煌文書進行有關唐宋之際西北民族的研究也是這一階段的新興論題,主要有陸慶夫〈略論敦煌民族資料的價值〉 、〈 敦煌民族文獻與河西古代民族〉 ,論述了敦煌文獻中少數民族資料的價值及與唐宋時期河西少數民族的關係。鄭炳林〈唐五代敦煌粟特人與歸義軍政權〉 ,考察了敦煌粟特人與歸義軍政權的關係。

  陸慶夫〈唐宋間敦煌粟特人之漢化〉 ,從職業分布、婚姻關係、社會組織、宗教信仰等方面探討了敦煌粟特裔民的生活情況和漢化問題。榮新江〈歸義軍及其與周邊民族關係初探〉 、周傳洲〈試論隋唐時期西北民族融合的趨勢和特點〉 、〈吐蕃對河西的統治及歸義軍前期的河西諸族〉 、錢伯泉 ?〈回鶻在敦煌的歷史〉 、鄧文寬〈張淮深平定甘州回鶻史事鉤沈〉 、榮新江〈甘州回鶻與曹氏歸義軍〉 、〈曹議金征甘州回鶻史事表徵〉均係探討曹氏歸義軍與甘州回鶻的關係等問題。榮新江〈甘州回鶻成立史論〉 、錢伯泉〈沙州回鶻研究〉 、李正宇〈悄然湮沒的王國─沙州回鶻國〉 、楊富學、牛汝極《沙州回鶻及其文獻》等,則係探討有關回鶻社會、經濟、文化、宗教等問題;及甘州回鶻、西州回鶻與中原及其周邊民族關係之論文。 有關地理文書的整理和研究,主要有鄭炳林《敦煌地理文書匯輯校注》 ,網羅了已知的敦煌地理文書進行詳細的校釋。

  王仲犖《敦煌石室地志殘卷考釋》 、李正宇《古本敦煌鄉土志八種箋證》 ,多是徵引史籍,逐篇考釋的佳作。李并成〈敦煌遺書中地理書卷的學術價值〉 ,則闡述敦煌地理文書對歷史地理學重要價值。另外有周紹良〈續〈沙州圖經〉卷子〉 、黃盛璋〈「西天路竟」箋證〉等,則是對個別敦煌地志的探研。 利用敦煌文書探討西北歷史地理的,主要有李并成《河西走廊歷史地理》 、李并成、李春元的《瓜沙史地研究》及李正宇的《敦煌史地新論》。 社會史研究方面,主要有姜伯勤《敦煌社會文書導論》 ,根據敦煌文書考索唐代禮樂的演變與姓望和氏族的興衰問題。

  王仲犖〈「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考釋〉 、〈敦煌石室出殘姓氏書五種考釋〉 、唐耕耦〈敦煌四件唐寫本姓望氏族譜(?)殘卷研究〉等,則對敦煌文書中的姓氏資料進行校錄、考釋工作與郡姓發展演變的探討。孫曉林〈漢─唐十六國敦煌令狐氏述略〉 、〈敦煌遺書中所見宋間令狐氏在敦煌的分布〉 、〈跋伯二一九八〈東都發願文〉殘卷〉等,則是考察敦煌大姓令狐氏的興衰。 利用敦煌文獻探討唐代敦煌的家庭結構與人口結構有熊鐵基〈以敦煌資料證傳統家庭〉 。楊際平〈平均壽命與家庭結構、家族規模〉利用敦煌籍帳資料編制了 5─ 10 世紀敦煌家庭結構類型表,分析了不同時期不同類型家庭數量變化及其原因,並考察了時人的平均壽命與家族的規模。鄭學檬〈七世紀後期至八世紀後期敦煌縣人口試析〉 ,指出當時存在男女比例、勞力與非勞力比例不合理的現象,並分析了當時人口增加緩慢的原因。

  凍國棟《唐代人口問題研究》 ,探討了沙州的家庭結構與人口結構。楊際平、郭峰、張和平的《五-十世紀敦煌的家庭與家族關係》則是較為全面的論述。 生活習俗方面,主要有高國藩《敦煌民俗學》 、《敦煌古俗民俗流變》 、《敦煌巫術與巫術流變》 、 譚蟬雪《敦煌歲時文化導論》等,均係利用敦煌資料與民俗學結合的研究成果。譚蟬雪《敦煌婚姻文化》 ,在整理、錄校敦煌文獻中有關婚姻文化資料的基礎上,結合敦煌壁畫中的相關資料探討了唐宋時期沙州地區婚嫁習俗。盧向前〈唐代胡化婚姻關係試論〉 ,則是利用敦煌戶籍、手實資料探討胡族婚姻形態對唐代百姓、氏族的影響。 書儀的研究主要有周一良、趙和平《唐五代書儀研究》 ,考證了敦煌書儀的源流、性質、類型和年代,並對書儀中保存的有關歷史、社會生活、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的資料做了深入的探討。趙和平《敦煌寫本書儀研究》 、《敦煌表狀箋啟書儀輯校》對敦煌文書中所保存的書儀寫卷進行全面細緻的校錄。 有關敦煌地方教育方面,主要有李正宇〈唐宋時代敦煌的學校〉對唐宋期敦煌的教育和學校的情況進行了考察;〈敦煌學郎題記輯注〉 ,則是搜集敦煌文書中的學郎資料。 法制方面,主要有劉俊文《敦煌吐魯番唐代法制文書考釋》 ,輯錄敦煌吐魯番出土的律、律疏、令、格、式、令式表等法典;和制敕、判、牒、案卷等法律檔案共 50 件,並對各件文書都進行了考證、校補和箋釋。此外,有樓勁〈伯 2819 號殘卷所載公式令對於研究唐代政制的價值〉 、趙和平〈敦煌寫本 P.2481 號性質初探〉 、齊陳駿〈有關遺產繼承的幾件敦煌遺書〉等都是極具代表的論文。

  王永興〈論唐代均田制〉 、武建國《均田制研究》 、楊際平《均田制新探》 、朱雷〈唐代「均田制」實施過程中「受田」與「私田」的關係及其他〉 ,利用敦煌文書對均田制進行研究的主要論著。齊陳駿〈簡述敦煌吐魯番文書中有關職田的資料〉 ,對有關職田的文書做了介紹和研究。姜伯勤〈上海藏本敦煌所出河西支度營田使文書研究〉 ,論證該文書反映的是河西營田由兵屯向民營的轉折。

  唐耕耦〈唐代課戶課口諸比例釋疑〉 ,利用敦煌戶籍手實等資料對史籍有關課戶課口記載存在的問題做了解說。 財政方面,馬世長〈地志中的「本」和唐代公廨本錢〉 、吳震〈敦煌石室寫本唐天寶初年「郡縣公廨本錢簿」校注并跋〉分別考察了唐代公廨本錢。盧向前〈從敦煌吐魯番出土的幾件文書看唐前期和糴的一些特點〉 、楊際平〈天寶四載河西豆盧軍和糴會計文書研究〉 。朱雷〈敦煌所出「唐沙州某市時價簿口馬行時估」考〉 ,考察了唐代行、市制度及奴婢馬匹買賣的有關情況。盧向前〈唐前期市估法研究〉 ,探索了時估的制定與市估法的功能。 敦煌契約文書的整理和研究是這一階段社會經濟文獻方面的重要課題。

  沙知《敦煌契約文書輯錄》 、陳國燦〈敦煌所出借契年代考〉 、〈唐代民間借貸〉等論文,考出了一批借契的年代,並對民間借貸的類型進行了劃分。 利用敦煌文書進行軍事史的研究,主要有楊森〈敦煌研究院藏「北魏禁軍軍官籍簿」考述〉 、王永興《唐代前期西北軍事研究》 、黃正建〈敦煌文書與唐代軍隊衣裝〉 、王冀青〈唐交通通訊用馬的管理〉 、〈唐前期西北地區用於交通的驛馬、傳馬與長行馬〉 、盧向前〈伯希和 3714 號背面傳馬坊文書研究〉等則是有關馬政、馬坊的考察。 王永興《唐勾檢制研究》 ,則據有關唐代勾官和勾檢制度的記載,考察了唐代中央到地方的勾檢制及其實行情況。孔祥星《唐代里正》 ,據敦煌吐魯番文書等有關資料考察了唐代里正職責與作用。趙呂甫〈從敦煌吐魯番文書看唐代「鄉」的職權地位〉 ,探討了唐代鄉的行政職能。 語言文字方面,利用敦煌的語言文字資料進行整理與研究,成績斐然。在敦煌俗字研究方面,有張涌泉《敦煌俗字研究》 ,主要論述敦煌俗字的研究意義,分析敦煌俗字的類型,並附敦煌俗字匯考,以便檢索查考,是一部理論與實用兼具的工具書。詞語解釋方面,有蔣禮鴻《敦煌文獻語言詞典》 。

  語法研究則有吳福祥《敦煌變文語法研究》。 字書方面周祖謨〈敦煌唐本字書敘錄〉 ,對敦煌本字書進行系統的研討,他認為敦煌遺書保存的許多種唐代雜字書,分為童蒙誦習書、字樣書、物名分類字書、俗字字書,還分別就字書年代、撰者身世,寫本源流作進行考探。 韻書方面,有周祖謨編《唐五代韻書集存》是敦煌韻書輯錄的集大成。收錄的韻書包括唐五代的敦煌寫本和刻本 30 種,依次編為七類,並作出簡要的校記和考證,是音韻學史的重要著作。 音義書的整理與研究,則有張金泉《敦煌音義匯考》收錄了敦煌寫卷中的音義書及注音寫卷含四部書音義、字書音義、佛道書音義共 33 種。是周編之後另一資料大成。 唐五代西北方音的研究,有張金泉《敦煌俗文學中所見的唐五代西北音韻類(導言)》 ,利用敦煌文學作品研究古代口語和方音的寶貴資料,通過韻文用韻的變化,全面地整理和分析當時的韻母系統。孫其芳〈敦煌方音釋例〉 、〈敦煌方言釋例〉 ,分別從古敦煌所在地河西方音、方言的特殊語言現象進行曲子詞校釋。

  有關少數民族文字方面,有耿世民《敦煌突厥回鶻文書導論》及相關論文,全面介紹了敦煌突厥回鶻文獻的內容及其研究情況。季羨林《敦煌吐魯番吐火羅語研究導論》及相關系列論文,考察了吐火羅語的發現、資料內容、價值和研究方法,並探討了吐火羅語兩個方言之間及與其它語言的關係。 文學方面,無論總體理論或個類文學的探討也都大有進展。總論方面,周紹良《敦煌文學芻議》 ,對敦煌文學的範圍進行全面的探討,主張參照《文選》的分類法,把敦煌文學作品按文體歸納為三十類。

  顏廷亮等主編《敦煌文學》 ,則是實踐此一概念而編的敦煌文學理論之作。其後又由顏廷亮主編集體撰寫《敦煌文學概論》 ,對前書加以改進,並以文學史的手法進行內容的充實。成為目前大陸地區敦煌文學總論集大成之作。

  敦煌變文方面,周紹良、白化文《敦煌變文集補編》 ,則是輯補敦煌變文的又一次結集,共錄新發表 9篇,補校 6 篇。二人合編的《敦煌變文論文錄》 ,共收入有關變文研究的通論和作品研究的論文 60 篇,充分反映出敦煌變文研究的歷史脈絡。郭在貽《敦煌變文校議》則在變文文字語詞的校 ?q上有所表現。

  注釋方面主要是項楚《敦煌變文選注》;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 對敦煌變文的概念進行探索,產生重大影響的則推張鴻勳〈敦煌講唱文學的體制及類型初探〉 ,針對《敦煌變文集》所收作品的稱名與分類進行檢討,提出新的主張。依據作品從體制、淵源、流變、題材、語言、風格、演出等方面加以分析,而分為詞文、故事賦、話本、變文、講經文等五類,及押座文附類。此論一出,咸以為新說而蔚然成風,影響至巨,大有取代以變文稱呼敦煌講唱文學之勢。

  朱雷〈「伍子胥變文」 、「漢將王陵變辨疑」〉 、〈「李陵變文」 、「張義潮變文」 、「破魔變」諸篇辨疑〉等,利用敦煌變文進行歷史學的考察,發掘有關歷史的資料,則又是文史結合的一大特色。 至於利用變文資料,以民間文學、主題學、比較文學的方法進行研究的,成果亦有可觀。主要有高國藩《敦煌民間文學》 、張鴻勳《敦煌話本詞文俗賦導論》 、朗吉的〈敦煌漢文卷子「茶酒論」與藏文「茶酒仙女」的比較研究〉等,在研究方法與結果,均有相當的影響。 敦煌歌辭方面,任半塘《敦煌歌辭總編》全面搜羅敦煌曲子詞計一千二百六十餘首,校勘探考,並附己見,徵引宏富,為研究者提供寶貴的資料。項楚《敦煌歌辭總編匡補》則多所匡正。王昆吾《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研究》則利用敦煌講唱及佛教歌唱等資料結合隋唐五代各有關雜言歌辭進行統整研究。 詩歌方面,王重民《補全唐詩》 ,陳尚君《補全唐詩》則是集大成之作。柴劍虹〈敦煌唐人詩集殘卷伯二五五五初探〉 、〈敦煌唐詩文集殘卷伯二五五五補錄〉等,則是敦煌殘存唐人詩作研究的代表。詩歌綜論則有項楚《敦煌詩歌導論》。 白話詩人王梵志的詩作是此階段的熱門論題。主要有張錫厚《王梵志詩校輯》 ,網羅敦煌本王梵志詩集以及散見的佚詩進行全面的整理,計輯錄詩作 336 首,為研究者提供了較為完備的王梵志詩的資料。項楚《王梵志詩校注》及系列論文,除更正確的校訂注釋外,對王梵志詩的來源考索尤深。

  四部典籍方面,主要有吳福熙《敦煌殘卷古文尚書校注》 、王素《唐寫本論語鄭氏注及其研究》 、李方《敦煌論語集解校證》 、王恆杰《春秋後語輯考》 ,郭鋒〈敦煌寫本「天地開闢以來帝王紀」成書年代諸問題〉等。對敦煌文獻中的碑文、墓志銘和邈真贊等人物傳記資料的整理,有鄭炳林《敦煌碑銘贊輯釋》及姜伯勤、項楚、榮新江《敦煌貌真贊校錄並研究》考釋詳實,錄校精細。 宗教方面,由於政策問題,宗教方面一直缺乏研究,近年始稍有觸及。李正宇的《敦煌地區古代祠廟寺觀簡志》 ,根據敦煌文獻考察敦煌地區的古代祠廟,提供研究敦煌地區宗教史的基礎材料。

  有關佛教研究方面,佛教史主要有楊富學《佛教在回鶻中的傳播》 ,利用敦煌文獻探討佛教在回鶻的興衰。謝重光〈吐蕃占領期與歸義軍時期的敦煌僧官制度〉 ,利用敦煌文獻研究佛教的僧官制度。 寺院經濟研究,主要有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戶制度》以研究敦煌寺戶制的各種表現形態及其衰落演變為中心,並涉及敦煌佛教史的相關問題,是寺院經濟研究的經典之作。郝春文亦有系列研究,如〈唐後期五代宋初沙州僧尼的特點〉 、〈唐後期五代宋初沙州的方等道場與方等道場司〉 、〈唐後期五代宋初沙州僧尼的宗教收入〉等,對沙州僧的出家、受戒、生活狀況、宗教活動、宗教收入等進行了系統考察。

  又郝氏《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會生活》則是對此一時期敦煌僧尼社會生活較為全面的考察,又《敦煌社邑文書輯校》則是文本的校錄。唐耕耦〈敦煌寺院會計文書〉等,則是對敦煌寺院入破曆、常住什物曆等會計文書做了綴合、復原和研究。 姜伯勤《敦煌藝術宗教與禮樂文明》「宗教篇」及相關論文,探討了禪宗在敦煌的流傳、律宗在敦煌的傳承及敦煌佛教的中國大乘佛教特色等。 佛教文獻方面,方廣錩主編的《藏外佛教文獻》(一至六輯)是大正藏古逸部後,有關敦煌佛經整理校錄的新成果。

  方氏《佛教大藏經史》及相關論文,則是利用敦煌文獻與傳世資料、金石資料,系統的考察漢文大藏經的形成與發展過程。又方氏《敦煌佛教經錄輯校》則是全面整理敦煌文獻中的佛教經錄。

  郭朋《壇經校釋》 、楊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壇經》 ,鄧文寬《大梵寺佛音─敦煌莫高窟〈壇經〉讀本》 ,周紹良《敦煌寫本壇經原本》等,均對敦煌本《壇經》進行了校釋。榮新江、鄧文寬《敦博本禪籍錄校》係對敦博本 077 號〈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等五種禪籍整理。杜斗城《敦煌本〈佛說十王經〉校錄研究》對敦煌本《佛說十王經》進行校錄外,並探討了有關地獄問題。 道教史方面,朱越利《道經總論》的〈敦煌道經〉對敦煌的道教經典作一總觀;姜伯勤《敦煌藝術宗教與禮樂文明》「宗教篇」及相關論文,討論了敦煌的中國道教精神。劉屹〈敦煌十卷本「老子化胡經」新探〉 ,將十卷本現存的四殘卷作為一個整體來考察,並探討了《化胡經》的發展與李唐皇室的關係。 摩尼教方面,主要有林悟殊《摩尼教及其東漸》和《古代摩尼教藝術》 ,對敦煌本漢文摩尼教殘經進行了綴合、定名、定年和細緻的校勘,並對摩尼教入華年代進行論證。 科技方面,鄧文寬《敦煌天文曆法文獻輯校》 ,對敦煌文獻中的曆法資料進行精細的校錄與深入的研究。季羨林〈一張有關印度製糖法傳入中國的敦煌殘卷〉 ,則是據敦煌文書中的《西天五印度製糖法》 ,探討甘蔗的種類與製糖方法。 敦煌醫藥文獻的整理研究也取得明顯成果,如馬繼興主編《敦煌古醫籍考釋》 、趙健雄等編著《敦煌醫粹-敦煌遺書醫藥文選校釋》 、甘肅中醫學院圖書館古籍文獻室所編《敦煌中醫藥學集錦》 、叢春雨《敦煌中醫藥全書》 、馬繼興、王淑民、陶廣正、樊飛倫《敦煌醫藥文獻輯校》等論著及校錄。 石窟藝術方面,此一階段最為突出的乃在於莫高窟史的研究。

  主要有史葦湘〈絲綢之路上的敦煌與莫高窟〉 、〈世族與石窟〉 ,詳細論述莫高窟興衰歷程與演變的歷史背景。施萍亭〈建平公與莫高窟〉 ,據敦煌寫卷題記與石窟題記確定第 428 窟為建平公窟。賀世哲〈敦煌莫高窟供養人題記校勘〉 ,據供養人題記與敦煌文獻、碑刻等,對莫高窟部分洞窟的修建年代進行考證。賀世哲、孫修身〈瓜沙曹氏與莫高窟〉 ,探討曹氏時期洞窟的窟主和修建年代。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利用敦煌文書中的造像功德記等相關文書,及石窟考古學的成果,結合供養人題記等資料,考定洞窟的年代和施主;同時對佛教石窟的起源、莫高窟佛教活動等問題進行深入探討,是此一論題的最新成果。

回上層